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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01 03:46:27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原始道家的天道自然观，并说明它对今天保护环境进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可能产生的有益启示。对“道”概念的诠释是原始道家生态哲学体系的起点，整个哲学体系也是在“道”这个命题的统率下展开的。对于“道”这个命题，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地告诉人们：“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1章，以下凡引自《道德经》的均只列出章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25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1章）。在老子看来，“道”是可知的，它并不神秘，其中有象，其中有物。但由于“道”的权威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而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恰当地称呼它，只好暂且称之为“道”。庄子也指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鬼神鬼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以下凡引自《庄子》的均只列出篇名），“道者，万物之所由也”（《渔父》）。庄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到毫不含糊地宣称：“道”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可知性。至于“道”为何物，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南怀瑾先生的统计，“道”在传统古书中大约有三种意义与用法：一是人世间所要行走的道路；二是代表抽象的法则、规律以及实际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学理上或理论上不可变易的原则；三是形而上的道[3]。另外，在《辞海》中“道”有14种解释之多。近年来，不少学者也试图对“道”的含义做出新的诠释。但概括起来，他们的认识几乎没有能够超出南怀瑾先生的理解范围，亦即认为“道”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规律或法则。虽然也有学者认为“道”还应该包含客观实体的意义，但这种看法谬如晨星，而且他们的论述也不是很深入。笔者认为，“道”在《道德经》、《庄子》中多处提到，而且根据不同的场合也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但是，“道”作为规律法则的意义已是很明确，这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同时，既然我们承认“道”是一种规律、法则，我们就不应该否认“道”也是一种客观实存。因为，规律或法则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如果我们撇开客观实在而大谈规律或法则，这个规律或法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载体而无法捕捉。这样一来，我们的认识就极有可能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因此，大体说来，“道”可以理解为客观存在和自然规律。首先，“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它“可道”、“有象”、“有物”、“有情”、“有信”、“先天地生”、“自古以固存”。不但如此，“道”在空间上还是一个整然有序的有机排列。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73章）自然的结构是一张由万物相应相求、相附相依联系而成的生态网，是环环相扣、“疏而不失”之网。世间万物之间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章）的，是永恒而不失其秩序的，是“损有余而补不足”（77章）的充满活力和不断调适的过程。其次，“道”是一种法则或规律。“道”是蕴藏在天地万物之中并成为制约其盛衰消长的规律，世间万物自然地形成、发展和消亡。同时，自然规律是永恒的、普遍的。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34章）；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25章）。庄子说： “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地》）；“天地运而无所积”（《天道》）。自然规律装载、规范和统率着世界万物，不曾有过任何的停息。自然规律又是循返守静的，世上万物和生死变化是平静的、自然而然的，其动力来自万物本身。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16章）千姿百态的自然物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其最终的归宿还是平静地回归于自己的本源。这个规律，我们称之为“返本复初”规律、“反者道之动”（40章）规律，老子称它为“静”，“归根曰静，是谓复命”（16章）。自然规律又是辨证的、对立统一的。一方面，“道”的对立统一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老子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58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交，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章）。庄子也指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齐物论》）另一方面，“道”的对立双方之间是相互转化的。老子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2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22章）。万物不仅回复本源，而且只有在矛盾对立双方之间的转化中才获得新生。只有尊崇“天道”，尊重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来发展经济社会，人与自热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才可能实现。二、根本理念：天人合一在论述天人关系时，原始道家的思想是很独特的。与世界一些宗教、文明认为上天赋予了人类统治世界的权利、人在自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观点相反，原始道家认为，世上最高尚的主宰为“道”。“道”无偏私，它公平地繁衍并规范着这个世界。这个公平就是法则，就是以“万物为刍狗”（5章）。天地万物及人类都是自然的产物，它们的活动都只能是自然规律范围内的活动，都只能被当作“刍狗”来对待，切不可胡作非为。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25章）。自然万物的生成过程是一幅美妙的渐进的画卷：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它们不是由上天、上帝等超然物创造的，而是在“道”即自然规律的统帅下自然有序地形成的，包括人。对于自然的进化形成过程，庄子也作了精彩的描述：“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壮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暓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至乐》）不可否认，庄子的这一“进化论”并不能称为科学的进化论，而且他所描述的各物种之间由此及彼的关系在今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庄子的这一论说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即世间万物是经过一定的过程演化而来的，他们都不是由神创造的。尤其是其中的关于“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的论述，更明确地表明，人也是经过演化而来的，他是自然万物中普通的一员，没有特权。另外，庄子还指出：“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秋水》）他还在《大宗师》中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自然都是一体的，世界万物离不开这个整体，只有承认人“与天为一”（《达生》）、自觉地维护自然平衡的人才是真人。老庄的关于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论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意义的。在现代生态学中，科学家也认为，生物圈生态系统中的各组成部分，包括光合作用植物（生产者）、动物（消费者）、微生物（分解还原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密不可分的，用老子的方法话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无论其中哪一环出现脱节，整个系统都会崩溃。可以说，今天人类的活动主要是集中在生物圈内。人是生物圈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在维护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中，人类应当承担义务。