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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 一、尽快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 在毕业论文工作布置后，每个人都应遵循选题的基本原则，在较短的时间内把选题的方向确定下来。从毕业论文题目的性质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另一类是专业学科本身发展中存在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问题。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志趣和爱好，尽快从上述两大类中确定一个方向。 二、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毕业论文的具体题目 在选题的方向确定以后，还要经过一定的调查和研究，来进一步确定选题的范围，以至最后选定具体题目。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选题方法。 浏览捕捉法 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对占有的文献资料快速地、大量地阅读，在比较中来确定题目的方法。浏览，一般是在资料占有达到一定数量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这样便于对资料作集中的比较和鉴别。浏览的目的是在咀嚼消化已有资料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寻找自己的研究课题。这就需要对收集到的材料作一全面的阅读研究，主要的、次要的、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的都应了解，不能看了一些资料，有了一点看法，就到此为止，急于动笔。也不能“先入为主”，以自己头脑中原有的观点或看了第一篇资料后得到的看法去决定取舍。而应冷静地、客观地对所有资料作认真的分析思考。在浩如烟海，内容丰富的资料中吸取营养，反复思考琢磨许多时候之后，必然会有所发现，这是搞科学研究的人时常会碰到的情形。 浏览捕捉法一般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广泛地浏览资料。在浏览中要注意勤作笔录，随时记下资料的纲目，记下资料中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观点、论据、论证方法等，记下脑海中涌现的点滴体会。当然，手抄笔录并不等于有言必录，有文必录，而是要做细心的选择，有目的、有重点地摘录，当详则详，当略则略，一些相同的或类似的观点和材料则不必重复摘录，只需记下资料来源及页码就行，以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 第二步，是将阅读所得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进行分类、排列、组合，从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材料可按纲目分类，如分成: 系统介绍有关问题研究发展概况的资料; 对某一个问题研究情况的资料; 对同一问题几种不同观点的资料; 对某一问题研究最新的资料和成果等等。 第三步，将自己在研究中的体会与资料分别加以比较，找出哪些体会在资料中没有或部分没有;哪些体会虽然资料已有，但自己对此有不同看法;哪些体会和资料是基本一致的;哪些体会是在资料基础上的深化和发挥等等。经过几番深思熟虑的思考过程，就容易萌生自己的想法。把这种想法及时捕捉住，再作进一步的思考，选题的目标也就会渐渐明确起来。 追溯验证法 这是一种先有拟想，然后再通过阅读资料加以验证来确定选题的方法。这种选题方法必须先有一定的想法，即根据自己平素的积累，初步确定准备研究的方向、题目或选题范围。但这种想法是否真正可行，心中没有太大的把握，故还需按着拟想的研究方向，跟踪追溯。追溯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①看自己的“拟想”是否对别人的观点有补充作用，自己的“拟想”别人没有论及或者论及得较少。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再具体分析一下主客观条件，只要通过努力，能够对这一题目作出比较圆满的回答，则可以把“拟想”确定下来，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②如果自己的“拟想”虽然别人还没有谈到，但自己尚缺乏足够的理由来加以论证，考虑到写作时间的限制，那就应该中止，再作重新构思。 ②看“拟想”是否与别人重复。如果自己的想法与别人完全一样，就应马上改变“拟想”，再作考虑;如果自己的想法只是部分的与别人的研究成果重复，就应再缩小范围，在非重复方面深入研究。 ④要善于捕捉一闪之念，抓住不放，深入研究。在阅读文献资料或调查研究中，有时会突然产生一些思想火花，尽管这种想法很简单、很朦胧，也未成型，但干万不可轻易放弃。因为这种思想火花往往是在对某一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之后的理性升华，如果能及时捕捉，并顺势追溯下去，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很有价值的。 追溯验证的选题方法，是以主观的“拟想”为出发点，沿着一定方向对已有研究成果步步紧跟，一追到底，从中获得“一己之见”的方法。但这种主观的“拟想”绝不是“凭空想象”，必须以客观事实、客观需要等作为依据。 
如果概括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它实际主要是由两个文学运动组成的。首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它扭转了从《诗经》到晚清文学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向，赋予了中国文学适应变革时代的现代化特征；另外是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它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却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价值目标和思想选择，而转向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我们现在称之为50～70年代文学的“当代文学”，实际是此前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发展。它的发展方向、文学原则和政策，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就已经初步具备了，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艺观，早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就翻译和传播到了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规范了从解放区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值得提出的是，虽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在“文学接受”的方式上，又有着显著差别：五四文学革命的眼光是全球化的，它所受的影响是多元的，因此它始终不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为目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其发展中发挥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左翼文学一开始就是以寻求和确立统一的文学指导思想为目标的，因而“批判”和“论争”成为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和特征，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本文无意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作比较，也不着眼于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考察性的清理。它感兴趣的，是居于左翼文学思潮核心地位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与中国现代性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与思想认同，它又是怎样把这些因素带入当代文学中去的；当代文学核心概念中的“左翼”特征，以及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决定作用，等等。 一 “批判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有人把50～70年代文学概括为“战歌”和“颂歌”的文学，根据在于它对“旧社会”和“旧文化”所持有的批判色彩。实际上，“批判理论”正是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潮中的“核心理论”。“批判理论”在其特定意义上，是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等现代思想后，扩充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它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姿态。但广义的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和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对古典哲学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哲学的分析，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弗洛依德对被文明压抑的人性的关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研究和对“技术”的敌意等，都属于批判理论的家族成员。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它不仅选择了思想领域，而且明确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推行剧烈社会革命的主要理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主要的结合点。 从晚清到辛亥革命，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开始了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但现代化造成的贫富悬殊，激烈而严重的阶级对立，却导致了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理想(实际就是“现代化”)的普遍幻灭。对“现代化”的失望，使左翼文学在历史关口与批判“封建传统”的五四文学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迅速汇合，从而形成了以“反现代性”为出发点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批判理论”。