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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三、王守仁 (1472—1528) 明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后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四、李贽 (1527—1602) 明思想家、文学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哲学观点没有自摆脱王守仁和禅学的影响。但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夫妇论》)。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讲行了大胆的揭露。曾评点《水浒传》，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 五、黄宗羲 (1610—1695)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在哲学上，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六、顾炎武 (1613—168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亻庸，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七、王夫之 (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界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八、鲁迅 (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采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鲁迅全集》(二十卷)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在上海迁移并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为鲁迅墓题字。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九、毛泽东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十、邓小平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第一题其实重点首先要看“其所积蓄”，也就是说，后面的“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是在解释徽商的积蓄是如何作用的，对内保留十分之一（或者十一）对外则是投出十分之九，所以选B
近年来，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全球史观，并致力于发挥全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全球史观最先由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的史学》[1]提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西方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西方和欧洲跳出，将视线投向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G巴勒克拉夫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全球史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全球史观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既包括各个学科内部的交流，也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其次，全球史观强调全球性和整体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更加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第三，全球史观关注的是那些跨文明、跨区域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 一、用全球史观指导明清史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史观对明史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关于“明史在中国史上的研究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议题之一就是“明代历史对世界进程的影响”[2]。与会学者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是在明史与世界是联系起来的研究过程中采取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全球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清朝时期，外国有多关于清朝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清朝与各国政府的文书、传教士在华活动记录以及西方殖民者对我国进行侵略时，夺走的清朝的档案资料。清史研究中仍有许多空白的地方，而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关于清史资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或缺的资料。全球史观对于我们有效的利用国外关于清政府的资料，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全球史观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具体指导作用 （一）全球史观的互动性 全球史观强调学科内部之间应相互交流、借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同样具有指导作用。以明朝的史料利用为例，《明实录》[3]中的曲笔较多，其中《太祖实录》三次编修，曲笔回护的内容更是屡见不鲜。《太祖实录》中，朱棣将建文朝一朝的历史一笔勾销，把建文朝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并且为自己发动叛乱、篡位夺权作粉饰。朱棣要求《太祖实录》增加朱元璋有意让朱棣即位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后人，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史料，历史可能真被朱棣篡改了。但是我们在顾炎武的《顾亭林诗文集》[4]中可以看到，“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并且在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5]一书中，作者引用上百种史料，力图恢复建文朝的史事。另外，《明实录》缺少建文、景泰以及崇祯三朝史事，谈迁的《国榷》详于万历以后的历史，可以与《明实录》的材料相互补充。关于明史的史书的相互补充、借鉴这一例子说明了全球史观学科内部之间的“互动”对明清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诗词、小说、书画以及戏曲等文学作品，它们的创作过程是从社会生活中吸取资料的，反过来也能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以清朝张应昌编辑的《国朝诗铎》[6]为例，诗歌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以诗证史。张应昌把诗按内容分类，不仅涉及了农业生产技术、赋税政策以及徭役的征发等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法律、军事方面的政策及具体的执行情况，另外还有国家行政方面以及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张应昌编写的《国朝诗铎》，内容丰富且庞杂，加上作者是清朝人，由当朝人记录当朝事，张应昌也记录了清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找到当时的历史痕迹。《国朝诗铎》为我们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这体现了全球史观所强调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这一特点。 另外，全球史观要求我们要注意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明清史研究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中西方史学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西方殖民者在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同时，掠夺了明清两朝大量的档案文书。荷兰人所藏的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的档案，主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郑成功经营台湾的历史；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等处，藏有1844年《望厦条约》的中文本、19世纪初的中国政府的文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有关使华的备忘录、草稿、摘要和公函。另外，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葡萄牙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关于明清中国档案文书材料。我们在充分利用国外关于明清时代的档案材料时，也应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学者利用这一批档案材料做出的成果。这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中西史学资源尤其是史料的交流学习情况。 （二）全球史观下世界各个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这一观点在明清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是帮助我们辩证的认识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这一方面。 在张丽、骆昭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季）2009年第4期撰文指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当时全球经济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沿海商帮如闽帮、粤帮、浙帮等，内陆商帮诸如晋帮、徽帮以及江右帮等，它们的兴旺发达和衰落都与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越多、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所占得份额越多，明清时期的商帮越发达；反之，越衰落。16至19世纪初，欧洲、日本以及美洲大陆的资本非常发达，国内原料无法满足这些国家自身的需求，需要从国外市场购买原材料。这一时期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以及来自海外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海商应运而生并且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商人以及商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原材料，并且凭着众多优惠条件，他们的原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极大减少了海外市场资金的流入。而且，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的签定，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使得中国商帮得优势逐渐丧失并且衰落。 （三）全球史观下的具有世界影响性的运动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全球史观下的明清史研究。公元1405至1433年，我国明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进行了七次的远航，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传播的是文明，是和平，而不是掠夺和侵略。郑和下西洋也对途经国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7]一书中介绍的那样：“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8]中提出了郑和等人出使海外诸国应持有的立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仪，变其蛮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向亚非各国宣敷文教，传播中国的文化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且，在郑和努力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海外各国受益颇多。 郑和凭着这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海外影响，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影响突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于郑和的寺庙多；关于郑和的遗迹、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关于郑和的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西方学者对郑和也有研究。以西方研究郑和的著作为例，英国学者梅辉立（W・F・mayers）撰《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英文版<中国评论>1874～1875年第3～4卷），并且他成为最早研究郑和在世界航海上的地位的海外学者。近年来，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也出版了有关郑和的研究专著，如李露晔（Louise Leav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法国学者皮埃尔・加玛拉（Pierre Gamarra）：《郑和海军大元帅一生的奇迹》，（（巴黎）马扎然出版公司，）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两个问题，即怎样正确地比较郑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航海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怎样将郑和研究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古代书籍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记载，有一部分涉及对某些海外民族的评价，如认为他们“野蛮”、“落后”以及有可能会伤害某些民族的传说，加上中国古籍中有关帝王“君临天下”的封建观念，这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郑和下西洋贡献的评价。对此，我们应该注重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海外关于新课题的开展和新的研究成果，纠正西方对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误解，辨证地对待郑和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三、明清史研究应如何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走向世界 具体到将明清史研究推向世界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明清史的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背景有机结合，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掌握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能利用我国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方志碑刻资料等深入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次，应该树立全球史观，仔细考虑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否会对全人类问题（如人口史、环境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对于全人类有价值的课题应花费较大的精力，突出研究的重点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我们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明清史，关注明清史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世界上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相信明清史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大多数的徽商，他们的十分之一的积蓄用在家，十分之九的积蓄用在外 D 。北宋设立转运使负责地方的财政税收，将地方财政收归中央，这样使地方失去经济主动权，再没有经济实力与中央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