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鸿一瞥木子
啊哈，小菜，没想到啊，你也在啊 拒绝信仰，你是正确的，因为你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掉； 有信仰，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会拯救自己。 一． 信仰与人类一同产生。马克思说人类产生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创造并使用劳动工具。”其实即为“智慧”。人开始以“智慧”的理念与实践去影响这个依照其自身规律运行了几十亿年的自然的世界，使其从此有了不同的声音与色彩。 在人类产生最初的时代，世界荒蛮凄凉，人类最强烈的理念就是生存。因此，生存信仰是人类最初竖立的信仰。而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仅限于观察层面，面对自然界的电闪雷鸣、风生水起、花开花谢、季节更替，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原始的直观认识阶段的人类无法提出一系列科学论证以给自身一个解释，但人又总是不甘无知的荒蛮，于是只能对世界做出幻想的解释，将主体与客体视为一体化，另一类的解释开始在人类脑海中始现雏形并日益丰满，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绚烂生动的——神话。人类将自己的人性赋予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给自然运行规律找出一个神性其实是人性的解释。至今我们仍为那些生动繁荣的神话所吸引，可见在那个时代，它们给予了人类怎样的慰藉与寄托。与此同时，另一些的崇拜也开始产生，如图腾崇拜，生殖器崇拜等，在东方的中国则有五行之说，既“金木水火土”这与原始的自然物崇拜密切相关。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崇敬与希冀的生活情感方向。 由此可知，信仰的本质是人的非理性成分。虽然现代社会的文明使人们越来越崇尚理性，但即使是理性信仰本身也绝对带有非理性成分，信仰中无可避免地融入了人的情感，无论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还是理性的科学信仰，在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信仰时，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西方净土与共产主义所刺激发生的情感分泌物是一致的。信仰是人对某物或某种主张的极度相信和尊敬，是对可能性持肯定态度的信念。因此，在清晰严格地将信仰分类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其中的非理性成分。 二 在生存信仰引导人们走过血腥的原始社会后，人类迎来了理性信仰光辉的照耀，其时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智慧”为信仰的一类人——哲学家——开始产生。他们的思考范围由原始人类关注的与生村息息相关的世界——姑且称之为“生存世界”——转向了更大的范畴——宇宙。他们开始探索万物的本源，得出的结论看似五花八门实则惊人相似：伊奥尼亚和爱非斯的哲学家们依据水、气、火等物质形态提出了不同的宇宙构成图式，而毕答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认为宇宙的始基是一种抽象物质如数，中国的道家更是创出了玄乎其玄的“道”……从他们提出的构成始基可看出他们都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物质或抽象理性构成，即一切都源于唯一或唯几的根系。在西方自然哲学家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以认识自己为生命理念的智者——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又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理念先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而存在，而到了亚里斯多德则转向了：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他认为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可以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类的总思路基本是：自然——社会——自然，天道——人道——天道，用典型人物表示即：泰勒士——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 而如何将主体的理性转化为主体的行动，信仰于是在此成为中介且与理性相渗透，只有将理性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才有有效的行动，理性信仰终于产生。其根植与人自己的体验，根植与人对自己的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信仰的信赖，其本质表明着人们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 三 然而，人类的理性在繁荣的古希腊罗马氛围中放射出璀璨却短暂的光辉后，迎来了令人诅咒的中世纪。 在这个时代，非理性的宗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甚至农民与市民反对封建宗教制度的行动也是带有“异教”性质。各种宗教几乎统治了整个社会，此时的教育体系、哲学以及文学乃至医学都沦为宗教的奴婢。当时的哲学名为哲学实乃神学。教父学代表德而图良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圣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宣告僧侣权位高于世俗权力；中世纪哲学的基本派别——繁琐的经院哲学形成，它从属于基督教神学，并且完全支配了教学系统，导致那时的教育机构为教堂，教区学校，教师为僧侣，而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教义，为信仰提供好处。 这个时期的信仰完全是宗教信仰，现在许多人将信仰与宗教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宗教信仰是非理性信仰的一支，除宗教信仰外信仰还包括理性的科学信仰，以及对某种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宗教也许不会消失，也许会，但只要人类存在，信仰就永远不会消失。 可以说整个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非理性信仰就如“催眠”，这是一场全民的催眠，人民臣服与宗教的权威，他们的思想感觉都由宗教指挥，甚至当他们从催眠中苏醒过来后，他们依然遵从催眠者的示意，虽然他们以为此时是自己在判断。或者如神学家安瑟伦所说：“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 在此我们看到了宗教信仰带来的漫长而残酷的黑暗，但若将此完全归结为对盲目力量在思想上的软弱抗议与行为上的屈服乞求，完全归结为颠倒和虚妄的人类认识，认为宗教仅有负面价值是错误的。追溯宗教的开端可发现其源泉是人类对死亡的拒绝与恐惧，因此在此基础上人类用信仰的永恒对抗世俗的死亡与消失。所以，宗教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它直接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宇宙及自身的探索和把握。宗教所反映的人类追求，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追求——神与人、灵与肉、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天国与人间、今生与来世、善与恶、美与丑以及形上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的……宗教所探索寻求的，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关怀。而对于终极的关怀，是信仰最本质、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所以应该肯定宗教的正面价值，肯定真正的宗教徒都曾对世界和人生有过严肃的询问和思考。