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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2omy ， IPE） 作为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与传统国际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 、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有着复杂渊源关系的新型交叉学科， 自20 世纪60 —70 年代在同属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欧洲与美国产生以来， 虽然研究范式日益规范， 研究议题日益明晰， 研究文献日益丰富， 但距离成为一门成熟而完善的学科还有相当的距离， 主要表现在以下3 个方面： 第一， 学科属性模糊。学术界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还没有取得广泛共识， 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也可以说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也有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乃至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2] 还有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是经济学理论范式不断发展与演变的逻辑结果。[3] 学科定位的模糊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方向和研究范式构建及完善。 第二， 学科研究对象模糊。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开拓者罗伯特·吉尔平（ Gilpin） 把“追求财富与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动态关系”[ 4] 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 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学问。[5] 无论是财富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还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说法， 因为该叙述没有进一步明确互动关系发生的主体， 也没有对互动关系和相关关系进行明确区分， 更没有对互动关系的内在机制、衡量指标和影响效应给出说明， 学科研究对象的模糊性直接导致学科研究议题的泛化和广化， 造成学科边界模糊， 难于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作出明确的区分。 第三， 学科研究方法不规范， 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人文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为主要研究内容， 如果脱离了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的观察和解释， 则难于对各种人文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叙事宏大、议题宽泛， 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与逻辑的严密性。 大多数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 年代，[6] [7] 在20 世纪80 —90 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 21 世纪以来中英文文献日益增多， 但仍然处于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 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系统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体系。已有学者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述评。[8] [ 9] 现有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文献的特点表现在多个方面，但政治权力（国家） 与经济利益（市场） 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内在机制与效应始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无论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IPE 学者， 还是以基欧汉（ Keohane） 为代表的第二代IPE 学者，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研究的重要议题。[10]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支众多、体系庞杂[11] ，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相互一致的研究范式， 既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缺陷， 也是该学科不成熟的主要表现， 更是研究内容拓展与研究范式建构的理论起点。 作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的相互依赖理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 拓展与丰富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内容， 但仍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需要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 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体系为研究对象， 以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 忽略了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国际行为主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其二，以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与经济互动行为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 以企业、家庭和个人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与经济互动行为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 理论分析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其三， 偏重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长期、宏观与总量研究， 忽略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短期、微观与个量问题研究。其四， 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得到广泛认可的分析工具， 各种理论体系和流派间的交流、比较与综合仍嫌不足。其五， 对国家行为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之间的区别与不一致性有所忽略， 建立在个人行为理性假设基础上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并不能简单套用到国家行为模式分析之 
美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历史由来已久，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使得在美国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不断加大。根据美国商务部分析局（BEA）提供的经济结构数据分析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77%下降至2016年的71%，美国经济发展不断呈现出制造业空心化趋势。造成这一结果就不得不提及美国早期的去工业化战略。美国早期的去工业化战略对其经济转型升级和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国内的高端服务业失去了根基，经济结构出现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美国经济下滑，爆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使得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各个国家都加大了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美国从奥巴马政府至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再不断地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来带动国内的经济复苏。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实体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开始提出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战略；特朗普团队上台后基于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发展创新型经济和加强美国国际领导权等方面的考虑，进一步出台了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的诸多政策。反观中国在工业制造领域不断拓展，增强自身竞争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在2010年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的27%。虽然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美国倡导的制造业回流势必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再工业化的历程，文旨在分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并为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张指明方向。2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制造业的回归作为美国近几年为经济复苏做的大举措，被国内外的众多研究学者关注。