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111
网上有很多，自己看看，参考一下，写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 
谈世界军事形势必须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怎么与美国相处。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是分而不散的，其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做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请记住：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八国集团（不包括俄罗斯），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在外交这副天鹅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这个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中国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 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 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国防，而能够安然无虞地存在下去，国防即使国家的防务，也是全民族的防务在我国各大高校开展国防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国防教育法》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国防教育让我们每一个高校生懂得了在将来国防事业当中的角色，同时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从清朝时期开始，我们中国就开始签署了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国的军事力量落后，国防动员工作没有做到位，而恰恰国防动员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可靠保障，所以在过去的中国，我们往往失去的是战争的主动权 国防是国家的防务，国防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所以说，国家的安危与国防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大学生要自觉接受国防教育，认真参加军训，树立爱国主义信念，并切对国家军事有一定的熟悉，了解对国家与邻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关系，以便能积极的响应国防动员同时要认真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掌握过硬本领，强身健体，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再者，大学生正是科技方面的高素质人才，所以生应是国防事业中的第一担当者；同时国防教育可以启发大学生们的忧患意识，使之有动力学好专业课程，让其有对国家无私奉献精神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为了国防事业，我们要坚持把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把国防动员各个方面的工作统筹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协调起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打牢人民战争的基础，积蓄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创新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紧跟时代变化、技术进步和军事发展步伐，不断研究人民战争的新内涵、新要求，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不断积极创造参战支前和动员保障的新途径、新方法，使人民战争思想在信息化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对他们更要加强国防教育 我学了《军事理论》后，对国家的国防动员有了深刻的了解，我明白了没有任何国家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都无法为了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侵略，而保持一支满足战争需要的庞大军队，所以在平时里，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是必要的，而战时动员的准备工作则是重中之重，人民群众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力量源泉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历来非常重视动员准备，所以他
在接受军事理论的教育之前，我总感觉，自己并没有参军，自然军事就离自己很遥远，看到身边的身着戎装的军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认为军事，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坚强后盾，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有力的表现，更是一个血性男儿应当为之奋斗，为之拼搏的永恒主题。由此，我体会到了军事的那种震撼的力量，那种男子汉气概的彰显。对军人，生成了一股浓烈的敬意，还有热切的向往。到目前为止，军理老师主要介绍了两种战争思想，一个是孙子兵法，另外一个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我看来，孙子兵法简约概括，从高度抽象的角度来阐发作战制敌的思想。虽然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理论，但是由于他采用了保留作战经典思想，和高度抽象的方法，使得该兵法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指导意义。在军界，商界，甚至文化界，都被广泛的应用，真可谓家喻户晓，尤其是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的思想，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军事家毛泽东，综合吸收了前人军事理论的精华，并加以创造和发展，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实践，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该理论，除了包含丰富的作战方法，还充满了哲学的色彩，其正确性，先进性，指导性，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体会，并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发展完善。这两种思想，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类军事理论的智慧。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而言，应该培养一种军人的气魄，军人的情操，军人的雄心，而这些与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现在，世界上仍然在发生很多针对华人的不公平事件。像华人在外受歧视，甚至被辱，国家领空遭受侵犯，国家自主权利受到干涉，面对这些行为，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拍案而起，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愤怒。在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强大，才有说话的权利，才有受尊重的资本。古往今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很多战争，最后都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但是实际上，是胜利的一方，才能成为正义的一方。而军事力量又是一个国家的强大的最有力的表示。所以，要想捍卫祖国的利益，保卫祖国的领土，使祖国屹立于东方，最重要的就是要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国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什么国土之争，历史争议，分裂活动，归根结底，军事是最有力，最彻底的解决手段。虽然，人们有时会采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实际上，在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军事力量的威慑。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和平与战争所围绕的永恒主题，也是历史的真理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了深刻论述，要求全党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随着中国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西方各种军事变革模式蜂拥而入。这种形势提醒人们：如果离开“中国特色”，中国军事变革就会效仿美国而不像美国、效仿俄国而不像俄国、效仿法国而不像法国……，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中国特色”决不能成为一个“万能筐”，任凭说不清的东西往里装。认识特色的唯一条件是比较。