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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评点楚辞是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和最富生命力的文学形式之一，以屈原的创作为主流标志的楚辞作品，不但将楚国的诗歌推向了中国先秦文学的顶峰，也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开启了崭新的一幕。正是屈原那澎湃难抑的发愤抒情，才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波澜激荡的不朽华章。它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熏染与人格震憾力，使无数文人骚客为之倾倒称叹，而其中所蕴含着的深邃的情感力量与文化积淀，更为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增添了瑰丽的浪花。下面就楚辞的艺术成就从几个方面进行简略的评述。首先表现于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毫无疑问，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但是这样的创作是与屈原个人的生活际遇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屈原首先是作为一名政治家走上战国时期错综纷杂的历史舞台的，面对腐朽没落的楚国贵族势力，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狷介性格与之顽强不懈地抗争，始终不肯屈服。当政治斗争转向失败，政治生涯落入低谷时，他仍然坚持“苏世独立”的高尚节操，表现出异常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与自我形象的保护意识，从中可以发现诗人主观情感世界是何等的深挚而丰沛，只有经过充分的渲泻之后，才能将此升华为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杰出的艺术表现才华和崇高的人生品格，才使屈原怀有一种较常人炽烈得多的历史责任感与承担历史命运的高度自觉性，从而将他自身的人格精神完美地结合于文学的创作过程中，由此迸发出堪与日月相辉映的奇异光彩，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二表现于艺术形式的开拓性。楚辞这样一种磅礴沉郁、新奇惊绝的文学形式，仿佛是突如其来的击雷闪电降临在战国时代的文学领地之上。而其实，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都有它自身所需要的土壤与氛围，应该说楚辞的诞生是春秋至战国数百年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那个时代南北文化不断交融影响的结果，而其中最具直接影响作用的则是已经长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诗歌作品《诗经》，只是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异变的形式罢了。楚辞在艺术形式上完全突破了《诗经》旧有的样子，以煌煌雄浑的创制取代了前者“短章复沓”的模式，将诗歌所承纳的文学容量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尤其是在句式上，楚辞打破了惯常以四言为主的写作形式，代之以长短兼糅、长句为主的风格，几乎运用了以往诗歌的所有句式，灵活地使用语助词“兮”字，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句式，使之趋于富有变化和节韵。另外，楚辞还大量地将方言口语融入诗句之中，极大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容量和文学意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概括力。其三表现于艺术手法的多样性。楚辞作品特别是屈原的作品，一个十分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广泛运用。浪漫主义是屈原文学创作中带有总体性特征的精神内核，它在屈原作品中一直占据着主导性地位。究其原因，大致是由于屈原在现实社会中屡遭挫折，长期无法实现他胸怀中纯真完美的政治理想，转而希望彻底摆脱现实的沉重束缚，去寻找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不拘，在充满情感激荡的憧憬之中完成他对痛苦与失望情绪的超越。因此，他的想象才如此地不受时空的限制，在那份自己营造的空间、无限的世界中创造出了无数奇诡艳丽的艺术形象，把人神鬼怪自然地融合在艺术表现的境界中，使读者在几近荒诞诡谲的意境体验过程中领略到诗人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与精神追求的桀傲不羁。因而我们既可以说它是创造了超越现实的浪漫，又可以说是造就了充满了浪漫的现实。与此同时，作者还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摆脱了《诗经》中仅将比兴作为赋的补充手段的创作传统，从而使比兴真正从赋中独立出来，通过主动运用比喻和象征，创造出许多新鲜感人的审美意象，从另一方面更增添了作品的浪漫色彩。其四表现于艺术发展的连续性。在楚辞创作中，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相当高超的艺术创造性，而在其身殁之后，楚辞这种文学形式并未因此被划上一个终止符，以至成为文学圣曲中的绝响。继之而起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顺其自然地承担了楚辞创作的时代使命，将这个新兴的文学形式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下去，并与屈原的感愤抒情的精神特质相契合，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时代，并以此为标志，中国文学的发展开始具有了它自己独立的品格。其中，宋玉的创作实践，不但将旧有的楚辞形式进行了更为宽泛的拓展，而且创造性地确立了楚赋的地位，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富有个性的发展与完善，并更加注重培养文学的审美意境，为整个楚辞文学的深化注入了活力。