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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没做好啊。我租好了，需要就发。来。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没有违约行为般是不影响征信的，个人征信记录一般不包括犯罪记录。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禁止征信机构采集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征信机构不得采集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但是，征信机构明确告知信息主体提供该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的除外。影响个人征信的情况如下：个人征信报告的不良记录包括以下内容：1、恶意逾期，过往信用卡还款不及时导致长期逾期或逾期金额较大、逾期次数较多;大学期间申请的助学贷款未及时还款，导致逾期次数较多或逾期时间较长;其他贷款未及时还款导致的恶意逾期等等。恶意逾期是最常见的影响贷款的一种情况。2、个人负债比例较高，如果居民的已有负债占比较高，达到个人收入70%以上，会对其申请贷款有所影响。3、为他人担保巨额债务，如果居民以自己的房产等财产作为抵押替他人担保巨额债务，那么他自身的资产情况就要大打折扣，甚至有潜在负巨额债务的危险，因此，银行不会轻易向其发放贷款。4、征信被查询次数较多，居民向银行申请贷款、信用卡等信贷产品，银行会去查询居民的征信记录如果征信记录，被查询的次数较多，说明该居民借贷需求太高，相应地风险也高。所以不建议居民同时申请多家信用卡。扩展资料：
一、当前老龄化研究中亟待商榷的认识偏差随着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学界已展开系统探索并取得较丰富成果，为正视老龄化挑战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铺垫。而对于老龄化的具体应对措施与治理模式而言，描述性研究仍相对较多，单单针对老龄化或者它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证和建议的研究取向相对普遍，且不同程度存在着将老龄化视为“问题”或“挑战”的倾向，这使研究成果相对聚焦于单项或局部的政策调整或调节，有一定工具理性特征，而与老龄化密切相连的其他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则经常被忽视，对整个老龄社会基本规律的系统研究和对政策体系的整合性研究仍相对欠缺。①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及其影响具有较大的弥散性和渗透性，常常涉及一系列超越功能边界的非结构化公共事务，并形成诸多超复杂系统问题，其治理模式与政策安排必须基于这一特征展开。然而，所有的治理模式与政策变迁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其间更需要政府治理理念和社会主流观念的不断调适。因此，尽管老龄化议题近年来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政府出于民生大计亦对其极为重视，但对其共识仍未普遍达成。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和社会转型的加速，识别并厘清当前研究和实践中的认识误区和理解偏差正变得愈加重要和必要，这将是老龄社会治理理念转型和社会观念更新的前提条件之一。 综合而言，现有老龄化研究与实践中亟待商榷的认识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老龄社会的常态化欠缺共识，“悲观论”与“危机论”在研究实践中仍存在进入20世纪后，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逻辑作用下，人类寿命大幅延长而生育水平显著下降，两者叠加使得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年龄分布普遍向老龄化倾斜。因而从本质上讲，老龄化是人类再生产模式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结果，它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概无例外，区别只在于呈现之晚早和进程之慢快。2015年全球尚有115个国家和地区未进入老龄化阶段，但至2050年这一数字将可能骤降为33个。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2000年步入老龄社会后人口老龄化水平便不断提高，2010年“六普”时达到9%（65岁+）和3%（60岁+），而至2018年末这一数字已变为4%（65岁+）和9%（60岁+），其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规模近5亿。学界对于未来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整体判断亦基本趋同（见图1）③，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长期不可逆转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从本质上讲没有好坏之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然而遗憾的是，当前老龄研究与实践中仍充斥不少负面乃至悲观的情绪。这一方面源于社会大众在心理上的不适应，另一方面则是目前以中青年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架构对老年人比例增多这一现实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匹配。这些“不匹配”更因“不适应”而被主观夸大，老龄化因而与“悲观”“危机”以及“负担”和“压力”画上了等号，尤其对于人口老龄化将造成经济发展延缓的担忧颇为流行。事实上，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在尚未达到我国现有人均经济水平时已为应对老龄化而搭建起相对健全的全民社保体系④，因而用“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来形容中国当前的老龄化应对现状可能更为准确。