这与其说是对老庄思想的佐证，不如说是对老庄思想的继承，即天地与人同根，万物与人为一，维护生态平衡，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人类责无旁贷。三、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途径：无为“无为”是原始道家的重要思想。在部分人看来，“无”就是没有，“无为”就是指“无所作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原始道家的“无为”，《道德经》中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48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63章）。同时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57章），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64章）。此外，在《道德经》中还多处提到与“无为”意思相近的词或词组，如无名、不言、弗持、弗居、无知、无欲、不争、无私、无身、勿、勿伐、勿骄、无事、无心、无味、不学、不武、不怒、不敢等。这些词与“无为”可以说是一个集合，即“无为集合”。根据这个集合，“无为”一词的意义就清晰多了。笔者认为，老子从未主张过浑浑噩噩、毫不作为，否则他就不会去思考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不会去怒诉假仁假义，不会提倡效仿圣人。在这里，“无为”真正含义应为“不为之为”、“善为”，亦即是对过激行为的否定、对有违自然规律的行为的否定；换言之，就是主张自然、适度地作为；这一种“无为”是以“无不为”，“柔弱胜刚强”（36章）为目的的。无为，是解决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根本途径。具体来说，无为可分为外在行为的“无为”和内在行为的“无为”两方面。（一）外在行为的“无为”外在行为的“无为”是指要求人类认识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反对人类自然的过激行为，确保人和自然的和谐与协调，概括起来即为顺、和、静。顺，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这个要机体中，人是其中的一环，人的能力在自然面前是有限的，人类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可以得到它的恩泽，否则只会遭受惩罚。要顺应自然，就要有“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自然是一个有秩序的逐渐演进的过程，人类要有“德”，便是要“畜之”，便是要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这样一个过程中公平地对待自然万物，爱惜自然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51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章），让万物自然地享尽天命。庄子也认为“天与人不相胜”（《大宗师》），强调“万物一齐”（《秋水》），彼此间各有千秋，不分上下。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公平地对待自然万物，因而庄子提出了“物无贵贱（《秋水》）之说。在此基础上，庄子呼吁“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对于违背自然规律的胡作非为，庄子予以强烈的谴责：“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骈拇》）进而庄子警告说，如果刻意用外力改变自然，“乱天之经，逆物之情”（《在宥》），就必然造成“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在宥》）等灾难性后果。和，即要求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根源于自然，归属于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老子说：“其安易持。”（64章）事物稳定时就容易维持。庄子则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庄子很羡慕原始社会的自然境界：“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缮性》）强作妄为的“有为”，“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胠箧》），只能是威胁了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静，这是针对人类社会提出关系的，即要求人类不要争战。老庄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各国间的争战带来的残酷场面让这两位哲人痛心疾首。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武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68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31章）；“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30章）。老子的论述，可以说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进行的，但对于环境保护而言，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争战最激烈的方式莫过于战争，战争造成的污染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约有700余口油井起火，每小时喷出1900吨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质，造成了全球性污染，地中海、整个海湾地区以及伊朗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石油雨”[4]。1999年，由北约飞机轰炸潘切沃炼油厂等设施造成的污染，至今还影响着原南斯拉夫及周边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环境。（二）内在行为的“无为”内在行为的“无为”是要求人们效仿圣人，约束内心的欲望，做到 “少私寡欲”。（19章）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巨大进步在促进了社会和私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也使得人们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人类向自然的索取更加频繁和无所顾忌。老庄迅速而冷静地分析这一社会现象并给予评价。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2章）庄子继承老子的衣钵，认为“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胠箧》）。为避免因贪欲无限扩张而导致自然的惩罚，人类应该增强自制力，爱惜自然，知足而止。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33章）；“祸莫过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46章）“知止所以不殆”（32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7章）。世上最大的祸患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世间万物都有个度，只有适度而止、“少私寡欲”，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
真的很多耶 我就拿一个咯 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戏剧史家说的：世界上曾经有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一是古希腊戏剧，二是印度梵剧，三是中国的戏曲。古希腊戏剧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200多年后，它便衰微中落，但后世欧洲的戏剧文化都是由它派生演化出来的；印度梵剧形成时间不详，它也早已是文化陈迹，但东南亚各国的歌舞没有不受它影响者；中国戏曲最年轻，至公元11世纪才正式登堂入室，但由于它积蓄既久，来源亦多，故而潜藏了特别旺盛的生命力。800余年来，非但未见衰败，反而根深时茂、繁衍派生，形成大大小小317个地方剧种。这使中国变成一个实力雄厚的戏曲大国，更使中国积累了异常丰富，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剧目、剧种。剧论、表导演及唱腔音乐遗产。
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has been broken， from the original radio， newspapers to today's TV， circle of friends， mobile phone short video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users have continued to penetrate from more developed urban centers to rural Lat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eople joined the army of video creation， and gradually gave birth to a new kind of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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