“反封”与“反资”并举，因此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郭沫若曾对鲁迅进行过否定性评价，认为他是“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1]冯乃超把“五四”以后的大部分作家都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指出：“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的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艺术社会生活》)30年代，周扬在其《论＜雷雨＞和＜日出＞》中，始终紧扣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主题，他看周萍，看出的是“他的血管里正流着他父亲的血统，他的性格里也有封建的性质”[2](P201-202)。40年代初，当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批判中国文学的“现状”时，显然充分吸收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他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3](P855)50、60年代，他又将清除这些“毒草”与建（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请保留此标记。）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直到文革前夕，毛泽东还在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号召对它们做坚决的斗争。他指责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是因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所导致的，“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到此，左翼文学思潮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当代文学的“规范”和渗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在这里，他把“现代性”与“西方性”作为同一个概念来看待。富永健一是从“东亚文化”的语境中来认识现代性的。他说：“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传统社会的极强烈的危机意识。”虽然他不认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性就等于西方性，却承认“现代化”的内部是存在着“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西方标准”的。[4](P112-120)但是，阿维内里警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防卫性的现代化，或者像艾森斯塔特所说的‘分裂的现代化’深表怀疑。他们对普鲁士防卫性现代化的评论表明，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现代化导致了德国社会的不平衡性质，致使市场经济忐忑不安地与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存在一起”，从而出现了“非欧洲社会”的那种“错层式的现代化”。[5](P23) 如果深入到当代文学的内部，会发现，左翼文学的批判理论与现代性本身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说有某种“分裂”和“错层”的现象。比如，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国家工业化)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展望，然而又呼吁人们警惕“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必要时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五六十年代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理论规范”和评论的时候，周扬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例如，他把“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思想观念上的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上的“纯洁性”，与这种文学对物质层面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歌颂”和“表现”，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1949～1976年间，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指责某些作家、作品并以此为突破口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几乎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号召广大作家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去表现新的时代，一年后却接连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呼吁人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但仅过去半年，就破坏了刚刚培育的良好的创作环境，把以胡风为代表的另一批左翼作家人为地置于死地；“双百方针”的实施还只起步，暴风骤雨式的“反右运动”便接踵而来；60年代初，文艺界的“纠左”恢复了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然而，“两个批示”的严厉指责又把文艺带入到文革的深渊当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都对“城市化”表现出羡慕与向往，“命运”却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夫妇之间》最初发表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文艺》上。进城之后，革命者“我”与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城市的态度发生了分歧，丈夫感受到都市“强烈的诱惑”，而妻子却反应木然，变得愈加“狭隘、保守、固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羡慕城市生活的战士与坚持乡村朴素生活方式的“哨兵”作为“对立面”出现在人们面前，前者还成为被作品讽刺的对象。与《霓》剧受到赞扬的情形相反，《我们夫妇之间》被指责为“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反映了在进城之后，“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的不良倾向。(注：参阅陈涌《也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李定中(冯雪锋)《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1951年6月20日，第4卷第5期，《文艺报》。)从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高超策略，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城市化”所展现的现代化前景却受到了猜忌和怀疑，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 〔摘要〕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实质上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诠释。发展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 标志着我们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 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科学发展观还是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 其中包括执政党建设理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 都是我们党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社会转型期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鲜明的主题， 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问题。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则是不断与时俱进的。现在看来，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 实质上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诠释。 首先， 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如何理解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科学发展观， 却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哲学上考察， 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及其态度， 而世界本身是变化发展的， 如何看待发展以及采取何种态度则是世界观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因此， 发展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可以说， 发展观历来就是世界观。譬如， 黑格尔的发展观就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一种世界观， 他的从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就是一种胚胎发育的渐成论或预成论模式。在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发展观的视野中，发展就意味着风险及其积累， 现代化社会就是一种人为技术、制度制造和积累风险的社会。核风险、金融风险和生态风险相继发作， 使人们意识到风险紧跟着“进步”， 就像影子跟着光一样， 其实早已存在几百年的“风险社会”才进入人们的世界观中间。在持有“反思性现代化”或“第二现代化”发展观论者的心目中， 整齐划一与多样性同时存在， 但分化和多样性越来越主宰现代化， 多样性在各个方面都构成了“第二现代化”的核心概念， 成为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范畴。由此可见， 作为世界观的发展观也是历史地与时俱进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提供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 同时也造就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重困境。