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y287
2025-12-03 04:08:53
Title: On Du Fu's Epic Abstract: Du Fu's poetry history of China is the great reality of the peak， the documentary works related to social unrest， political darkness， the people's plight， as the "E"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concrete poetry， the words of wisdom about the "Epic" named for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 Fu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is special day into a period of the impact of their experience， as well as such poems unique historical Key words: Du Fu， Epic， An-Shih Rebellion keep abreast of current events， the bottom Perspective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摘要：内容提要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第三，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关键词 盛唐 边塞诗 物质基础 社会心理 逻辑发展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肇始于《诗经》。至开疆拓土的汉代，战争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无论在质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非凡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内容提要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第三，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关键词 盛唐 边塞诗 物质基础 社会心理 逻辑发展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肇始于《诗经》。至开疆拓土的汉代，战争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无论在质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非凡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寥廓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慷慨的军戍生活以及幽怨悲凉的征夫之恨、思妇之悲，题材多样，意境雄浑，为历代边塞诗之冠。诚如南宋严羽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为什么边塞诗不兴盛于汉代，不成就于元代、清代，而在唐代结出硕果呢?笔者以为，这既有唐代社会经济政治进步的原因，又有诗歌内在发展的必然。概言之，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和古典诗歌高度发展成熟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一、“烽燧不惊，华戎同轨”: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向，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气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唐初均田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势力的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至贞观年间，唐朝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还有了很大发展，其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2。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了最高峰，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3。元结也说:“开元天宝之中，耕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量”。4 唐帝国更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像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官》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5。宋洪迈对唐代君王的气度颇为感慨，认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对触及宫廷禁忌之事的诗歌作者，“而上之人亦不为罪”6。 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7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唐代是一个布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8;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9。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0，“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11。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国内存知己，天边若比邻”12，“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13。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首先，盛唐之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14，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和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非凡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15;陈子昂虽“体弱多疾”，却“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人乡学，慨然立志”，“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其苟容”。其所作《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更是直抒心臆，其言道:“少府叔风彩龙章，才高位下。班超远慕，每言关塞之勋;梁竦长怀，耻为州县之职。”16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17;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18。