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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范仲淹不得不说的话与其说岳阳楼成就了《岳阳楼记》，倒不如说是《岳阳楼记》成就了岳阳楼。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其华美精练的文字、抑扬顿挫的韵律、跌宕雄浑的气势，把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巴陵胜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并成为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的瑰宝而流传千古。正如郁达夫先生《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诗所言：“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巍峨的岳阳楼享誉中外，名震古今。 史书上没有范仲淹游历岳阳楼的记载。查阅《范仲淹全集》，唯一记载了他与岳阳比较接近的生活地是在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县）。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贫无所依，母亲谢氏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朱文翰。宋初，朱文翰担任过短期的安乡县令，范仲淹随父侍读，在安乡度过了一段少年时光，并留下了“书台夜雨”的读书佳话。然而，作为现建制隶属常德市的安乡，与位于现岳阳市城西的岳阳楼隔湖相望，陆路交通遥远、曲折、坎坷，而洞庭湖又烟波浩渺巨浪滔天，以当时的骡马帆船，来回十分艰险，岳阳楼恐怕也只能遗憾地与范仲淹这文坛巨子失之交臂。不过，安乡正位于洞庭一角，历来钟情山水的少年范仲淹，常常流连于洞庭湖畔，在湖风涛声里读书和思考倒是十分可能。霏霏淫雨以及春和景明的湖光山色，深深扎根在他的记忆里。因此，通篇《岳阳楼记》，除了浩渺多姿的洞庭湖景，我们看不到岳阳楼的结构和色彩，远近和高低。 岳阳楼相传为东汉建安时期东吴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军楼。唐代张说官岳州时，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宋代以前，虽然大诗人李白、杜甫等曾在这里留下过诗篇，但因缺少扛鼎之作，岳阳楼名轻声微。直到《岳阳楼记》横空出世，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和拔地而起的岳阳楼，才以其奔腾不绝的气势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进入士大夫视野，他们争相传阅，岳阳楼从此声名鹊起，天下闻名。 然而，范仲淹为何能在一篇短短三百余字的楼记中，写出了如此厚重的上忧邦国、下忧黎元的华章，而且声情并茂，传唱不衰呢？结合范仲淹当时所参与的政治生活，细细考究他在北宋政坛的升降浮沉，会发现最直接的灵感触发点是因为他领导的“庆历新政”，可以说，没有“庆历新政”，就没有如此荡气回肠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入仕的时候，宋王朝已历经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因循苟且，承平累日，特别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来的四十年间，国家进入了矛盾和斗争的激化期，而以宋仁宗赵祯为首的统治阶层，在官吏们报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亲小远贤，横征暴敛，无视军备，导致了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局面。北方虽然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但辽军依然兵不卸甲，虎视眈眈；西边的夏国乘机崛起，侵略不断；国内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官者横暴，寇盗四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赵祯时期的宋王朝，犹如一条庞大的帆船，经过多年的航行奔波，越来越显示出臃肿和破败的光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土崩瓦解的可能，非“大修”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赵祯火速将范仲淹、韩琦从陕西前线调回京城，同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拔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赵祯开天章阁，在案几上摆上笔墨纸砚，督促范仲淹、富弼就朝廷当务之急无所顾忌地条对，表现出对除弊革新的强烈愿望。 范仲淹是历史上德才和器识兼备的能臣，对宋王朝“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的积弊了然于胸，而且像当时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一样，对现实夙夜忧虑，深感不安。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对时局的诊断犹如良医，出手即知脉理病情，并迅速开出了数剂良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改革措施中，有的是使民休养，如厚农桑、减徭役；有的是固边强兵，如修武备；有的是革新吏治，如明黜陟、择官长等。