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yong0910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新课标高中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改革稳定任务，中国人民同心协力、锐意进取，继续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交工作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第一个压力，来自国内迅速上升的民·族·主·义。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调度得当，将成为团结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部压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核心角色的源泉；反之，它可能迫使决策部门在有争议的所有国际争端和事态上采取强硬立场，从而失去国际战略运筹所需的回旋余地。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的、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时坚守谦虚谨慎、开放学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第二个难关，是在全球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处置棘手的海洋主权纠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效，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中国所在西太平洋区域，包括了数量繁多、情况复杂的海洋纠纷。单是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就存在八个分歧点，其中一部分处于激化或僵持状态。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和诸多媒体，在综合国力强盛的背景下，对各种“挑衅方”越来越难以忍受，要求政府和军方采取手段予以惩罚、收复失地。这是一种大考：新领导人能否在内外严峻压力下，显示力量和智慧，在捍卫自身权益、安抚国内公众的同时，为各种国际海洋纠纷提供中国式方案或启迪？由此涉及第三个挑战：如何对待美国“重返亚洲”和“战略再平衡”等态势，使之不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实现的“绊脚石”。美国那一头，对华方针存在明显的两面性、摇摆性：当中国崛起壮大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高边疆、高科技取得重大进展时，美国人的疑虑和防范就会增加；但今天的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民间交往远比美苏关系深厚，加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遇与治理难题，也给中美关系增加了互需互利的内涵。这是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定型的重要理由。第四个挑战：如何妥善应对分·离·主·义势力在中国边疆民族区域的蔓延，同时巧妙处理相关的国际压力。这与中国国内复杂的民族矛盾有关，也同国际范围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从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情况比较而言，处置这类纠纷及诱发的国际矛盾，是一个棘手任务，弄不好就造成动荡不定的内外恶果，乃至打乱原有战略日程、延缓强国富民的步伐。须承认，这些年来内地与边疆民族区域的差距在扩大，加上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区域“三股势力”的外溢，高层处理问题的难度在增加。从国际战略角度观察，第五个挑战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对外依赖。现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国，能耗快速上升难以避免，而中国自身化石能源储量和产量只能满足这种巨大能耗的一部分，新能源增长虽快但比重仍小，缺口不得不依赖从外部进口。如何保障这种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在国内节能降耗、调整产业布局，在对外战略和布局上做出调适，对威胁能源通道和供应的外部不测事态做好预案，成为新的难题。第六个大的挑战，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现在国内普遍觉得政府对外交涉时太软，国外却广泛认为中国变得强硬；中国百姓感觉幸福感不强、对于分配不公有诸多抱怨，而外国多认为中国人钱多到用不完、却在国际范围“搭便车”。这种不断扩大的认知反差，对决策方向构成对冲性压力。不管有多少偏激的成分，社会情绪及怨言的增多，要求中国政府加快解决收入差距、遏·制·腐·败和推进政改。国外方面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因为嫉妒和担心中国的强大，有的是缘于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有的是由于中国外宣存在问题，有的缘自国内规章不合国际规范。同理，克服或缓解这种认知误区，乃紧迫而严峻的使命。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确定自身在全球高地上的方位，维护不断增长并国际化的国家利益，根据国内外需求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与一般国家不同，中国如此巨大规模、市场以及独特而成系统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各级政府不自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当下迫切的国内事务上。与许多新兴大国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制度及政治文化同欧美主宰下的国际体系存在差异和摩擦，中国缺乏在“异样”的环境中提供导向的经验和技术。中国现在有了不断增多的全球利害关系，但全球政治角色（包括提供的政治价值）不太明晰，全球安全目标和策略不太连贯。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将停留在单向度全球大国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