王维的《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称:“高子读书五车，运筹百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指画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欢于五侯;孙吴暗合，将建功于万里。”19 其次，唐人又有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亲历边塞，接触边塞生活。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人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人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00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所盲:“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史杜尚书暹，抚剑相合。”而唐代科举考试中，又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20一科和选拔政治人才制度并列，这极大地刺激士人关心边事军情。王谠《唐语林》评论道:“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 此文人人幕情形描述道:“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唐代文人人幕往往可迅速升迁，故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而军幕中如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对士人踊跃赴幕，有着强烈的促进功效。如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21;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22;始入幕府后终为节度史的高适也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由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23岑参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24之语。在此风气之下，唐代很多闻名诗人都曾亲赴边塞，人幕参战，谋划军机。 第三，唐代军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学，喜延揽文学之士，从而为边塞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以郭震、张说为例，二人皆出将人相，为文武之全才。郭震年16岁人太学，18岁擢进士第，其年判人高等。张说所撰《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记载，武则天令郭震抄录旧文，震上《古剑歌》，“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赠学士李峤、阎朝隐等”25。郭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后来却担当重要武职，曾任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他在安西经营十余年，屡建奇功，四镇安宁。郭震行状是张说所撰，说本人也是文武全才。《旧唐书·张说传》对他有如下记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成风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是一代文宗，又曾出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检校并州大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朔方军节度史。他在担当军职期间，便多有建树。以闻名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之幕主而言，岑参之幕主封长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26高适之幕主哥舒翰则“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27。幕主和文学之士相聚幕中，赋诗谈艺，文学创作环境相当好，故有人认为唐代边地军旅幕府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创作环境。 第四，唐代君王对边塞诗的非凡喜好对士风民气的导向也有一定的引领功效。唐诗的繁荣，发轫于初唐的诗歌革新，而边塞诗的兴起，则是这一革新的重要契机和显著标志。唐太宗李世民堪称这一革新的先驱，他首开风气，带头写了一系列的边塞作品，明确主张“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28，“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29。唐玄宗李隆基所作边塞诗也很可观，其《平胡》歌颂大唐军威:“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显示了盛唐气势。他的《送张说巡边》，应制唱和之臣有张说、宋璟、张九龄、徐坚、贺知章等21人。此外，另有应制送张说的诗人数十名，应制诗总共多达70余首，可谓由玄宗一诗而引出近百篇边塞诗。可见，唐代皇帝的创作和提倡对边塞诗也有一定的促进功效。 < 三、盛唐之音和边塞之声: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唐边塞诗的繁荣，既有其共时性的因素，诸如盛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同时又有其历时性的“史”的因素，即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主要是因为它是唐诗全面繁荣和边塞诗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诗歌繁荣盛况空前，唐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其题材之广泛，技巧之成熟，流派之众多，体裁之完备，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几达空前绝后之地步!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水平和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唐以前，边塞诗歌已有悠久的历史，《诗经》始为滥觞。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没有为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建安至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向，从曹氏三祖、建安七子、蔡琰起，直至梁陈，用乐府旧题歌咏从军边疆、描写塞上苦寒、抒发征夫思妇离情的作品愈来愈多，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一个写边塞战争生活的诗歌传统正在形成。这一传统的形成，无疑是一种历史意识的产物，是两汉经营西北边疆和对外战争胜利造就大一统局面的光荣和建安至南北朝400年大分裂大动乱痛苦现实两相撞击造成的一种心理积淀，人们向往着恢复两汉的“秩序”。到隋唐统一的时代，国力极盛，边功卓著，这种历史意识、社会心理终于得到真正的大发扬，边塞诗也在南北朝诗人努力创作的基础上繁荣、成熟起来，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心得之真切生动，均非前代所可比拟。