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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艺术在读大学接受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摘要：通过对时下最新美术教育新闻及专家对其问题的看法得出美术鉴赏的教育对非艺术在读大学生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审美教育，学生身心健康及德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和文化的紧密关联。正确认识专家的建议，充分认识到艺术教育及艺术创造的重要性。关键字：艺术教育，德育，审美，艺术创造，文化（一）时下有关新闻 新华社杭州1月23日专电（张冬素）今后，浙江省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必须选修一门艺术类课程，并且要通过考核取得2个学分才能毕业。这是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的消息。日前，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各种形式的艺术教育，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从而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近几年来，浙江省有关部门一直努力全面提高大学生艺术素养。2006年4月，该省启动以“走近大师、聆听经典、陶冶情操、提高素养”为主题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送进校园的高雅艺术从开始时的交响乐、京剧、越剧，扩展到去年送话剧、绍剧等，让近46万人次学生接触到传统艺术。据了解，今后浙江省将继续以优秀经典剧目为主要演出内容，把交响乐、京剧、昆曲、越剧、绍剧、婺剧等高雅艺术送进大学校园，并在大学生中开展艺术专家学术讲座，普及高雅艺术知识。据介绍，本次浙江省有关部门规定的高校艺术选修类课，分限定性和任意性两类，限定性选修课程包括《艺术导论》《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戏剧鉴赏》《舞蹈鉴赏》《书法鉴赏》和《戏曲鉴赏》，每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要选修其中1门，并通过考核取得2个学分才能毕业。浙江省要求高校要努力创造条件开齐艺术类选修课程并计入学分。(二)专家看法 著名教育家这样谈论了自己的感受。我老是引用美国的第二轮总统亚当斯的话，他说我们这代不得不在马背上打仗搞政治，是为了让我们的儿子一代搞数学，让我的孙子一代搞音乐和舞蹈。他不是真的讲自己的孙子，自己的儿子，不完全是这样，他就觉得一个人类的目的性的过程，我们这代不得不骑在马背上搞军事搞政治，军事、政治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过程。为了搞科学，为了搞哲学，最美好的人类还不完全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地位不可小看。（三）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学在现代教育中的现实意义和美术在艺术世界的特殊地位不容忽视的，它是人类的亲密伴侣，它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马克思历来就十分重视审美教育，要求不但要掌握科学，而且要懂得艺术，认为艺术不仅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而且能鼓舞人们改造世界，去创造美好生活，他曾说过，社会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美术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有其独特的魅力，而美术教育更是一门教育的艺术，在当今素质教育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1美术教学的德育作用 五育之中“德育”首位，美术教育融“德育”于一体，美术教学通过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欣常优秀的美术作品，使人精神振奋与之共鸣，从而产生强烈的教育效果，例如欣赏董希文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可感受到作者通过构图、色彩、形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信心和气魄，自觉产生强烈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高涨的爱国热情。欣赏白石老人的国画作品《却教蜂蝶为花忙》透过蜜蜂在凤仙花中飞舞采蜜的忙碌的情景，颂扬了勤奋劳动的精神，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勤劳品质，让同学们不仅体会了生活小景中的高雅景致，也激发了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和敬慕。2艺术教育的美育作用 审美教育对人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历来被许多人士所认可。我国早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在教育内容上就有德、行、艺的内容，实际上包含了德、智、体、美几方面的内容。封建社会晚期，艺术虽未被列为必修课，但“琴、棋、书、画”却一直作为士大夫阶层文化素养方面自我完善的内容之一，我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曾这样说过：“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生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美的事物在生活中处处可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和欣赏的。只有通学习、培养、训练才能使人的审美意识不断提高。3素质方面的作用 （1）有助于发展人的全面思维一个人必须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高质量、高素质的健全的思维。小时候有想象力，思维得到了健全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更好的创作。玩沙子、捏泥人、看蚂蚁搬家，对孩子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必要的营养素。离开了这些，没有童心，没有童趣，缺乏想象力，就很难培养出健全的人格。（2）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 教育不能够离开感情，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必须以感情作为桥梁，作为纽带，才能产生教育的效果。教育离不开感情，感情最能教育人，最能打动人，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艺术教育的特点不仅仅是以理服人，更重要的是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四） 与文化的重要关联 艺术课程关注文化，其实并不是现在的事情，因为艺术课程始终就没有脱离文化，也不可能脱离文化。区别在于，过去的艺术教育与文化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关系意识，也没有如此理直气壮地高呼着走向文化的口号。现在的则以自觉的态度，高唱着走向文化的进行曲，态度张扬地浩浩荡荡地走进了文化。且让我们倾听那震耳欲聋走向文化的进行曲：“艺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艺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对 艺术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熟悉艺术的媒材和形式，理解和运用视觉语言，更多地介入信息交流，共享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积极参与文化的传承，并对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艺术学习应视为一种文化学习。应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艺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同时，培养学生对祖国优秀美术传统的热爱，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宽容和尊重。”“我国的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共同构成世界艺术的多元文化。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文教育的功能推荐书籍：《美术鉴赏》陈洛家主编；《美术鉴赏：造型艺术美学分析》作者樊林；《中国民间美术鉴赏》孙建君主编；《中外美术鉴赏》朱旗；戴云亮主编：《中外美术鉴赏十六讲》杨淇主编；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