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无迟涯
苏轼是位儒释道兼容的大文豪，是儒家思想培养了苏轼，塑造了一个积极入世的苏轼。从苏轼的词中，可以看出苏轼的人生态度是复杂的，然而其最终的走向却是明确的。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其一生仕途坎坷，三次离乡，六出汴梁，九年三谪，一年三迁又三贬，六丧亲者，六朝皇家。纵观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终交织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又时时体现出乐观与旷达的人生境界，这在他的词中有充分的体现。 一、入世与出世的交织 苏轼一生写了大量的词，在这些词中，既有入世的进取之心，又有出世的人生取向。 现实生活中的苏轼，也时时在履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尽管苏轼积极入世，但仕途的坎坷，宦海的沉浮还是让他产生了“出世的思想倾向” 《临江仙》便是词人出世情怀的完全坦露：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此外，象 “归心正似三春草”(《虞美人》)，“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满江红》)。“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行香子?述怀》)等词句无不体现着他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 二、乐观与旷达的升华 尽管苏轼一生辗转流离，但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他始终以乐观与旷达的心态直面人生的磨难，看待人生的遗憾。在他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这种超然的心态更是一表无余：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这首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此外， “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騃女。 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既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此身非我有”，那么便借着美酒与惬意的大自然，驾一叶扁舟随波逐流，内心看透外物便也不再执着于外物。当然其中的关键之处是苏轼承认了人生有缺憾，就如自己的仕途坎坷一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没有什么比正视现实更可贵的了，苏轼就是将自己的悲欢置于宇宙人生的阔达空间去观照，认识到人生的有限，进而体悟到自己的人生不完美的合理性，从而正确地面对人生苦境。 三、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人生观的塑造 苏轼的一生始终交织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矛盾痛苦中乐观旷达，这就要看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人生观的塑造了。 苏轼自幼受到“齐家治国”、“兼济天下”的儒家进取精神的濡染，尤其是其母程氏早期的家庭教育对他影响极深。《江城子?密州出猎》将他志于为国尽忠、扫荡胡虏的英雄气概与高尚人格完美地展现了出来，他心目中最为崇拜的对像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梅尧臣等政界文坛上的宿儒名流。 儒家的“经世济民”理想让苏轼走出大山，但仕途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他不得不寻找解脱，于是坎坷路上他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精髓便成了他思想上的出路。 道家哲学强调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做到这样只有淡泊名利，淡化死生，只有无所求，顺其自然，心才会游于物之外。这种思想正好切合苏轼的境遇和精神需求，从而为经世济民不通，弃世又不甘的苏轼的受磨难的心灵提供了精神上的解脱。苏轼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减少欲望就减少了痛苦，追求欲望则只会徒增烦恼，“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儒道的切合点。苏轼无论处于多么残酷的处境，总能随时随地地去寻找并进而确立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快乐之源，从而达到“无往而不乐”的最高境界。可见，苏轼的思想不是一家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以儒家为本，又博采道家之长，他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虚妄，于是便形成了他儒释道兼收的外儒内道的作风。 总之，综观苏轼的一生，得与失，功与败，逆和顺，荣和辱如影相随。顺境中，苏轼积极用世，心系天下;逆境中，苏轼旷达乐观，坦然面对。今天，我们欣赏苏轼的同时，更欣赏他于词中所蕴蓄的入世与出世的人生态度，欣赏他乐观与旷达的人生境界。 
审美人生与仕宦人生是极端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官场生活与诗人本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是戴着面具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个极端需要官场应酬的虚伪，一个必须是肝胆相照、表里澄彻。 苏轼的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人生，即以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为人生愉悦。”在拜读了木师对苏轼人生态度的定义后，我深深有感，不光钦佩于木师对苏轼人生态度的豁达写照，还感叹于木师相教前人的一些评价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也使得我们这些弟子们有了新的内容。我在这里写的无非也只是简单的转述一下苏轼的生平来表达我队木师观点的赞叹，以及粗浅的谈谈苏轼人生观的。 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首先，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过程。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独生子砥励名节。当苏轼21岁离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在此以后的仕途生涯，恰恰是他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士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而且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为此，在王安石新法之初他上书反对，结果被谪至密州。密州之迁是他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苏轼是如何对待的呢？我们可以从他在当时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略窥一斑。 其次，坎坷的任途生涯又令苏轼的思想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自22岁进士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神宗熙宁年间新法实施，苏轼虽然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反对，自请外任，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后因作诗被指为“谤讪”朝廷，在湖州被捕入狱。又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哲宗元佑年间，保守派执政，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再度外调。绍圣初年，新党上台，被远贬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儋州（今海南岛），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后遇赦北归，病死在常州。可以说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虽然是其对政治事业的自嘲，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坎坷的仕途生涯。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内心充满了重重矛盾。例如我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其寒冷，既憎恶现实社会的恶浊又留恋人世的温暖，在词里我们可以感知这一层深切的矛盾，激流勇退是好事，如“琼楼玉宇”般，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只能以月下起舞为胜境，千里婵娟为祝愿。从少年时就饱受濡染的儒学入世思想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在这当中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采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一笔荡开，又用状似浅淡无意的祝福对未来作了规划。上阙中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 第三，浸染释、道的思想又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 。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载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跟他读书的过程有莫大关系。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 第四，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也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 总体看来，苏轼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与木师提出的苏轼的审美人生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在其人生的坎坷中慢慢的积累并最终形成的。他一生中几乎绝对离于仕宦人生，沉浸和陶醉在他自己的审美人生中，一生游历于千古风流人物之间，让我们后人世代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