在与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军事变革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战略目的的有限性(中西方军事变革战略目的不同) 所谓战略目的不同，是指中国与西方军事强国由于国家性质、对外政策及军事战略不同而对军事变革的战略要求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军事变革，尤其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变革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其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确保绝对军事优势，以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国军事变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体现，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来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保障。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本质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以免陷入盲目军事竞赛的泥潭，铸成历史性错误。世界军事史表明：每逢军事变革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卷入一场浩大的军事竞赛之中，从而拉垮了国民经济，也使自身的变革中途而废。因此，中国的军事变革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紧随西方，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必须根据中国国家性质、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中国基本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以免军事变革成为军事竞赛。这对于中国军事乃至中国整体建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发动起因的应对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启动原因不同) 中西方军事变革具有不同的启动原因。美国军事变革的启动原因：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军亟需产生新的作战方式，尤其冷战结束，美国企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主导世界。此时恰逢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环境和条件。而中国完全不同：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失败后的惨痛反思。最重要的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群体性突破没有首先产生于中国。中国军事变革的动因，是为了抓住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机遇，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革，是为了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军事变革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关系上。即：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结果，却正是中国发起军事变革的主要原因。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是谁让它变的？是美国人。美军把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战争实践，从而引起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军的作战样式就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样式，“世界军事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军事发展的代名词。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实质是迎接西方强国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重大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所具有的较强应对性，即：变革则主动，不变革则被动，不变革无法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局部战争。 三、发起模式的超常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发起模式不同) 西方国家军事变革的发起模式通常表现为：以科学技术群体的重大突破为前提，以武器装备水平的大幅提高为基础，逐次引发作战理论、教育训练及组织结构发生相应变革。而中国没有首先具备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武器装备水平处于落后的状况，或者说，中国军事变革的客观物质基础还十分欠缺。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军事变革必须采取超常规发起方式，即：战略指导具有科学的前瞻性。强调以战略指导思想的变革为先导，牵引包括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领域其他要素的相继变革。1993年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转变时，从全军情况看，部队训练主要项目仍包括拼刺刀、投手榴弹，主战装备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然而，在这样的水平上，中央军委果断要求全军准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这种战略指导具有鲜明的理论超常性和前瞻性，已引起中国军事领域一系列变化，并成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理论号角。 正确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能等待物质技术条件完全成熟后再进行。如果过于参照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军事变革的样式，过于强调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只能阻碍中国军事变革的发生与发展，最终被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潮流远远抛在后面。二是超常规发起军事变革后，中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创造和补足军事变革物质技术条件。如果过于强调自身的特色，过于强调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忽视军事变革的基本组成要素，违反军事变革的内在规律，也会导致中国军事变革因物质技术条件的不足而中断甚至夭折。 四、起始状态的后发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起始状态不同) 所谓起始状态不同，主要是指西方军事强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先发位置，中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后发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先发与后发，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状态概念。美军是在总体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我军是在总体半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还没有进入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努力克服后发的劣势和充分发挥后发的优势。后发具有一定的劣势：启动晚，差距大，伴有相当程度的被动性。但是，后发仍有相对的优势。军事变革历史表明，变革的率先者就是探路者，探路的过程就是以艰辛而漫长的努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甚至多走弯路的代价，来寻找正确的军事变革道路。中国军事变革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借鉴或直接获取西方军事变革的成果和经验，避开率先者所走过的弯路，从而结合自己的特点，直接进入正确的变革轨道。充分发挥这种后发优势，防止把优势变成劣势，必须格外强调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规划，战略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也是最大的浪费，更是无法挽救和弥补的损失。 五、运行方式的跨越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运行方式不同) 中国军事变革既然处于后发状态，既然与西方军事强国存在一个道路差，就必然面对运行方式的选择问题：是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变革或军队建设的全部道路，还是努力跨越其某一发展阶段或发展步骤。无疑，中国军事变革选择了跨越式发展方式。 把跨越式发展作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因为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包括其军队建设，不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特征。