（注意：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宗教徒”，而不是在整个的政治、文化甚至军事都为宗教所奴役的社会生活的没有思想自由的民众。）宗教把一切可证实与证伪的问题给予哲学与科学，而将既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问题留给了神，神是一切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是对终极关怀的关怀。但神的本质是：人造就了神，失落了自我。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在宗教面前，信仰的基本问题——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统统被转化为神与人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非理性信仰时代，理智虽未完全消失却是屈服奴役于非理性，如当时的哲学之于神学。但若将这种信仰从情感压抑的中世纪泥潭拖离出来，置于整个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为人类的情感提供了对象与归宿。人类追求的永恒与自由都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与思维之中。人用以与死亡与困难相抗衡的就是信仰，在信仰中完成了生命的坚固与不可征服。人除了靠理性还依靠情感与精神生存，而后者的力量在许多时候是惊人的。恩格斯甚至给中世纪的信仰以这样的评价：“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可见在任何一个时代，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所聚集的力量提供给人类情感的慰藉与满足是巨大的，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代替的。而事实上，信仰从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需要将信仰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信仰区分开来。可以说非理性的信仰的本质是没有怀疑、也拒绝怀疑，它的“相信”不是建立在以事实为基础的真理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盲目忠诚的基础上。而信仰的非理性则是信仰的本质，倘若离开了非理性成分，可以说是无信仰可言的。因此，我们不提倡将信仰异化的非理性信仰，但要坚持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 四 在终于走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黑夜后，人类应来了理性张扬的新时代——以文艺复兴作为序幕的近代。可以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是西方社会走向近代的两大变革。近代文化的氛围完全可以用“理性的文化”来概括。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哲学家以惊人的毅力编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对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作了理性的总结。笛卡儿的 “我思故我在”更始从哲学层面奠定了理性对人类文化的控制地位。紧接着德国出现了大批理性哲学家，代表人物为黑格尔。正如中世纪文化被神学统治了一样，近代文化被理性驾驭了。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人文主义深刻地发现了人的理性，他们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并用古典文化对抗经院哲学。理性思维使人文主义者敢于大胆怀疑，大胆否定，甚至是对被教会奉为权威、使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神化的亚里斯多德理论。逐渐，一种怀疑、反思批判意识和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代替似是而非的经院思辩，以明晰的自然定律代替神秘的宗教启示的理性主义精神开始产生了。在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所谓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原则，人类就是理性的动物，人们具有用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理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活动，一切奇迹的产生当归功于人类的理性。他们甚至将理性绝对化起来，将其说成是出自抽象的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类固有的，他们把理性作为评判、衡量一切的尺度，认为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朋友，宗教狂热与迷信是人类永恒的敌人，只有依靠理性才能摆脱偏见，改造社会；决定世间事物的最高依据不是圣经而是理性，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包括上帝都没有存在的权利。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 在理性高扬的时代，人们如在中世纪排斥理性般地排斥信仰，几乎所有崇尚理性的哲学家，无一不或轻或重地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人们为了确立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地位，改变其长期被上帝奴役的命运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这些代价曾使人们把信仰作为与理性丝毫不能相容的东西排斥在理性大门之外，而事实上，无论人类的理性创造出多么光辉的成就，它都是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取得的。而所谓理性信仰，是指一种认为人类理性和信仰可以统一起来的信仰观。弗洛姆说：“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性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理性信仰，不是把理性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是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 五 自从文艺复兴重燃了人类理性之火，这火就沿着近代文明蔓延开去，一时间，科学、哲学、史学、文学、法学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尤其近代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勇猛不可阻挡之势，更将理性推崇到了另人不可逼视的高度。理性成一种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涌进！ 但当一切轰烈进行到十九世界末叶时，空前的危机出现了。高科技的战争给人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济危机爆发……人们曾信仰的唯一真理——理性遭到了怀疑。而上帝在这个时候，也惨遭屠杀。一个激情狂妄的德国老头——尼采——站出来大吼一声：“上帝死了！”于是人们长久以来赖以支撑的精神大厦楼柱轰然坍塌。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死讯之前，另一位温文而雅的德国人——康德已亲手杀死了上帝。他从人类理性或科学认识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上帝，却又用情感重建起那个被他用理智推翻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了上帝是人类信仰的宿营地，上帝死后人将魂无所依，于是他重新给信仰留出了地盘，“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的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么实践的理性也无妨保证上帝的存在”。 