此外，已有相当多的证据揭示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发展并未带来不可逾越的挑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老龄化甚至与其经济增长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中国最近几十年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亦与其老龄化的发展进程相同步。这恰恰说明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不需要无谓地自我设障。正如戴利所指出“人们经常议论老年人口的保守性和反动特征，年轻人的进步和活力，这都是无稽之谈”⑤。（二）将老龄问题等同于老年人问题乃至养老问题，忽视了老龄社会治理的全民性和整体性老龄化的挑战常常被视为是老年人数量增多所引发的，老龄化的应对问题也常常被当作只是解决老年人的问题甚至只是养老问题，将这些议题过度聚焦于特定群体显然违背了现实逻辑。人口老龄化尽管暗含老年人口增多等数量性议题，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人口年龄分布的结构性变动。老龄社会的老年人口比例尽管相较于传统为多，但依然是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群体共存共生的社会。而对于个体而言，老龄是其生命周期的必然阶段，这一年龄阶段与其他阶段的关联性在老龄社会的背景下更显其意义。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取决于其年少时的健康行为积累，养老金的收支平衡依赖于当前劳动力群体的劳动产出，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需要通过对不同生命周期人口的持续投资和引导而夯实。将老龄化议题过于聚焦在老年人群体既易产生不必要的社会焦虑，也不符合代际公平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 针对这些片面的认识及解读，当前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亦较多关注老年工作的开展和老龄事业的发展，而非老龄社会的整体性应对。⑥老年工作与老龄事业聚焦于如何为老年人口提供经济赡养、公共服务以及精神慰藉等支助，这当然是政府重视民生并为应对当前的现实养老压力而产生的一种自然选择，然而老龄化所意味的年龄结构变迁将涉及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和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仅仅关注老年人口显然无法全面应对老龄社会的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囿于体制资源等现实约束，较多的老龄化理论研究与政策探讨都聚焦于单一政策或部门政策的调整。然而在现实中，不同的部门往往专注于各自的功能和职能定位，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缺乏整合，出现政策冲突或政策衍生问题的例子并不少见，这更加剧了现有政策体系的碎片化，对其政策效能发挥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老龄化压力的社会焦虑。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口结构大多以年轻化为主，老年人口比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3%—5%的水平。直至1865年法国的老年人口（65岁+）比重达到7%，成为历史上首个步入老龄社会的国家，随后不到百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均已进入，这种现象自20世纪后半叶起在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亦趋于蔓延。中国也于2000年进入了老龄社会，至今已近20年，我们对于老龄化已形成直观认识，相应研究与实践亦日趋深广。然而，整个社会在老龄化的应对过程中却仍存在诸多认识误区和理解偏差，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负担乃至危机，相当多的学术探索亦在此框架之下寻求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大量的政策探讨亦在聚焦于养老压力以及针对老年人的各类支助措施上， 不少工作于今已显得效用不大，并可能导致对未来老龄社会发展路径的误判。本文据此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及其治理研究与实践中的主要认识偏差及缺失进行了概括，分析其主要机制及研究困境，并给出关于老龄化的治理模式和观念转变的政策思考。一、当前老龄化研究中亟待商榷的认识偏差随着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学界已展开系统探索并取得较丰富成果，为正视老龄化挑战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铺垫。而对于老龄化的具体应对措施与治理模式而言，描述性研究仍相对较多，单单针对老龄化或者它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证和建议的研究取向相对普遍，且不同程度存在着将老龄化视为“问题”或“挑战”的倾向，这使研究成果相对聚焦于单项或局部的政策调整或调节，有一定工具理性特征，而与老龄化密切相连的其他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则经常被忽视，对整个老龄社会基本规律的系统研究和对政策体系的整合性研究仍相对欠缺。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及其影响具有较大的弥散性和渗透性，常常涉及一系列超越功能边界的非结构化公共事务，并形成诸多超复杂系统问题，其治理模式与政策安排必须基于这一特征展开。然而，所有的治理模式与政策变迁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其间更需要政府治理理念和社会主流观念的不断调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