全球化进程的经济效应， 全球财富的增量主要流向发达国家， 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 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也是向少数群体集中， 社会大多数群体并未分享到应有的成果。全球化的政治效应， 表现为霸权政治与协商政治、单极政治与多极政治的矛盾加剧。全球化的社会效应， 表现为社会生活“同质化”趋势与贫富分化、阶层分野的同时并存。而全球化的文化效应， 则造成了物质生活的丰裕化与人们精神生活贫乏、物质至上、个人至上、生命意义空虚化之间的鲜明反差。作为参与全球化并获得自身较大发展的几个罕见的国家之一，中国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全球化带来的困境与矛盾， 由于自身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 某些方面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 治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 这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应对全球化并反思发展问题， 这是当代思想家的一个关涉全球普世价值的全球意识问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人们对“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传统发展理念发生怀疑， 新的发展理念提出发展的三重价值标准， 这就是维持生存、自我尊重和自由。发展除了必须提供食物、住房、卫生保健和安全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 还必须提供就业机会、教育条件， 对文化和人的自尊给予更多的关注， 特别是要使个人和国家摆脱对其他民族的屈从和依附， 摆脱对愚昧和使人类痛苦的力量屈从和依附， 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资源、环境、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问题相继被提出， 这标志着对以往发展内涵的补充和革命性创新。社会学家提出了发展要从人出发， 以人为中心， 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在于人。甚至有人提出了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对现代西方发展理念的创新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观， 在逐步探索、发现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的过程中， 先后经历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认识阶段， 吸收了发达国家“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综合发展的理念合理内核， 特别是发展的本质就是提高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 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趋向的理念。在实践和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和反思中， 开始形成了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享和分享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原则， 就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思想， 而且丰富了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新高度和精神境界。实践创新决定了理论创新和世界观创新。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主要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其思维方式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转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所造成的困境， 也无法破解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发展难题。在当前改革攻坚阶段， 我们所遇到的深层次矛盾问题， 从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能力， 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需要从发展的具体规划部署入手， 而且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为重要的是， 还必须端正“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等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 真正实现发展动机和发展效果相统一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其次，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 其核心与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但他们从未忽视社会其他非经济因素对发展的重要作用， 唯物史观从来不是唯经济论。恰恰相反， 马克思一贯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 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好， 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也好， 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 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 “人是全部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 不是‘历史’， 而正是人，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马克思还认为， 个人发展的程度与个人的现实素质相联系， 同时它又离不开社会的发展， 他看到“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 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 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即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 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即经济前提，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共同生活方式”。十分明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想说明的是， 每个人自由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又有待于每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这就是说， 在马克思看来， 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全社会的每个人的发展， 而不能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 同时人的发展又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他甚至认为， 人的解放程度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统一的， 他指出: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 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3〕与此同时， 马克思还认为，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他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 作为对于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高举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旗帜， 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实质。实际上，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所谓科学性， 主要是指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理性态度。哈贝马斯曾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 他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目的理性活动”， 而所谓“目的理性活动”则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不是为感情和传统所决定， 而是为基于科学技术的理性所决定。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理性地而不是为感情所左右地、理性地而不依赖于传统地回答发展的实质、内涵和基本要求， 揭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发展的规律，实现文明发展、安全发展、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等目标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坚持把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摆在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位置上， 始终坚持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享和分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 人类社会发展既是客观历史演进的过程， 又是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考察人类社会进步既要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衡量， 也要以人的价值实现的程度去评价，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历史的尺度， 人的价值实现程度是价值尺度。从社会发展总的历史趋势和总的发展方向来看，两种尺度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尺度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价值实现尺度， 而人的价值实现尺度又是历史尺度的内在根据。