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西学思想论略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而且与清王朝长期奉行的盲目排外、闭关锁国政策不同，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开了了解西方情况、学习西方知识，并将之付诸行动的先河。林则徐与“民主”政治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四洲志》之编著。《四洲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况，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财政经济、军制武备、对外关系、科技文艺、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许多新知新闻。这部书对于当时的中国，犹如一股清新的“民主”空气吹进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堡垒，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为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扬“民主”大旗制造了舆论。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该书竟然提到了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议院，颇有相当篇幅。该书叙述英国上下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全院约426人;下院议员来自地方，“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谈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美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军国大事，必“西业”会议而后行。西业即今之参议院(Senate)，其议员经由选举产生。选举是将选票“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以推荐最多者为入选”。法国设“占马阿富”(LesChambres)，其制度与英国相近。①《四洲志》讨论英、美、法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选举等。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时，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例如上院译为“律好司”，下院译为“甘文好司”，原来就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音译，但均未予转换，不谙原文者，读之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林则徐似乎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加上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充。然而，魏源的补充并未超越林则徐的《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重点放在了解英人的坚甲利兵，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多转抄《四洲志》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发挥。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魏源提到了议院多数决的原则，“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感觉其为一美好制度。②作为“民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议会思想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的民主进程，由此，才有了清廷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至此中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行时期。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进入中国，这无疑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当时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有功名的绅士，如冯桂芬、王韬等;一类是政府官员，如林则徐、魏源等;一类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如麦都思等。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中国官员。林则徐与“论用兵”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对西方军事、科技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成为林则徐重点关注的内容。从《澳门月报》第四辑“论用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论用兵”收集了广东、福建的一些海战材料，林则徐根据从澳门翻译的书报中对这些海战的评论“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③又了解到英舰害怕我用火攻，这进一步发展了林则徐“民心可用”的思想，因此，在反侵略战争中，他招募渔民、蛋户编成水勇，并采用火船出其不意进攻敌人，且屡获胜仗，大大增强了其抵抗侵略的决心和信心。通过对西方军事情况的了解，林则徐认识到英国在军事方面的优越与先进，为了学习英军的“船坚炮利”，他还从澳门购买了军事技术资料，组织摘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习使用欧式大炮，并在广东防务中应用。为了改变中国的军事落后状态，林则徐通过澳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船炮，譬如，他从澳门“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④这些铜铁大炮被用以装配虎门炮台和广东水师船只。外国的帆舰无法引进，他便通过美国商人购买商船“甘米力治号”，将其改建为兵船，船上共装有34门英制大炮。林则徐曾试图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水师的近代化，这可说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最早萌芽。战争规律告诉我们:知己知彼首先是战争实践的要求。19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控制中国这个广大市场，对华肆逆称兵已是迟早之事。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通过接触外界认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志气叙事”。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作准备，是在“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正是通过对对方的了解，林则徐不仅看到了中国水师的腐败和人民力量的伟大，也看到了英敌的怯懦，从而相信“民心可用”，继而招募渔民、蛋户丁壮5000人，变为水勇，日夜操练，成为后来抵抗英军的强大的战斗力。除调查研究英敌动态外，他们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使中国人民对外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使林则徐认识到英距中国“历海程七万里”，从而在广州严密设防，“以逸待劳、以守为战”，使英舰逡巡海上而不敢冒犯广州，被困于海面。尽管鸦片战争中我方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林则徐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却充分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即使被撤职后，他也不忘对地方的研究。1841年4月14日林则徐应邀筹议战守时，仍高兴地呈上了一份长达2000余字的防御粤省计划，计划中对对方进行了这种阐述:“周密探报敌情，捉拿汉奸，英军行动‘朝夕变迁’，并非一致，必须派遣妥干人员，或轮流改装分路确探，或在澳门暗中坐探。”这再次展示了林则徐对敌方研究的高度重视。林则徐与“新闻纸”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之后，西方国家人士就不断地移居澳门，使澳门逐渐成为西方商人的立足点、鸦片贩子的贩毒中心以及外国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情报收集站和给养基地。正因此，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和各种信息也随之带进澳门，这也带动了澳门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新闻纸”也就应运而生。澳门汇聚大量西方文化和信息，成为林则徐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由于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文化上则实行愚昧的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背离“经书”的“邪说”、“异端”存在，禁书之严为历代所罕有，阅读“夷书”更属大逆不道。因而，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知识等很难进入中国内地。而澳门由于已成为西方人的居留地，无形中成了中国唯一能够接触西方事物、获得西方信息的地方。在澳门，不仅有各种西方书籍传入，而且西方人还办有各种报刊，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1839年5月移至澳门)和《新加坡自由报》等，这几种报纸被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此外还有《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这些报刊的主要内容涉及外国人对有关时事政策的反应、报道和评述等，而这正是林则徐在禁烟活动和反侵略斗争中需要的。因此，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将澳门作为其了解外部世界的首选之地。用林则徐自己的话说:“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情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情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⑤从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中说:“公独设间得其新闻纸，及外洋记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窥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酋骇为神助。”⑥可见澳门独具的西方知识与文化信息汇集的条件，正好为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了解西方、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林则徐作为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能够冲破保守势力的藩篱，努力探求西方新知，向西方学习，其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当时或多或少地延缓了中国被英国殖民地化的进程，同时为中国文明与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