Jing Chen（2017）认为美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迎来制造业的复兴，他通过麦肯锡战略、企业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高级分析中心高级专家埃兹拉·格林伯格（Ezra·Greenberg）得出自大衰退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即使不惊人，但也是稳定的，通过在五个领域的措施，美国可以建立一个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1]。根据Scott Miller（2018）的研究，制造业仍然是美国产出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几年中国只有少数几个高科技行业实现了持续增长[2]。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再是回归低端制造产业链，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是产业结构优化例如全球、低能源成本、智能制造等高新制造业模式。根据Abadie（2010）的研究，在2009年美国没有提出制造业回归的战略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在增加值出口额非常拟合现在真实的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额；相反在美国在执行了制造业回归战略之后，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额显著减少[3]。简单来说，该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减少是一个直观表现，而这种变化率则很好地代理了美国制造业回归战略，其中制造业产业链的创新是美国在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上遏制中国的关键转折点。对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看法，Chunjiao Yu（2017）通过DVA计算指标和数据模型得出在GVC分工体系下，中国DVA比例小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4]。贸易战也警示我们，出口应“重质大于重量”，在以后的出口中注重提升贸易附加值，具体地，应大力提倡技术发展，努力提升劳动生产率，鼓励研发，促进资本积累，并鼓励专业化生产。3国内研究现状首先，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产业结构特点 根据肖肖（2018）撰文所指出的，美国此次制造业的回归是更深次的高端制造业回归，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回归， 而更像是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实现产业升级[5]。潘辉，杨毅（2018）发现美国自2010年以来按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划分，回归产业中有高达58%都是低端制造业的企业[6]。马光远（2017）认为当年奥巴马强调“再工业化”， 目的看似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为新一轮产业革命进行充分的准备，本质上是实现美国产业的升级， 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7]。阮晓东（2017），美国都把制造业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但是将设计、研发和销售等其他环节留在了美国[8]。其次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局势的研究。根据蔡礼辉和任洁（2020）的研究，中国制造业GVC参与度指数在多数年份明显高于美国同期值，这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明显高于美国;其次，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明显小于美国，这表明美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9]。吕晨星（2018）也认为美国相比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深，从制造业整体看，中国制造业较多从事最终端的生产，美国制造业较多从事技术水平较高的中间产品生产[10]。从以上结论来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分析，此时的中国制造业相比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还是比较吃亏的一方。最后是中国制造业应对的从策略的研究。王岩（2020），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要扩大金融财政支持，改变制造业融资难的状况[11]。其次，完善产业链建设。丁明磊（2017），强调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升级，把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作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推进各领域新兴技术跨界创新[12]。潘辉和庹小钰（2018）从价值链高端切入全球价值链， 痛下决心盯准战略性新兴产业，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实现技术超越和产业升级[13]。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大概举措应该从进军创新产业入手，改变自身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低端的困境。此外就是对于资源配置优化，工业化发展相对应的应该是劳动力需求的减少。4研究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文献查询总结和数据分析总结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美国制造业回归这一基点，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背景以及动因，分析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发展状况，判断美国制造业未来可能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冲击。通过数据收集绘制表格，具体分析近几年来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结构特点，进一步推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制造行业提出应对影响和风险的策略。
1、 中小企业集群现象研究2、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3、 广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4、 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应用5、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6、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功能定位7、 泛珠三角有关问题研究8、 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9、 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促进10、珠三角城镇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1、企业集群与城镇化研究12、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研究13、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演进14、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及对策建议15、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分析及预测16、广东城镇居民消费趋势预测与对策17、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结构变化研究18、科技进步对我国工业发展的贡献率分析19、经济增长点问题研究20、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1、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22、政府宏观调控问题研究23、对公用事业规制的研究24、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研究25、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26、论经济增长方式27、论中国的经济增长28、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29、新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30、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史研究31、新自由主义意识与经济全球化32、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33、制度与经济增长34、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35、虚拟经济研究36、我国的收入分配演变研究37、广东、香港、台湾三地经济发展状况对比38、广州支柱产业选择分析39、广东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40、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分析41、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42、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机制研究43、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44、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契约关系分析45、相对优势原则与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46、腐败的经济学分析47、国民精神素质与经济增长48、李斯特的经济发展思想及对我国的借鉴49、转轨时期的经济思想研究50、相关行业的经济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