及至两汉时期，文人对骚赋体作品极为重视，创作了一批介乎于楚辞与汉赋风格之间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既为当时的的新兴文学体裁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同样也为楚辞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格，增添了份量。通过楚辞的滋养，赋体文学愈发显示出其不可磨灭的艺术魅力。名著通览大约两千多年以前，在中华文明耕耘播种的丰土沃壤之上，当以黄河流域为文化背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艺术特征的文学鸿篇《诗经》诞生300 余年之后，以长江流域为文化背景，以浪漫主义精神为艺术特征的另一朵文学奇葩——《楚辞》，在诗苑中翩然绽放开来，同时以它特有的磅礴气势和艺术魅力在我国古代诗歌园圃中浓香四溢，独擅风采，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光辉典范。与诗园经典《诗经》共同构建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两大不朽源头。从此， 在我国文学史的巍峨殿堂上，形成了双珠竞彩、“诗”、“骚”合璧的灿烂景观。两千多年来，《楚辞》始终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长盛不衰，而它对后人的影响，则已显然超出文学的范畴，被涵纳在文化发展史的广阔空间背景里，而且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化也已在世界范围内显示了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以下，试从几个主要方面，对《楚辞》进行简略的介绍。《楚辞》的名称“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中的张汤传称：“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不过这里的“楚辞”也还不是作为专书的名称出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称：“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乃作《怀少》之赋。”《汉书·艺文志》亦记：“屈原赋二十五篇。”这样的记载至少说明“赋”的称法在汉代是比较普遍的。不过，如果从渊源上考查， 还是“辞”之名为最早的提法，这也可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找到线索：“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代班固作《离骚》赞序时讲屈原的创作契机是“明己遭尤作辞也”，继而解释说：“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看来，较为合乎情理的结论是，“辞”当为战国时期，楚国在诗体上的一种固有称谓。秦灭六国，重点表现为军事上的成功，在文化上的影响十分有限，“辞”体作品不称于世，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汉代推崇黄老之学，老子出身楚国，楚地文化受到统治阶层的一致重视，“辞”体作品也随之得到青睐。汉初的几个皇帝都有过“征天下能为楚辞者”的记载，汉高祖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皆类于楚声，这对《楚辞》的流传产生了重要作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一种文体，实际上它是脱胎于楚辞的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之所以讲“屈赋”或“楚赋”，大概是照顾到汉人的习惯，只是形式上的一种便称。由于赋体与辞体渊源上关系密切，所以辞赋连称在汉代并无不妥。而且汉初有所谓“骚体赋”，几与楚辞相当。随着汉赋的成熟，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辞体作品，便被逐渐还原为它本来的样子。“楚辞”一语，始成定称。《楚辞》的背景“楚辞”是战国时期在我国南方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经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的问世，最终形成了一代丰富而完整的文学样式。从作品的表现形式来看， 《楚辞》绝然不同于此前出现的《诗经》。按说战国时期激剧动荡的社会背景，为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提供了充分可能， 《楚辞》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受前者的重大影响。可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影响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两者的不同却更为明显和强烈。《楚辞》以鸿篇长句见称，且绝少章句重复，里面包含有大量带有楚地巫风与神话色彩的文学意蕴，其篇章内容含量的丰富性，句法组织的灵活性，都非《诗经》所可比拟。这不禁使我们对孕育这种特殊体裁的楚地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华文明历程的时间表上，楚地是一个文明发展较晚的地区。春秋早期，它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经过数百年战争兼并，楚国势力急剧膨胀，至战国时期，已跃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不但在疆域上称雄四方，而且民族成分的复杂程度也为其他诸侯国所不及。不过当时楚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状态，因此，楚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制度上，都与中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制度、文化的滞后，使楚国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人们相对淡薄的宗法思想、礼教观念以及伦理意识，为宗教风习的流播，培养了深厚的情感基础。