仅从数量说， 《乐府诗集》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收隋以前涉及边塞生活内容的诗篇，粗略统计共有180多首;而唐一个朝代的边塞诗，从对《全唐诗》及其《外编》的不完全统计，则近2000首。由此可见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是对前人学习继续、发展创新的结果。 第二，诗歌主题的继续。这一时期边塞题材诗歌的多种主题，诸如描写“胡”地生活情景，大漠草原风光，塞外酷热奇寒的景象，从军报国的壮志，军中苦乐的体验，征人思妇的离愁等等，无不在唐代边塞诗中等到更加充分的表现。譬如{乐府诗集》所收《陇头水》一题，六朝人所作9人12篇，其基本主题有二:一是从军去乡之思，如梁元帝、陈后主、徐陵、张正见等所作;二是报君恩赴国难的气节，如刘孝威、顾野王等所作。唐人之作7人8篇，思想艺术均有一定发展，但基本主题和六朝人相同，可见其承继关系。 第三，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的继续。唐代边塞诗大量袭用前代乐府旧题，其中多数就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唐人又有发展创造，如变出入塞为前后出塞、《苦寒行》为前后苦寒行，变《苦热行》为《热海行》，由《行路难》而创出《从军中行路难》、《变行路难》，借前代“从军有苦乐”诗句而创《从军有苦乐行》，就前代史事而创出《来从窦车骑行》，以及继续乐府“缘事而发”精神而创出表现边塞内容的许多新题，像《塞上》、《塞下》、《将军行》、《老将行》、《平戎辞》、《征妇怨》，以及诸多“即事名篇”的边塞诗作。唐代边塞诗中汲取魏晋南北朝诗的词语、诗歌意象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陇水呜咽，天山飞雪，大漠黄沙，枯蓬白草，紫塞长城，玉关辽海，连旗大旌，鼙鼓鸣笳，朔风冀马，胡霜塞鸿……这是表现手法的继续。魏晋南北朝诗多数歌咏汉事，唐代边塞诗中也多“以汉喻唐”，借史言今，大量取用汉代边疆战争故事、典故，如勒石燕然，请缨南越，系马大宛，计斩楼兰，持节北海，修好乌孙……体现了一种创作的传统。当唐人把这种诗歌传统加以充分吸收消化，发扬光大，把表现边疆军旅生活的诗歌，从思想艺术上推向极致后，宋以降历代虽有附骥者，但从总体上未能开辟超越唐人的新境界，所以，唐代边塞诗的光辉成就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可重复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2 贞观政要·政体 3 杜甫忆昔 4 元结间进士第三 5 杜甫饮中八仙歌 6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 7 旧唐书·玄宗纪 8 高适九曲词 9 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 10 李白上李邕 11 杨炯出塞 12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13 高适别董大 14 全唐文卷二一四 15 新唐书·王勃传 16 全唐文卷二一四 17 李白和韩荆州书 18 旧唐书·高适传 19 全唐文卷三二五 20 新唐书·选举志 21 杨炯从军行 22 王维少年行 23 高适塞下曲 24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 25 全唐文卷二三三 26 全唐文卷三三0 27 旧唐书·哥舒翰传 28 李世民帝京篇十首序 29 李世民执契静三边 <
这种文章随便就能写出来，构思不严谨，语言不生动，如果你是学历史的，写毕业论文，导师是不会看的！推荐写的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论文关键词：曹植 中国诗史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正因为如此，吴乔的《围炉诗话》云：“五言盛于建安，陈思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盂嗣出，杜诗始大行，后无出其范围者矣。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此话虽不免溢美，但曹植确立五言的地位，开五古一代诗风，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综上所述，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式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虽然诗歌的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人为因素，大家手笔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古人将曹植列“古今三大诗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或“古今四大诗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七)，这绝非过誉之词，这是由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所奠定的。不得抄袭哦写历史论文，最重要的就是写别人不敢写的，别人不想写的，别人不会写的，否则就是没创新，写纸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好好想想
内容摘要：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精华，是中国文化的宝藏。伤情离别，吊古怀今，社会生活，政治风云，无不在诗词中体现。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替，古老的诗词仍以它无限的魅力超越时空。品中国古典诗词，无不让人沉醉心迷。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 品读 风格 特点 语言 学了中国古代文学，我感觉到诗词是中国古代最美的文字，最动人的文字，最擅长抒情的文字。它们深微隐幽，意味渊永。时而美到极处，又豪放到极处。情调闲雅，怀抱旷怀，雄放慷慨，动人心魄。细细品味，又是最能让人沉醉心迷的文字。唐代的诗，一派异彩缤纷的壮丽景象。全面繁荣的经济和文化背景，让唐诗充分的酝酿。从小最先接触的就是唐诗，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唐诗昂扬的情调，豪迈的气魄；又是清新自然，漫游隐逸的田园生活。即使是在日薄西山晚唐，唐诗也能出现一片灿烂的夕阳余晖。唐诗，有山水田园诗的清新自然。 就像孟浩然的诗一样温和可亲。他的《过故人庄》，用最朴实的口头语，写眼前景，叙家常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暂抛开烦恼，应邀去故人家，是最淳朴的深厚的情谊。“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单是这美好的景致就是最好的享受了。但是短短两句描写，渗透着诗人轻松愉快的心情，可见他也对这山水田园美景十分的喜爱与向往。“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更是在这“田家”淳朴的民风中享受，抛开世俗与不快，饮醇酒，啖佳肴，纵情谈笑。最后是恋恋不舍的惜别，相约“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样的山水田园诗，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朴实自然。甚至淡的看不到诗的味道，却有能在平淡中见醇美，在简单中体会浓郁的情谊。唐诗又有悲壮雄浑的边塞情。印象最深的是岑参的边塞诗。融合着自然景象的描写，写的热情洋溢，气宇轩昂！军旅生活在他的笔下，更多的是苍凉的边塞风光，和将士们的勇武。