于是，在上帝死亡，而理性带来的灾难比比皆是的情况下，人类感到了对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困惑与否定。客观社会存在与评判体系的和谐被破坏，类与个体的关系被割裂，现实无可奈何，未来无法把握，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驱逐，理性则无比冰冷。这是一个混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大都无所谓信仰，原来的绝对理念不寻在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为了现在，牺牲未来；只求实惠，不要理想；类与个体的关系走向极端，或是个体对类的否定，或是类对个体的否定；人或堕落于伪善与虚无，或绝对服从现实的利害关系……一切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前途无望，及时行乐的心理开始产生，人们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揭露、叛逆的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又存在迷茫、悲观和盲目。这种思想状态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是出现了后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迷茫一代”的文学和现代实用美术；反映在哲学思潮上则主要有存在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信仰危机时代到来了！ 马斯洛在《人类价值新论》中指出“人们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断裂时期”，表现出来即：信仰沦丧、价值颠覆、人们无可相信、一切遁入虚无。海德格尔也曾描述：“就是一个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因此它陷入双重的空泛，双重的困境，即神祗离去不再来，将来临的上帝还没出现”。现代人走入了旷漠的荒原，没有了赖以栖息的场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虚无的深渊之中，政治经济行为的无度、教育的无效、理论的无知，使得信仰整体循环对局部中断的制约和克服功能全然丧失，由此导致局部中断扩展为整体中断。处于信仰危机状态时，信仰主题无路可走但又四处寻求出路，或者说信仰的指导作用丧失了，但信仰的抑制作用继续存在。 从本质上讲，信仰危机是由文化冲击的外因和社会存在无法自我复制的内因共同造成的，我们不能将其仅归咎于文化的冲击，所以对传统的反思不能仅放在信仰革命的开端予以论述，而应将其列入信仰危机的表现。 就信仰发生、成熟、衰亡的宏观过程看，危机是衰亡阶段的必然现象。同时，信仰危机是信仰革命的前奏，危机标志着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正处于质变的前夜，是旧信仰体系崩溃、新信仰体系尚未确立所必然伴随的痛苦迷茫和普遍失落。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看，人类是永远不会绝望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信仰革命的本质，乃是今人对前人的信仰行为及其创造物的抛弃和超越。因此，信仰革命的目的，应当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现在许多人面临着宗教信仰的不复存在与绝对理性的冰冷带来的空虚恐慌中，于是想着要重拾宗教信仰而冷却理性，这是荒谬的。宗教的确曾经给人带来过巨大的精神慰藉与满足，但那是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下特定的产物或者说是历史必然，而当一切进行到以人类的情感与理智都可以判定其不可信时，我们尚存以此为信仰危机解救者的念头，当然是不可行且可笑的。而理性本身也并没有罪恶，它曾为世界“解除魔咒”，这种功劳是永垂千古的。只是当现在人面临着巨大的信仰空缺时出现的慌乱使人们不知道现实的一切该何去何从，于是做了无价值比较的扬弃，这是一种草率。须知现在的无当然不等于最初的无，这种在过度经验后心灵重新面对的空白与最初一无所知的空白是截然不同的。 在终于认识了信仰的本质是人的一种非理性成分，它溶入了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状态的规定中去，而理智是高尚却不是万能的这一切后，我们就了解了非理性的信仰在理智的极限处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它把握着理智把握不了的东西。理智又引领着信仰的方向，所以拯救信仰必须重建理性，只是在高扬理性的同时要正视理性自身的历史局限。一个仅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人是决不敢直面死亡的，而一个理性的人则愈是清醒愈坑死不瞑目。所以，人惟有通过发展理性寻找一种新的和谐的信仰才能正确而坦然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死亡之外坚定地生活。 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综观历史发展全局，不难发现我们要建立的信仰其实就是：真理与对真理的追求！这与一直以来的具象信仰略有不同，所有的具象信仰都有某种特定而明确的指向，相对此，“真理”二字就宽泛的让人有些无从把握。而信仰本身是对可能性的确定，是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的肯定性的，所以对普遍真理的把握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将对一切真理的信仰具体成为某种可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理想相结合就成为信仰。然而必须明白的是人的理想各不相同，那么是否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信念，一千种信念于是引领了一千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不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宗教信仰或是理性主义，都是代表着全民性的大规模的信仰方向。一种正确或是适应社会发展方向的信仰，都是有大众参与的，否则它的力量绝对不至于强大到影响甚至内化为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信仰控制实则应归属与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控制形式。那么，重建信仰实际上要做的是重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完成的是社会体系的改革，使其朝着一个自由、和平、公正、超越的方向发展。 所以，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信仰是真理及对真理的追求。这个信仰外显为建立一个更适合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社会体系。虽然这个信仰在现在看来其影响力尚不如风靡的“无信仰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但应该相信人类的潜能如果有足够适当的条件，能够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桃花源，而是一个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应享有的社会环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成为清醒者（哪怕仅为少数）的责任与理想，而肩负这份责任与理想，我们就应着手于培育全民的真理信仰，并让这种信仰引领人类创建出一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生存宇宙！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