非理性的精神质素与浪漫不羁的直觉心态相契合，自然和谐地将楚地杂陈遍布的巫术、神话、仙道内容糅合为一个整体，转而注输到楚人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给楚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诱发出变幻多姿、浓郁艳丽的文学意象。当然，这种文学意象是通过不断吸收已经存在的风格多样的“楚语”、“楚声”、“楚歌”、“楚调”的基础上而完成的。宋代学者黄伯思曾总结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 纪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诚如此说，《楚辞》中许多远古社会的遗风余绪，特别是洋溢着炽盛的巫风气息的篇章，便寻找到渊源上的归属。《楚辞》的收集“楚辞”虽然创成于战国时期，但它最初流传的情形，估计还是以单篇的形式出现的。近年来，在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另据有关学者考证，在此之前，楚国的宋玉曾辑《离骚》、《九辨》成书，堪称是《楚辞》结集之滥觞。关于汉代收集《楚辞》的情况，则有《汉书·地理志》为我们提供大概：“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上文列述了两个主要的收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这里有一位重要人物，即枚乘。目前， 文学史上以枚乘和他的《七发》作为汉赋正式产生的第一位作家与第一部作品，而严夫子即庄忌（“庄”因避汉明帝讳而改作“严”），是现行本《楚辞》中《哀时命》一篇的作者， 他的儿子正是庄助。庄氏父子对《楚辞》的兴趣相当浓厚。后来，庄助和朱买臣先后因精通《楚辞》而见幸于汉廷，与此关系甚密。由此可见，吴地在《楚辞》的收集活动方面成效十分卓著。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刘安本人创作过《离骚传》，他的属地以寿春为中心，这是楚国最晚建立的国都所在地，作为楚国故地，想必在收集楚地旧辞方面有许多便利的地方。经过这两方面的积累，再加上汉代高层统治者对《楚辞》的大力推崇，《楚辞》一类的作品在汉初的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可能范围内的复原。《楚辞》的篇目据载，淮南王刘安曾取宋玉辑本为底本，增入《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诸篇，并附自创《招隐士》1 篇，合计9 篇，奠定了《楚辞》的大体规模。西汉刘向编校《楚辞》时，又补《招魂》、《九怀》、《七谏》等篇，附己作《九叹》1 篇，共计13 篇。此后，又经人陆续添入《哀时命》、《惜誓》、《大招》3 篇，成16 篇。东汉王逸据16 篇，再编入自己的《九思》一篇，终成17 篇，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7卷本的《楚辞章句》。因刘安、刘向诸本久已失传，故此王逸的《章句》本便成为最早最完整的读本。王逸在《离骚后序》中说：“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16 卷。”这16 卷中，他可以断定是屈原作品的有7 卷25 篇，计：《离骚》1 篇《九歌》11 篇《天问》1 篇《九章》9 篇《远游》1 篇《卜居》1 篇《渔父》1 篇另外九卷根据王逸说法，分别是：《九辨》1 篇，宋玉作《招魂》1 篇，宋玉作（司马迁则认为是屈原之作）《大招》1 篇，或为屈原作，或为景差作（朱熹以为属景差，从词采看，当非屈氏之作）《惜誓》1 篇，或为贾谊作（其实已可肯定为贾谊之作）《招隐士》1 篇，淮南小山作《七谏》7 篇，东方朔作《哀时命》1 篇，严忌作《九怀》9 篇，王褒作《九叹》9 篇，刘向作《楚辞》的作者楚辞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其最重要的开创者和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当首推屈原。从现存的楚辞作品来看，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出其右者。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质量上，他取得了无人能够匹及的卓越的艺术成就，使其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乃至文学史上最具艺术创造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巨擘之一。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司马迁称其为“楚之同姓”（《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大致出身于和楚王同姓的贵族阶层。根据今人胡念贻先生的考证，其出生年代约为公元前353 年，他年轻时曾得楚怀王信任，被任命为左徒， 史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同上）。后来上官大夫嫉恨他的才能，进谗怀王，使其见疏，改任三闾大夫， 掌楚王族三姓，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展现文学才华的契机。从此，楚国的政治也步入了一个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的时期，楚国在与秦国多次的冲突较量中，始终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屈原本人由于横遭贬斥而被迫离开郢都，谪居汉北。此时他怀着满腔积愤创作了不朽的名篇《离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 年），秦军伐楚，秦昭王约请怀王在武关相会，怀王受骗入秦，三年后客死异地。随后，楚顷襄王即位，对待屈原一仍其旧，十分冷淡，在令尹子兰的唆使下， 上官大夫再次进谗加害，终致将屈原放逐到江南一带，使其政治生涯彻底断送在旧贵族势力的联合夹击之中，而此际的楚国更是势若累卵，岌岌可危。