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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展历史：从秦朝开始，封建王朝相继更迭，一直到1911年清朝的灭亡，前后共计二千一百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统一时期的政治中心，虽然有过几次迁移，但是真正称得上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政治中心的，只有两个，在前期是长安，在后期就是北京。从十世纪开始，北京在全国中的政治地位，巳经日见重要。首先是辽朝在这里建立了陪都，也就是它的第二政治中心，叫做燕京。相继兴起的金朝，又在这里正式建立都城，改你中都。燕京和中都，都是在古代蓟城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其位置相当于现在北京市内的西南部分。另外金朝还曾利用当时城北的一带湖泊，兴建离宫，其中心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城内北海公园湖泊东岸和靠近东岸的琼岛一带。到了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相继在这里建都的时侯，又以金朝卿宫的旧址为中心，经过全面规划，创建了一座新城，命名大都。大都城开始兴建后七年，欧洲中世纪有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他对大都城规模的宏伟和布局的严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后来他在《游记》中所极口称赞的汉八里城(Kbanbalig意即大可汗之城)。大都建成后不到百年，元朝灭亡，十五世纪初明朝经过重新设计，又进一步改造了大都城。十六世纪中叶加筑外城，清朝因袭不变。这就是保留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古代北京长期演变的一个简单过程，这个城可以叫做旧北京城。这个旧北京城具有完整的城市规划，它突出的特点，就是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以及建立在中轴线上的封建皇宫紫禁城。紫禁城四周绕以皇城，皇城外面又加筑大城。大城通称内城，因为包筑在它正南一面的还有外城。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从外城永定门(正南门)开始，向北经过正阳门(内城正南门，又称前门)、天安门(皇城南门），穿过紫禁城的正中心，越过人工培筑的景山中峰，最后止于内城北部两座造型稳重的大建筑物:鼓楼和钟楼，全长近八公里。紫禁城中全部宫殿建筑，只有象征封建皇帝权力中心的前朝三大殿和皇帝日常活动的后三殿，才被兴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他建筑，都严格按照对称排列的原则，布置在这条中轴线的左右两侧。不仅如此，就是紫禁城外为封建皇帝祭神的主要庙坛。例如天安门内东西两侧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官)和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永定门内东西两侧的天坛和先农坛，也都一律采取对称的方式排列在这条中轴线的两边，这些庙坛都是封建皇帝利用神权以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标志。 在决定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和紫禁城外最主要的庙坛建筑的全部布局之后，才规划了大城以内南北正交的街道系统，从而形成了旧北京城几何图案式的城市平面图。扩展资料：名称由来：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二十多个别称。燕都，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灭商以后，在燕封召公。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据说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幽州，远古时代的九州之一。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所治均在今天的北京一带。京城，京城泛指国都，北京成为国都后，也多将其称为京城。南京，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当时辽的首都在上京。大都，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北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灭掉元朝后，为了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将元大都改称北平。北京，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迁都城于此，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京师，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京兆，民国二年（1913年）废顺天府，翌年置京兆地方，直隶中央，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大部分地区，民国十七年（1928年）废京兆地方，改北京为北平。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京 
