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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传奇皇帝朱元璋》，感慨良深。 朱元璋出身佃农，从小放牛，7岁那年，父母、大哥均死于瘟疫；17岁出家当和尚，到25岁那年，寺庙又遭官军焚毁；朱元璋走投无路，终于参加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军；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再加上一点运气，朱元璋在义军中脱颖而出，最后竟至黄袍加身，成为一个布衣皇帝的“传奇”。 在称帝前长达16年的艰苦转战中，朱元璋做到了深谋远虑，谦虚谨慎。他在战略上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方针，同时牢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做了不少好事。据清人谷应泰在《明史记事本末》中记载，朱元璋在准备攻取镇江时，就曾再三告诫部下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妄杀无辜，你们一定要体会我的良苦用心，破城之日，千万不要放火、抢掠、杀人，违反者处以军法，纵容者也要处罚。占领镇江后，朱元璋还特地命徐达访请当地能人秦从龙，后来又亲自到镇江，“谒孔子庙，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农桑。”及至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曾对刘基说：“宽民必当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刘伯温听了他的这番话，感动得赞叹道：“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欲行仁政的皇帝，却又对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的言论极为反感，却又非常善于实施阴谋而不动声色，却又在惩处官吏时极尽残暴株连之能事，却又经常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和刻薄寡恩而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和许多皇帝一样，他也在登位后立即陷入“杀功臣”的怪圈，把“兔死狗烹”的惨剧演到了极致——只剩下一个汤和，赶紧战兢兢告老还乡，才保全了一条小命。在震惊全国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大案中，他竟杀了将近四万人。这种空前的恐怖统治，这种复杂的双重性格，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和情感逻辑所造成的呢？ 显然，这正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权欲”无限膨胀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从起初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一无所有，到登上皇位权倾天下，还要想着为“家天下”的继承者削除“权杖”上的“芒刺”，这其中的发展规律，必然推动整个极权体制运转成一部疯狂的“绞肉机”，使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括那些后宫的女人们，毫无例外地无法逃脱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命运。 人民大学的毛佩琦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到“胡蓝两案”时说，明清两代都有人怀疑他们的所谓“谋反”实为子虚乌有，而他则干脆断言是两起“冤案”，这就和电视剧中所展现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了。当然，电视剧如此演绎谋反与平叛的故事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明史记事本末》中，也记载了“胡蓝”意欲谋反的种种“蛛丝马迹”，按照这些线索来编剧，显然可以加强戏剧性，从而对观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尽管迷失在历史迷雾中的“胡蓝”事件真相难明，但照我看来，他们的“反”或“未反”，并不影响封建统治下君臣关系的本质。在那样一种非人的制度中，人性都已严重地扭曲变形。皇帝对权臣不可能完全放心，势必经常在信疑之间游移；权臣对皇位也未必毫不动心，只是要看实现篡位的可能性有多大罢了。皇上所谓“爱”卿如命者，臣下所谓“愚”忠至死者，即使真的曾经有过，那也只是个别的现象，“非典型”的现象而已！ 陈宝国在这部电视剧中，终于刹住了在《大宅门》中形成的表演惯性，摆脱了“白景琦”的影响，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这位传奇皇帝的复杂形象。演到后来，我看他已经“入戏”很深，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专权者“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疑惧和痛苦了。但徐帆所演的马皇后，却成为一个概念化的形象，当然这首先是剧本的问题，不过徐帆的说白也确有毛病，总给人不自然的感觉。后宫的另几个女人，倒是演得各具特色，尤其是达兰和金菊，我认为是演得很好的。 
2-在汉末三国时期的众多人物中，曹操的形象的内涵是最复杂的，并已在引起后世争议。但无论怎样，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政治家，曹操无疑是成功的一位。从人物描写的角度看，曹操的远见卓识似乎与奸诈相矛盾，实际上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表现了曹操的性格特点，从而使这一形象血肉丰满。曹操的形象本身是恶劣社会文化环境的可悲产物。许劭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说已经指出了他两种不同人格发展的可能性，即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他不同的人格形象。曹操的性格显然是雄才大略与奸诈凶残两种对立人格的矛盾统一。他智高胆雄，远见卓识，集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双重素质于一身。又善聚善用人才，自己也能出生人死。驰骋疆场，甚至不乏爱民的品质，多数的时候心胸宽大，危难关头不失幽默，很多方面是刘备、孙权所望尘莫及的。如果时逢开明制度．他的很多正面品质和出众才能也可以使他成为造福时世的英雄。但他生逢乱世，虽可有为．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观念束缚了他，使他不敢公然废汉自立，不得不在“借”字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借天子以令诸侯．借诸侯以攻诸侯，借人头以定军心，借头发以申军令，借眼泪收买人才……，无处不用其借，“借”谋被用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这真是封建专制集权政治造就的一大文化奇观。作者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主要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历史和道德标准，从安邦定国的历史需要出发，热情歌颂和肯定刘备高扬“仁义”的治国之道。愤怒贬斥和否定曹操“滥施暴虐”的治国之道。但是悲剧的历史现实，与作者向往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高扬“仁义”的刘备集团失败了，“滥施暴政”的曹操集团胜利了。而对这样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作者思想上充满了渴望谋事在人但又感到成事在天的痛苦矛盾之中，他难以做出正确的解释，只能抬出“命”和“天”来。发出天意不可挽回的沉重感叹。所以作为一部封建治道展示录的《三国演义》是用一种悲怆的笔调写成的。全书笼罩着一种悲壮的气氛，正是这种悲怆的笔调和悲壮的气氛，使这部艺术作品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他崛起于阡陌之中，从开始打平天下至三国分据其一，再到蜀、吴灭而曹魏独存，曹操留给了自己子孙一统天下的基础与人才，为以后曹魏统一天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可回避的曹操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是奸雄，但也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在动乱的年代里，曹操利用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为尽早结束国家的分裂局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无愧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称赞：“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