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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高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封建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贱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知行合一给我们的启示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你自己。 
古语云：“易有三训，一训简易，二训变易，三训不易”，“易与天地准”，之于常识，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常识中，“春暖花开”、“秋高气爽”，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是为简易；同一事物不同时刻有不同的表现，变化无穷，是为变易；常识由生活而来，经久适用，是为不易。故庄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识，于生活，我们泰然。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识之于我们太过习惯了，时常，我们会无所察觉，如同时空之于我们过于静止与绝对，在爱氏之前，我们被蒙骗了千万年。于是我们在恍然后明白，常识虽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所谓的对常识的知之，并非仅仅为热则却衣寒则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对自然存在的用心观察。没有这用心，何来常识？没有常识，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祸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拥挤之时间，于约会便不会误时；又譬如拿破仑不知俄国之地广与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国坚壁清野而为滑铁卢之役埋下伏笔。所以对于常识，要知之。所谓的对常识的行之，不仅是于知之之后的体证，还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为知易而行难。行难，故特以行之。常识的知之，是困则眠、疲则休息，是诸葛顺势三分天下，是刘邦知楚强汉弱而强赴鸿门。对常识的行之，是顺应自然、顺时而动，故可避害趋利，所以才有一觉醒来的精神，才有汉朝天下。所以对于常识，要行之。至于对于常识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常识之常，所以无形中被我们忽略、习惯，然世间万物莫不在变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适合，若死守既得，便永无进步可言。故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诏》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对常识的思之，爱氏提出了相对论，玻尔提出了量子力学；之于历史的，不正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思之与变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开放而至于今日之中华崛起？“易与天地准”，也正是凭借常识，凭借与常识同行，我们维系了一个旷古的文明，然而无论是生活还是发展，不知常识无语进步，不行常识无以趋利避患，不思常识却也无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说，对于常识，我们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则有泰然的生活与不断的前进
1、知的概念。2、行的意义。3、行知合一的重要性。4、重点在行动（举例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