就如他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首先把我们带进“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西域。狂风弥天、飞沙走石，狼烟四起。更是用恶劣环境的描写烘托出匈奴敌军的来势凶猛。“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夜半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将军亲自带兵奔赴战场迎敌，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里行军，这样吃苦耐劳，勇武向前的英雄军队，必定是“料知短兵不敢接”，而“车师西门伫献捷”也是必然之事！诗中的乐观，英勇豪迈的气概，让我们充分体会着盛唐这个时代才具备的精神。 唐代，有一匹狂放不羁骏马——“诗仙”李白。诗仙李白行侠仗义，豪放不羁。他政治无谓，却可遨游天海。他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他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漫游生活中洒脱的诗，句句给我们展现他追求的自由和他宽阔的胸襟。那些的不用细腻的工笔画，他的诗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太阳神驾着六龙的车子到这里也要折回来，奔腾的江水也要撞回来。他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去如疾风，纵横变幻。这样的描写，唯其夸张，更加传神！“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这一句绝妙的风景描绘，蜀道的艰难险峻，青泥岭道路弯曲险怪，被展现的淋漓精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引人入胜的魅力，令人荡气回肠！只有李白的胸怀与豪壮奔放的性格才能装下这样的令人魂悸魄动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下的奇思异想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令人惊起长嗟的奇姿壮彩！ 晚唐又有一位一生坎坷，境遇凄凉的接触诗人。他曾用“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来告诫当朝君主，但最终在政治上日益失意，壮志难酬。但他的爱情诗篇却是晚唐诗中最灿烂的一抹余晖！他就是李商隐。细细品读，我们会沉迷于“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铭骨相思，也会为“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情感真挚之美和诗人内心的迷惘而伤感。他的字里行间交织着爱情的希望，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生死与共。深沉而绮丽的语言，严肃而浪漫。真挚的情思，痴迷的心，他的爱情绝唱让读者在诗人营造的炽热的感情世界里的存在，沉迷。他的诗句委婉、深情、耐人寻味。“巴山夜雨涨秋池”给人的感觉岂止是滂沱的秋雨和上涨的池水?分明是他在不眠之夜对妻子无限思念的感情波涛！景中透着情，情景交融构成了他的委婉曲折的手法和营造朦胧美的特点。 我能品出，他的诗句，字字是浓郁的情感琼浆!宋代的词，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的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它如行云流水，临风伴月，最擅抒情。写艳情而不纤佻，写富贵而不卑俗。宋词大体上可分类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的词，潇洒超脱，高远清雄。犹如沙场的英雄，一腔热血，又有恢宏刚健的气魄。婉约派的词，犹如淅淅沥沥的杏花春雨，美得令人屏声静气。它典雅涪婉，情景交融，曲尽情态。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放了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细品苏轼的词，一首首皆是一粒粒珍珠，随便拾起一粒，都是光彩照人。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除了风月柔情，他也把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也把词转化成了言志抒怀的工具。他用词表现着自我，是抗敌御辱的的爱国热忱，是怀古的沉郁情思。他用豪迈磅礴的语句赞历史丰功伟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用起笔恢弘的气势，连接广阔的历史时空，贯穿着无数英雄豪杰。他用《念奴娇》为我们讲述了辉煌的历史故事，他用雄丽之至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和足智多谋的周公瑾。“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历史现实交相震撼，让人忽然醒悟，既然人生如梦，何不寄情于大好河山？ 内容的大起大落，横绝今古。古往与今来，哲理与人生，贯穿在他壮丽恢弘的辞藻之中。高起然后低徊，平稳过渡后激昂慷慨至极，雄风浩荡。品读他的词，是感受热烈奔放风格，是念出短促有力的音律，又是思考沉郁过后，复归于沉静的思想。 在词坛上，以婉约著称的要数那突破束缚的一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用委婉细腻的笔触，和女性特有的心灵感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可爱少女。清新明丽的语言凝练优美，谁都能读出她笔下那妩媚婀娜少女的含羞多情。她以婉约隽秀的语言，大胆的抒发对丈夫的真挚爱情。《一剪梅中》花与水的比喻，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似不经意又无脂粉气。“云中谁寄锦书来”，又以大雁传书的浪漫吐露相思之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辞藻清新生动，意美音佳，蕴藉而含蓄。南渡以后，国破，家亡！让这个曾经幸福的闺秀为颠沛流离的孤苦生活而愁。她“寻寻觅觅”又无所寄托的失落感，只有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环境中独自伤心。“雁过也，正伤心"，又是旧时相识的大雁飞过，可丈夫已死，这锦书以无处可寄。想想，只有"伤心”。她触景生情，悲秋自怜:“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菊花盛开，而自己由于忧伤愁苦而憔悴瘦损，无心摘花，尽是难罢难休得相思！大珠小珠落玉盘似得叠词，急促的节奏，凄婉的情调，把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凝集心头，描绘的淋漓精致。让我们不由得伤感起来。这和着泪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声声慢》，是她用最凄美细腻的笔触描绘的她晚年的心境：怎一个愁字了得！品味李清照的词，清如水，醇如酒！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我们随浪漫的李白梦游天姥，陪忧伤的李清照独上兰舟。我们听见豪放苏轼的赤壁放歌，能感受到白居易有感琵琶弹奏的寄怀。无论你喜欢追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悲壮磅礴，还是想揣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凄凉无奈，只要能细细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都能以它无穷的魅力让你沉醉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