顷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8 年），楚都郢被秦攻破，楚国陷入空前的灾难，屈原辗转于沅、湘一带，所谓“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同上），最后行至汨罗江畔，在极度悲愤和绝望中，自沉江中，其时约在公元前277 年～前276 年间。屈原政治生涯的不幸反过来造就了他文学事业的辉煌，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因此，他的诗篇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显示出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凝重的基调。这无疑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的特征。继屈原之后，最有影响和富于个性的楚辞作家是宋玉。宋玉也是楚国人，生卒年代史载不详，主要活动于顷襄王在位时期（公元前298 年～公元前263年），王逸称他是屈原的弟子，实际上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据说他在相貌和仪表上很出众，而且辩才过人，估计做过小臣，长期不甚得志。他的辞赋颇得顷襄王的喜爱，但由于周围小人的排挤，连小臣的地位都没有保住，以至潦倒终生。宋玉一生创作颇丰，《汉书·艺文志》载有16 篇，而《楚辞》中收录的可以确定为其作品的只有《九辩》1 章9 篇，在写作方法上借鉴了屈原的艺术表现手法。宋玉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赋”体作品的开创上。他在政治上虽未像屈原那样抗言直谏，却亦能够保持超然独处，养成了孤傲自负的个性，在艺术上，他的才华又是显而易见的，其传世的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在后世影响极大。如果仅以文学创作本身而论，他在继承和发展屈赋的基础上，创作了更具文学特征的作品，这一点是他超越了前人的地方。后人在讲楚辞时，往往有屈宋并称之说，原因即在于此。景差，是与宋玉大致一个时代的人，亦曾列官于楚顷襄王。具体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但其好辞赋而师法屈原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他曾与宋玉、唐勒同时称名于楚国的文坛，在艺术成就上则远逊于屈宋。贾谊（公元前 200 年～前 168 年），西汉人。汉文帝时， 受人荐举，被召为博士，官至太中大夫。他本想有所作为，却受朝中大臣忌害，遭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改为梁怀王太傅。后梁怀王不慎坠马而亡，贾谊因此自伤不已，自叹为傅无状，忧愤成疾，抑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汉书·艺文志》载其作品58 篇，其中辞赋 7 篇，《楚辞》中收录了《惜誓》1 篇。淮南小山，此处“淮南”指当初淮南王刘安，“小山”者史载不详，王逸称“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一般认为，淮南小山未必是作者的名号，或可解释为刘安门下的宾客。《楚辞》存录其《招隐士》1 篇。东方朔（公元前154 年～前93 年），字曼倩，西汉人。武帝时上书自荐，令待召公车。为人滑稽诙谐，虽被作为倡优看待，却敢于直言极谏，但始终未得重用。《楚辞》存《七谏》1 篇。庄忌，西汉人，生卒年代不详。好辞赋，初仕于吴王刘濞，与邹阳、枚乘等以文才见称，后从梁孝王游，受到器重， 号严夫子。《汉书·艺文志》载其赋24 篇，现仅存《哀时命》1 篇。王褒，字子渊，西汉人。汉宣帝时受益州刺史荐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多次从帝游猎。后太子得病，宣帝命其前往益州行祭金马、碧鸡二神，病死道中。《汉书·艺文志》载其赋16 篇，今《楚辞》存《九怀》1 章9 篇。刘向（公元前79 年～前8 年），字子政，西汉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为官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在古籍整理方面成就最大。《汉书·艺文志》载其赋33 篇，《楚辞》存《九叹》1 章9 篇。王逸，东汉人，生卒年代不详。汉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由于著有《楚辞章句》而称名于世，同时亦将自己的拟作《九思》收录其中。《楚辞》的研究关于楚辞，可以说自其问世之始，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因此对它的研究从来是代不乏人，形成了诸多流派大家，造就了蔚为大观的一门自成体系的“楚辞学”。按照今人王仲番先生的提法，可以把古代的楚辞研究分列为五大流派，即训诂派、义理派、考据派、音韵派、词章派。而姜亮夫先生则归纳为四大类别。其一义理类，亦称辑注家，即在训诂的同时更注重解题，是楚辞学史上影响最大、成就最著的一类，重要代表如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等。其二音义类，主要从字音方面入手，以求正确的训诂，如隋代道骞的《楚辞音》（残卷）、明代陈弟的《屈宋古音义》、清代江有浩的《楚辞韵读》等。其三考证类，如晋代郭璞的《楚辞注》（今已不存）、宋代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清代胡文英的《屈骚指掌》等。其四评论类，如西汉刘安的《离骚传》、明代蒋元翘的《七十二家评楚辞》等。五四运动以来，楚辞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研究者逐渐摆脱了儒家传统观点的框框，力求从文学的角度，以唯物的方法来看待楚辞这部传世千古的经典作品，打破了传统楚辞学研究的旧有体系，并且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横向与纵深相互融合的研究规模，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为楚辞学在世界文化研究中成为显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兹仅就古代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进行扼要的介绍。《楚辞章句》，17 卷，东汉王逸著，该书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楚辞》注本。前有总序，每篇均有小序，阐明各篇题旨，然后逐句解释。