这两种尺度的统一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对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而言， 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是一致的， 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是一致的， 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是一致的。胡锦涛同志强调: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 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以人为本， 就是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 就是进一步升华共产党人的执政宗旨。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本， 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坚持辩证的互动观点， 认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 人越全面发展， 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 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 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 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 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把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 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理论诠释。 最后， 科学发展观是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如果说科学发展观的人学依据是人性的全面性和丰富多样性的话， 那么科学发展观的社会学依据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丰富性来看， 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问题， 是建设既符合时代特征、又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并能持续发展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新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国家， 建设和平发展合作的和谐世界， 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和建设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譬如， 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方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 实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 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经济社会目标体系。 这些目标实际上构筑了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经济实力和建设综合国力的新体系。在资源、环境压力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形下， 要顺利完成如此艰巨繁重的全面建设任务， 从思想上必须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并获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正确方法， 这就需要确立科学发展观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的指导地位。这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意义的根本所在。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引导正确政绩观， 也只有正确政绩观才能实践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是切实转变发展观的基础和前提，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 就必须坚持把人作为检验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 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属。要在干部评价、考核方面体现以人为本的政绩观， 把对政绩的衡量转变到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处理利益关系能力和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能力上来， 从制度上为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供坚实的保障。共产党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而树政绩的根本途径就是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有些人之所以口头上讲科学发展观， 实际上干的却还是“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 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确立科学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相统一的世界观， 没有从“官本位”意识切实转变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立场观点上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始终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大力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 本质上是一场人才竞争。科技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竞争。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在人才。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关键在人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关键也在人才。我们要确立人人都是人才， 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才的现代成才观。特别要重视青年人才， 为他们营造生动、活泼、民主的创新氛围， 使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抱负、炽热的爱国热情、旺盛的创造活力， 要用事业凝聚人才， 用实践造就人才， 用机制激励人才， 用法制保障人才， 努力把优秀人才积聚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形成推动我们事业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确立正确的群众观。我们的干部必须从思想上确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其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 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 即作为生产过程基本力量的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既是唯物史观的群众观，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群众的根本立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人民群众不仅是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主体， 而且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不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以人为本只是一句空话。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这既是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 也是衡量干部的最终标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必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 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其实，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在这里， 第一， 胡锦涛同志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 他明确提出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目标， 必须广泛深入动员人民群众， 坚定不移依靠人民群众， 真心实意造福人民群众， 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出来。第二， 他重视文化人的重要作用， 强调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 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第三， 他特别重视干部和青少年的社会作用， 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 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他特别看重干部和青少年的社会作用， 因为在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 干部具有以身作则的重要示范作用， 广大青少年则具有继往开来的传承作用和开拓创新作用。 总之， 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统一起来， 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体系， 并且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行动指南， 才能真正转变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 破解发展难题， 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