跨越式发展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采取的常规方式，而是人类社会，包括军事领域中事物运行和发展的一种超常规方式，其对应方式为循序跟进式发展，或称按部就班式发展。它发生于落后者与领先者的相对运动过程中。跨越式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须具有跨越的参照系，即跨越什么，自己是不能跨越自己的。领先者通常处于探索和开辟道路的位置，没有跨越式发展的任何参照系，所以不存在跨越问题。因此，美军的发展方式更多表现为“开拓式”或“探索式”。跨越式发展是落后者独有的发展方式，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独有优势和重要特征之一。 以跨越式方式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在较高起点上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使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信息能力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努力跨越机械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也要努力跨越信息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二是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失误的教训，尽可能少走弯路。三是必须针对西方军事强国的“反跨越机制”，加强自主创新的跨越能力。所谓“反跨越机制”是指西方军事强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拉开与落后者的差距(通常在武器装备水平上保持一至二代的差距)，采取技术封锁、控制技术转让、全力垄断最新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等措施，使落后者减缓跨越步伐和降低跨越幅度。对此，我军建设必须格外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跟踪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前沿，否则，虽然跨越，但难以缩短差距。 六、积累基础的欠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的积累基础不同) 所谓积累基础不同，集中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综合国力，或者说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能力的不同。这种不同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除新中国诞生的物质基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外，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当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中国军事处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当时中国军事的主线，尽管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我军始终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尽管完成了“两弹一星”等伟大事业，为今天的军事变革打下了相关的基础，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军事领域遭受了重大挫折。同时，中国军队建设的社会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经济停滞、科技停滞，中国众多杰出的科技人才遭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然而，中国军队又进入了“自我保障、自我发展”的轨道。就在我军“一保装备，二保生活”，在困难和忍耐中求发展的同时，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极其深刻的新军事变革。不进则退。海湾战争及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使我军看到：与西方军队的差距已越来越大，不仅存在第一个道路差——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而且出现了第二个道路差——信息化初级阶段。即中国军队不仅在打典型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方面与美军有差距，在打初级信息化局部战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差距。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存在着差距，军队建设的差距更大。重要的是，后者更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七、经济环境的过渡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经济环境不同)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不存在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较大矛盾，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在整个社会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环境中进行的，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几乎同时进行，表现为军事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变革”。社会经济环境的过渡性，必然表现为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必然使中国军事变革将面临诸多西方国家军事变革未能遇到的困难。 充分认识这种重大区别，目的在于把握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重大转型背景下推进军事变革，整个国家将承受多个重大领域变革的艰巨任务。国家必须对包括军事变革在内的整个国家社会变革进行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否则，军事变革乃至整个社会变革都会走上弯路。二是社会变革是军事变革的基础环境，离开这一环境或客观物质技术基础，军事变革就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因此，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成果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军事变革和国家整体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八、组织领导的坚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领导力量不同) 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变革，就组织领导而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严格地讲，美国的军事变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即先由军界中层力量倡导，逐步由最高决策层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受到社会各种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的严重干预和制约，甚至成为反对派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把柄。中国军事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变革，从一开始由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决策层发起，具有自上而下积极推进的重要特征。党的坚强领导，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是中国军事变革区别于其他国家军事变革的鲜明优势，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组织领导保证和制度保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军事变革鲜明的政治优势和组织领导优势。一是必须充分发挥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统一调动和协调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对军事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总体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为加快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传统优势。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军事领域特有的政治优势。党对军事变革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组织工作来实现的。因此，必须加强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正确政治方向，保证在军事变革历史过程中全军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党、国家和军队关于军事变革一系列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人民军队变革不变色，变革不变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