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小骏
有一句曾在网络上很流行的话：“流氓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流氓有文化。”这句话形象的说出了一个道理：人可无才，但不可无德。有才无德对社会终是一个祸害。一个人品德的好坏决定能否为社会做出贡献；才华的高低决定做出贡献的大小。如果一个人本性是坏的，那必定会破坏整个社会的秩序。《斯巴达三百》中，畸形儿一个邪念直接葬送了三百勇士；严嵩一个贪念，直接影响了整个明朝的国运；希特勒的一个私念，就令整个欧洲陷入战争的深渊。假设这些人能拥有良好且坚定的品格，那么斯巴达的三百勇士很有可能守住温泉关；明朝也不会那么快就衰落；全世界更不会遭受这无端战火的洗劫。可见，一个人如果无德，那么他的才华越高，其危害也可能越大。在全力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地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基本扫除文盲，人才正在不断涌现。可是我国目前人才的道德状况真的就那么乐观吗？清华学生用硫酸虐猴，大学教授公然卖题，生物科技企业生产地沟油，官场上腐败层出不穷……面对这些发生在所谓的高素质人群身上的事实我们能依旧保持乐观吗？《大学》中提出：人生四个理想阶段——修齐治平；又说“壹是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修身成德是根本。可是现在呢？“本乱”而求“末治”，可行吗？面对现状，我们应如何应对，尤其是如何解决这种集中表现在权力部门的“人才”的道德缺失呢？要纠正这自上而上的腐败，需要民众强有力的舆论监督，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就容易滋生腐败，长此以往就会形成道德的缺失。当然光是监督他人是不够的，学会“慎独”也是必要的。自律才是最好也最直接的办法。若是每个人都能以心中的道德律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又何愁社会不和谐，世界不美好呢？良好的品格是我们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基础，才能是度量贡献的尺度。因此我们必须培养良好的德行，唯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己，无害于社会。 
有的才华不必转化为名利 有一个青年，出生于香港，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曾在华尔街著名的金融机构服务。早在27岁的时候，他就当上了瑞士某银行联席董事，后任法国某银行副总裁。如果这样一路走下去，他的前途无可限量。然而2001年冬天对河南艾滋病村的探访，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阴暗破陋的屋子，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的艾滋病人，缺乏药物，四处弥漫着绝望和死亡之气。面对这一切，他哭了；晚上，他失眠了。他决定，要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一些事情。 他辞职了。从此，他不是在中国的各个艾滋病区奔走，就是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募集善款。他以金融人士的缜密，制订出了一个可以持续贯彻的资助方案，他的“智行救助体系”救助了3000多名艾滋孤儿。“成就感绝不比一个成功的银行家小，救孤之棋也绝不比一个出色的银行家走得差。” 和一年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投资银行的老朋友相比，他收获的是3000多个孩子喊他“杜叔叔”和那一双双无助的眼睛得到温暖和帮助后闪现的喜悦之光。 他叫杜聪。 有一位父亲，一生事业无成，甘于清寂，留守家中，培养子女。他出生于温州一个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高考数理化得了满分，曾经就读杭州大学物理系，但因家庭变故被迫退学，承担起家庭重担。1967年，他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从那时起，他就决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将自己的智慧、知识和才华转化为下一代的发展优势。他选择做个体医生，这样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可以留守家中，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成长变化，实施早教、早读、跳级的家庭教育方案。为了更好地教孩子，他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一直保持着天天读书的习惯，孩子们学的研究生课本，他都非常熟悉；他一直钻研相对论，把相对论的重要章节一次次重温，还撰写了大量论文，与钱学森通过信。父亲的读书、自学习惯，为孩子们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他的6个孩子出了5位博士与1位硕士，其中3个获得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因此被人惊呼为“人才魔术师”。“对于一个未能亲自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父亲’就是我的终身事业。” 他叫蔡笑晚。 杜聪本可以成为头顶华尔街耀眼光环的投资银行家，他却把才华用于无偿资助艾滋孤儿；蔡笑晚也许能成为物理学方面的学者、名家，他却用自己的才华，点燃了下一代飞翔的助推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像杜聪和蔡笑晚这样没有把才华化成名与利的平凡人：有人写得一手好文章，有人练得一手好书法，有人弹得一手好钢琴……但他们并不因此一定要成“家”，只是自娱自乐或者与他人同乐；有人怀才不遇，退而求其次，把才华和心力用于扶持家人，帮助他人，也同样其乐融融。 不是所有的才华都能够变成名利，也不是所有的才华都需要变成名利。当一个人的才华能够修身、齐家，算不算有价值？当一个人的才华能够让生活更加美好，算不算有价值？当一个人的才华能够帮助他人，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算不算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