北京古城墙，目前可见到的城墙遗迹，只有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远古的城墙已没有了踪影。明代城墙最宏伟、最完整、最坚固。 金中都时候的城墙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扩建的方式是在原城址的基础上，在东、西、南三面全部加以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金中都是辽南京城的升级版，从此北京的城郭形式就基本上接近于正方形了。 据说为了扩建金中都，建城墙，当时动用了数十万劳动力，对于当时建城情景有这样的描述，“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原州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公元1215年，蒙古军队攻入中都，一把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月，金中都城从此全毁。到元代至明初其遗址还有残留，等到嘉靖时修筑外城以后，这些遗迹几乎全部消失。如今只有凤凰嘴村一带，还能够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土岗，那就是金中都城墙的遗痕。 元大都城没有在金中都基础上扩建，金中都毁成那样也没法再扩建了。于是元朝人只好在旧金中都城的东北处另起炉灶修建全新版的新城。新城的形状也是矩形，南北略长，东西略短。元大都的城垣都是由夯土板筑而成，其中有竖柱和横木用来加固城墙。这样的城墙，遇上雨天很容易被雨水冲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在城墙顶部用苇衣和管道防水。全新版的城，用的却是简易版的城墙，难怪明朝的时候非要拆它不可。元大都城一共有十一个门。现在建国门南侧的观象台，就是元大都城东南角楼的旧址。 明朝皇帝决定把现成的元大都拆了，要修建全新正式版的北京城。其面积为62平方公里。它把元大都城的北城墙往里缩了5公里，又把南城向南推进到前门一带。城门起名叫：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和阜成门等，这些名字到现在还在用，只是见不着城门楼了。明1564年，又修筑了包围在南郊外面的外罗城，也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北京外城。明朝时全城的中心南移。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为中轴线的起点。整个城墙围绕着中轴线呈现一种平衡对称的审美格局。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没有做新版，只是沿袭明代格局。和明代不同的，只在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方面。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顺治八年（1651），重修承天门，改称天安门。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北京作为封建王朝帝都的历史从此结束。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记》中对于当时的城墙有这样的描述，书中说当时的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它们“均有坚固之城墙环绕”，那时游北京者“定先登上城墙”，书的作者被“城墙之壮大所惊倒”并赞美说：北京的城墙“真正之金城铁壁”，站在城墙上“最能将北京之大观收入双眼，最引人注目者，乃城内中央与正阳门相接之皇宫。”
或许在北京，很多城市管理者的眼中，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是城市美化过程中的“绊脚石”。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和城管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一对“天生冤家”，彼此“斗智斗勇”，从经常性的“言语接触”，甚至发展到后来的偶尔“身体接触”（暴力对抗）。可以说小商贩常常是“不理解”城管的工作，而城管也“不信任”小商贩会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和谐因素”。于是问题常常就无法解决，或者说常常无法“和谐地”去解决。因为在现实中，“你查我跑、你罚我闹”，城管执法中因沟通不够、态度生硬而与小商贩造成矛盾的现象一直无法缓和。说到这里，戴斌老师不禁要问：“为什么小商贩和城管彼此之间为会出现这样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呢？”其实答案在于，小商贩和城管彼此之间常常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站在小商贩的角度，“违章摆卖”是“迫不得已”。因为除了违章摆卖，他没有其他的“出路”。因为“违章摆卖”“古往今来”就并非“暴利”行业，利润不高，暂未有“违章摆卖”而“一夜暴富”的例子。而且在利润不高的前提下，风险却极大，一不留神就有“全盘没收”的危险。或许戴斌老师要问违章摆卖者一句：“利润不高，风险极大，为何还要为之？”对曰：“不得不为之也，因为没有别的谋生之道。”当然，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站在城市管理者的角度，城管“严打”“违章摆卖”也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违章摆卖”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难题，如占道经营，妨碍交通；摆卖产品质量不易把关，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有时还会污染环境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对“违章摆卖”进行有序管理城管不可避免的执法义务。而“违章摆卖”小商贩的“复活”能力又是如此之“强”，常常是“野火‘刚’烧尽”，“春风吹又生”。因此，从城市管理的实际操作来看，不“严打”似乎是无法解决问题，于是“严打”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也就成为了城市管理者的一件“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综合上面观点，或许有人告诉戴斌老师，寻找谋生之道是个人责任，此不能成为“违章摆卖”的“借口”。诚然，此言不差。但我们的管理者在执法时，除了处罚之外，能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能否教育违章者除了“违章摆卖”外，尚有其他合法的“生财之道”？如果答案是可以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的管理者如何采用合理的方式去“教育”违章者的问题了。那么如何采用合理的方式去“教育”违章者呢?戴老师认为城市管理者首先要认识到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城市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更加宽容。要加大福利保障，使低收入阶层在不“违章摆卖”的前提下依然生活有“着落”；要加大对失业者的在职培训，使“无业者”有“职业”，而且是有比“违章摆卖”更好的“职业”，“人往高出走”，有更好的出路，没有会留恋“违章摆卖”的日子；要“禁”“限”结合，城市管理者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及“合适的地点”放开管制，让其在政府的指导下由“违章摆卖”变为“合法摆卖”。当然，除此之外，社会和舆论也要“宽容”看待城管的“执法难”，要理解城管的工作，同时又监督和督促城管工作方式的“合理”转变。其实更多时候，只需要相关的的各方彼此都“多一分宽容”，我们北京市的城市摊贩管理问题就一定能“和谐”解决。
