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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必要的修养 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对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修养之上。 首先，你必须有相当的看片量。一个人如果加起来总共没看过几部影片，就无法展开一部影片与其它影片的比较并对这部影片做出正确的分析了。保证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电影创作动态和现象，也才能将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创作背景和环境下来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鸥》的文章这样说： “尽管《沙鸥》这部影片在今天的观众眼中看来各个方面都显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是必须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发端之作，是书写在银幕上的宣言。因此，当我们立足于今天对这部影片进行评论的时候，考证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单纯分析它的创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等一批中年导演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在热热闹闹的创作中，中国的电影人却惊讶地发现，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于十年动乱的耽误，中国电影已经与世界电影拉开了距离。尽管这些中年导演从外国优秀影片中学习借鉴了很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说来还很新鲜的表现手法，例如变焦镜头的运用、时空交错式的结构、画外音、高速镜头、通俗唱法的主题歌、旋转镜头、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渐渐地他们就感觉到盲目地从外国电影中拿来一些皮毛无法解决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被观众普遍指责的‘不真实’，一个便是电影语言的落后。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影坛的两个年纪已不太年轻的新人——张暖忻、李陀夫妇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呼吁国内同行向外国电影学习，加快中国的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步伐。尽管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对外国电影具体手法的罗列过于琐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但作者的热情和直率还是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国影坛的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第四代中国电影导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鸥》这部影片的编导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鸥》剧作特点的时候并没有就《沙鸥》论《沙鸥》，而是把这部影片放在了一个大的创作背景中考察，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剧作手法的具体细节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个全面客观的剧作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电影创作发展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和全盘把握上，这就要求作者随时关注电影创作的现实和动向。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没有相应的剧作理论准备也是不行的。我们来看看上面引述过的分析《沙鸥》的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制定过戏剧必须恪守的规律，他说：‘有人认为，情节之统一，出于只写一个人物，其实不然。因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无数可计，其中有些无法统一；同样，一人的行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构成一件行为。’据此，他认定，只提写‘一个人’是不能保证情节完整性的，必须提‘一件事’。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持有同样的观点：‘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可是《沙鸥》要打破的偏偏就是这条戒律。在影片中，沙鸥的行为虽然依旧是统一的——努力奋斗，夺取金牌，但是影片却没有拘囿于一个单一事件。也许，作者可以把时空和情节框定在最后一次出国比赛上，然后再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有层次地展开这个事件。但是这似乎不合《沙鸥》作 
观音菩萨瓷像前的香炉升起袅袅的紫烟，阳光透过木栅栏门的空隙射入室内，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西关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 广州话剧团近日演出的粤语话剧《家运》，以生活化的语言和平淡的风格，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富有南方气息和都市特征的家庭故事。和广州话剧团以往演出的剧目不同，《家运》以小剧场的形式，在舞台上创造出了一种近乎完整的日常生活幻觉，这种幻觉唤起了观众对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回忆，使他们在观剧时始终有一种真实感相伴，这种真实感正是此剧编、导、演、舞美等在艺术创作上的一致追求，也是此剧最成功之处。 真实感首先来自剧本。剧中用大量细节描绘了这个家庭的成员：养了几笼鸟、整天乐呵呵的爷爷；话不多，可是在家庭很有权威的奶奶；整天忙于公司业务而无暇顾家的父亲；既怕丈夫在外头有女人，又操心儿子婚事的母亲；被全家人宠爱的孙子以及三个外来人——爱慕虚荣的玲玲、善良的小保姆惠惠和好人威叔。 该剧还使用了广州方言。方言中特有的语句结构、俚语、惯用语和剧情、人物和谐一致，大大加强了真实感。 为了追求真实感，导演把整个演出空间放在一个小剧场的环境内，并且由舞美设计师设计了一台很有生活真实感的布景。在这样的舞台环境中，在如此近距离的观众面前，令人高兴的是广州话剧团的演员能把表演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准，尤其是扮演爷爷、奶奶的两位老演员给人印象很深。 如果说，《家运》的成功在于表现了日常生活的真实性的话，那么，其不足似乎就在于没有在艺术中区分出真实性和随意性。 《家运》是围绕着孙子曾子劲这个人物的命运展开的，在他的周围，是家人、女友以及小保姆等。全剧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是围绕着他展开的。既然曾子劲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点，那就应该把全家人和外人都紧紧“拉”进这个矛眉中来。然而，从现在的演出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剧中人没有进入这个矛盾，而是无目的地游离在矛盾冲突之外，造成了剧作结构的松散，同时也给演员的表演留下了难题，使得扮演这些角色的演员有时会出现无“戏”可演的尴尬场面。 从剧中人本身来看，这些人物无疑是真实的，作者选取的细节在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伟杏的打麻将不上班，父亲的忙生意等，那么，为什么在剧中他们却会显得没“戏”呢？关健在于他们没有处在戏剧结构之中。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是相当随意的。因为他处在一个相当大的生活空间里，他与他身边的人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关系。然而，当人们被带到一个戏剧空间里来，他们的行为受到2小时的演出时间局限的时候，这种随意性就不存在了。他不再是单独的自己，而是整个戏剧结构中的一部分，他必须和其他人，和剧情发生有机的联系，不然的话，他的存在就会破坏整个戏剧结构的完整性。曾涛、伟杏之所以在剧中显得游离，正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原来生活中的随意性，他们的语言和行为尽管真实，却只是他们原来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并没有和全剧的结构有什么关系。 《家运》这个剧名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家有其“运”，这个“运”应该和家的全体成员有关。因此按照戏剧结构的规律来说，或者“家运”和家里每一个人的“运”直接联系；或者家的“运”集中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而其他剧中人则和这一个核心人物有关。而现在《家运》的作者采取的是后一种结构方法，这就要求所有剧中人都和曾子劲的“运”有关。然而，曾涛、伟杏的行为对子劲“运”的发展变化却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这就或多或少造成了他们与这个家和“家运”的分离。这也是两个人物显得过于随意的原因。 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艺术表演的对象，并采用常人的眼光来描写它，在文学上已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然而在戏剧中成功的却还不多见。作者采用这种眼光来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其勇气和见识是令人钦佩的。只是日常生活一旦进入戏剧，它就不再是原来的日常生活，而是戏剧中的日常生活，它就不仅受生活的法则支配，也受戏剧的法则支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用戏剧性去代替真实性，而是要用戏剧的集中原则去规范日常生活的随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