作者比较熟悉楚国的方言名物，其中不少见解至今具有重要影响，是今人读解《楚辞》的首选文献。同时，它保留了许多汉代研究《楚辞》的成说，几乎是当时研究成果的总汇，对后人大有裨益。《楚辞补注》，17 卷，宋代洪兴祖著。此书根据王逸的《章句》本逐篇补注，征引浩繁，多有阐发，且校勘甚为精到， 考订了千余年来文字上的错讹脱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楚辞集注》，16 卷，宋代朱熹著。其中《集注》8 卷、《辩证》2 卷、《后语》6 卷，以王逸《章句》为底本删《七谏》以下四篇汉人拟作，增补入贾谊《吊屈原》、《鸟赋》两篇，依《诗集注》体例，每四句为一章，始注字义，后释章旨，是一部较有系统性的注释之作。并且作者是以理学家的身份来评注《楚辞》的，对后世的影响颇重。《楚辞通释》，14 卷，清代王夫之著。王氏自称生于屈子之乡，在明末抗清运动中屡遭坎坷，故有许多共鸣。每篇皆有题解，并采取分段释文的方法。由于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所注之文对后代颇多启发。《山带阁注楚辞》，6 卷，末附《楚辞余论》卷、《楚辞说韵》2 卷，清代蒋骥著。此书属清代考证《楚辞》的开创性之作，搜罗丰赡，考证详实，极受后世重视。《屈骚指掌》，4 卷，清代胡文英著。此书在注释上用力甚勤，见解通达，注语十分简洁明快，提纲挈领。《屈原赋注》，12 卷，其中赋注7 卷、《音义》3 卷、《通释》2 卷，清代戴震著。考证精详，尤重名物训诂，而对文章大旨则较少论述，是清代乾嘉学派在《楚辞》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楚辞》的读本《楚辞》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中的一门显赫之学。我们在大致了解了古代对楚辞研究的情况之后，如果打算从一般的角度，对现存的楚辞作品进行阅读的话，可以参考如下一批由现代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楚辞入门》，梅桐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该书共分7 章，对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浅出，体系完整，特别是对近年来的楚辞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楚辞全译》，黄寿祺、梅桐生合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全书收录了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全部作品，是目前最全的楚辞注释本。该书每篇均有详细的题解，既有通俗性，亦具学术性。《楚辞今注》，汤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 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一种，每篇均有题解，注释简明。《楚辞今译讲录》，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 年版。姜先生被誉为现代楚辞学大师，是现代楚辞学研究专家中著述最丰者。此书共分12 讲，观点明确，篇幅不大，简明扼要。《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 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重印。全书分为5 部分，即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是一部反映自汉以来各代学者研究考订楚辞成就的目录学著作。《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该书作者为姜亮夫的学生，是前书的续编，体例如旧。《屈原赋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 年修订本。该书对屈原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共计25 篇，是当代《楚辞》注本中的权威性读本。《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特点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来翻译古代名作，译文相当精美，是现代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文。《屈原赋今译》，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 年版。该书依照《屈原赋校注》的篇目，译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译法十分独特。《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 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一种，吸收了大量现有成果， 考证精当。《楚辞·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处？惠气安在？何合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昆仑县圃，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我认为这个步骤做最大的意义就是对后世的文学影响非常的深远，不仅开启了后世的附体，也影响了后代的散文创作，对我国诗歌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楚辞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 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包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得到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蒲松龄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显然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