北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时候，那时的燕国就在这里建起了城墙，从此开创了北京城墙文化的历史。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北京城墙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不断被延展着、变化着、丰富着。 城墙是人类开始走向文明的标志。说到文明就总是离不了城墙、青铜器、文字、阶级这几个标志，而对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发掘无不以城墙遗址为要，可见城墙对文明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城墙的建设不仅仅反映了人们挖壕筑墙的水平，而且还反映了古代青铜矿冶和铸造的科技进步水平。只有相对高级和相对发达的城墙建筑，才能够保证城市生活的稳定和发展，这才是城墙“文化”最贴切的核心内涵。 城之形制 在我国古代的汉字中的“城”，一方面是指“城墙”，另一方面又指“城市”。对于中国古代的城市的建设来说，大多是先修筑城墙，后形成市区的。城墙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军事防御。而国都的城墙不仅仅是一种防御工事，而且还是统治中心象征，这就是北京城墙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是北京城墙和其他城市的城墙的最大不同之处。我国历史上的城墙主要以矩形为主，北京城的形状为近似矩形。 说到北京城，原来有4道城墙，在城市的中心，皇宫外面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城墙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所以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墙，虽然它也代表着一定的文化，只是那文化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它的外面围着一圈更大的城墙，叫皇城，皇城的外面还有周长24里的内城城墙，此外北京的南边还有外城城墙。 紫禁城宫城高墙环绕，城高10米，厚6米多，城外有护城河，又名筒子河。城四方都有高大的城门楼，南面叫午门，北面叫神武门，东边的叫东华门，西边的叫西华门。有城就一定有门，否则就只能叫墙而不能叫城墙了。中国对于门的理解和西方人不同，我们常见到的西式建筑，差不多就一大门，其余多是小门，西方文化是开放的，可是建筑却是相对封闭的独立的。中国古代，从院落建筑到城市建筑，总是不厌其烦的大建其门，中国传统文化是相对封闭，可是建筑却相对开放。 现存的北京皇城始建于明永乐年间（1406—1420年），它是用砖砌成的城墙，城墙的外面还涂了朱红色，墙的顶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皇城南的大门叫做大明门（清代改为大清门，民国时又改叫中华门），东侧的叫“东安门”，西侧的叫“西安门”，北边的名“北安门”，清代改叫地安门。 北京从前的内城是在明太祖1370-1419年建造，内城周长约24里，一共有9个城门，老北京话说的“四九城”，就是内城东西南北的四面城墙和它的九个城门。 外城，明代时，正阳门外人口增多，为了防止外部的侵扰，1542年刘伯温等人建议明政府修筑北京外城。嘉靖32年又有给事中朱伯辰上书也建议说应该修。另外我国古代城市本来就有“内城外郭”的重城制模式。于是嘉靖帝下令大兴土木修筑城墙。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财政吃紧，严嵩下来到工地巡视了一番之后，提议先修筑南面城墙，等到以后有钱了再续修其他几面。最后把已经修好的北京南面的城墙，“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外城工程花费了十个月的时间，北京城就成了”凸“字形。 城之历史 北京古城墙，目前可见到的城墙遗迹，只有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远古的城墙已没有了踪影。明代城墙最宏伟、最完整、最坚固。 北京的城墙历史大约起源于商代后期。当时在北京地区有燕和蓟等自然生长的方国。 公元前1045年周灭商后，分封诸侯。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后来燕的实力强大了就把蓟吞并了，并迁都于蓟城。据已发现的燕国文化遗址。其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古城区3部分。从古城的基址可以看出其呈长方形，东西长850米，南北长约600米，城墙厚约4米，以土夯筑而成。城墙分主城墙、内附墙和护城坡3部分。城垣外有沟池环绕。还应当是我们北京最早的城墙了。燕都蓟城成为战国时的名城。 战国时期，燕为七雄之一。相传燕昭王即位后筑了黄金台，招聘天下英才。天下的许多人才都跑到燕国来打工，燕国也因此而强盛起来。后来燕昭王派其中的一个叫乐毅的人为上将军，率领大军讨伐齐国，把齐军打的大败。战国末年，秦国派大将王翦领兵攻破燕国，蓟城也跟着被占领。从秦、汉到西晋，蓟城一直都被视为北方的重镇。西汉时汉武帝封其子刘旦为燕王。他在蓟城建有万载宫、明光殿。 金中都时候的城墙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扩建的方式是在原城址的基础上，在东、西、南三面全部加以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金中都是辽南京城的升级版，从此北京的城郭形式就基本上接近于正方形了。 据说为了扩建金中都，建城墙，当时动用了数十万劳动力，对于当时建城情景有这样的描述，“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原州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公元1215年，蒙古军队攻入中都，一把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月，金中都城从此全毁。到元代至明初其遗址还有残留，等到嘉靖时修筑外城以后，这些遗迹几乎全部消失。如今只有凤凰嘴村一带，还能够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土岗，那就是金中都城墙的遗痕。 元大都城没有在金中都基础上扩建，金中都毁成那样也没法再扩建了。于是元朝人只好在旧金中都城的东北处另起炉灶修建全新版的新城。新城的形状也是矩形，南北略长，东西略短。元大都的城垣都是由夯土板筑而成，其中有竖柱和横木用来加固城墙。这样的城墙，遇上雨天很容易被雨水冲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在城墙顶部用苇衣和管道防水。全新版的城，用的却是简易版的城墙，难怪明朝的时候非要拆它不可。元大都城一共有十一个门。现在建国门南侧的观象台，就是元大都城东南角楼的旧址。 明朝皇帝决定把现成的元大都拆了，要修建全新正式版的北京城。其面积为62平方公里。它把元大都城的北城墙往里缩了5公里，又把南城向南推进到前门一带。城门起名叫：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和阜成门等，这些名字到现在还在用，只是见不着城门楼了。明1564年，又修筑了包围在南郊外面的外罗城，也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北京外城。明朝时全城的中心南移。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为中轴线的起点。整个城墙围绕着中轴线呈现一种平衡对称的审美格局。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没有做新版，只是沿袭明代格局。和明代不同的，只在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方面。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顺治八年（1651），重修承天门，改称天安门。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北京作为封建王朝帝都的历史从此结束。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记》中对于当时的城墙有这样的描述，书中说当时的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它们“均有坚固之城墙环绕”，那时游北京者“定先登上城墙”，书的作者被“城墙之壮大所惊倒”并赞美说：北京的城墙“真正之金城铁壁”，站在城墙上“最能将北京之大观收入双眼，最引人注目者，乃城内中央与正阳门相接之皇宫。” 城之变迁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北京的城墙存留发生过一场论战，结果是废城派占据了上风，北京的城墙从此灰飞烟灭。 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城墙作为古代防御的工事，已完全失去了它现实应有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相反它的存在还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另一种意见城墙是古代文化的遗存，应该保留。保留的方法，梁思成建议，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览之处，再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整，护城河两岸加以绿化。可以说这是一个“环城立体公园”的建议，可惜没有被采纳。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见不到北京的城墙了。 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等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被一一拆除，而今就剩下三座可供人观赏了。 如今北京城墙的遗迹：有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残存的金代中都城墙的遗址，和“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等几处。 自元至清，几朝的都城都建在北京，其格局既体现了中国的都城建设所特有的审美原则，又体现了北京作为帝都的审美特色。如今北京城的格局基本是由明代奠定的。“中轴对称，平缓开阔，轮廓丰富，节律有序。”和考古情况相反，对于北京来说，是城市保留了下来，而最能够体现城市格局特点的城墙却没有留下来。 城墙是农业时代系统的防御工事，对于稳定城市生活，促进城市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都城，它又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符号，是威严与神圣的象征，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象征。北京城墙的气势是其他地方城墙无法与之比美的。 但虽经巨大的变迁，以皇城为中心的地区，还是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皇城居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中四方文化观念。“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是中国传统建城的理想模式。《周礼·考工记》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皇城的左边有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右边有社稷坛，即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前边是朝廷，而后面则是市场。这种格局自元大都时起，就十分准确地被体现了出来。 从北京城的平面形状上看，城墙基本是按着中轴线对称展开，这种形式体现了一种平衡美。这种平衡美，是中国古代中庸和谐之美，在城市建筑中形象的反映，这在今天的旧城区也仍然留有深刻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