这些措施，无一不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但当改革措施在部分地区逐步施行后，影响了许多官员和皇族的既得利益，改革措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上下内外的夹攻，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改革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而作为“庆历新政”主角的范仲淹，自从改革把他推向政治生活的风口浪尖后便成为了众矢之的，受尽了阴风浊浪的袭击。先是夏竦因与史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有隙，诬称范仲淹、富弼、石介合谋废帝，疯狂攻击改革派；接着，宰相章得象及其党羽以“挟诈要君”的罪名弹劾范仲淹；还有那些被新政影响了既得利益的朝臣皇族们，也纷纷落井下石，并利用了打击政治异己惯用的“杀手锏”，诬蔑改革派为“朋党”，欲置其于死地。 范仲淹青年时期就志存高远——“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两种人生设想，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入仕以来，范仲淹看到了仕宦阶层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看到了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担心大宋江山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邓州谢上表》中，他对赵祯不无忧虑地说：“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体，则忧国者寒心。”他对支撑宋王朝正常运转的黎民百姓所承受的天灾、饥荒更是心急如焚，在给老师晏殊的信中吐露心迹说：“某连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观民患，不忍自安。”“庆历新政”前前后后，他一再主张和推行的改革措施，以及他对大宋王朝的耿耿忠心，无一不是以这两方面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然而事实是，那些告范仲淹御状的官僚们像蚊子一样，天天在赵祯的耳边飞舞、交鸣，动摇了他的改革信心，加上宋和西夏暂时形成和议局势，使主战的改革派转瞬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备受压制和打击。就像后来南宋高宗赵构，为顺利向金屈膝求和而定计杀抗金名将岳飞的手段一样，急于向西夏求和的赵祯，迅速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先锋一一逐出京城。庆历五年正月，五十七岁的范仲淹落职邠州（今陕西彬县），十一月迁邓州（今河南邓州市），踏上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迁贬远途。 一系列的排挤和打击，使范仲淹成了折羽的大雁，无法为国尽匡扶之志，无法为民尽康济之心，郁郁寡欢，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在邓州漫长的日日夜夜，范仲淹认真思索了自己的仕宦生涯，认真梳理了改革的前前后后，有失望、有怀疑、有矛盾、有悲愤，各种情绪就像波涛撞击着海岸一样撞击着他的心，此起彼伏，汹涌澎湃，迫切需要一种寄托和宣泄，甚至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化蛹为蝶。 庆历六年九月，谪守岳州（今湖南岳阳市）的同年挚友滕子京让人快马加鞭送来一封求援信，请范仲淹为刚刚落成的岳阳楼写一篇记，并随札附呈《洞庭晚秋图》。 接到滕子京的来信后，范仲淹惊喜于自己无心中获得了一个释放心中悲郁与诉求而又不会授人以柄的契机，他终于拥有了一个任他挥洒的楼、任他遨游的湖。于是，因为改革的道路布满荆棘和坎坷，才会有记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才会有“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因为小人得志、忠良见弃，才会有记中的“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邦国兴衰、黎民冷暖如影相随，使他心灵深处的忧虑就像海底的暗流，时时涌动，使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作为久习儒学、熟谙《易》理、历经过人生大恨大痛的范仲淹，他的“学”与“行”、“器”与“识”、“志”与“气”是真正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无论道路上的风雨多么急骤，他总期望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轰鸣之声，更是范仲淹心中八百里洞庭激荡出来的超越时代的强音！ 
儒道墨法之对立与融合战国诸子百家，儒道墨法最为声名显著，虽争鸣对立而实渊源流长。儒家鼻祖孔子，曾适周问礼于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出于儒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乃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且韩非深受道家影响，《解老》《喻老》即是明证。四家虽渊源深厚，然亦经历了争鸣、结合、重组的对立与融合过程。 一、儒墨、道法四家的对立点与相同点。儒道墨法四家，就其对待“人”和“社会”而言，可以分为两类： 1、儒家和墨家，两家虽表现为对立，然墨家出于儒家，故“天志”之与“天命”，“兼爱”之于“仁”，何其相似！儒墨两家，均重视人与人之情感，表现为“以人为本”，关爱社会，只不过儒家是知识分子为统治者着想，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墨家则是手工业者为下层劳动人民着想，建立一个“尚同”“尚贤”的小生产者的乐园。 2、道家与法家，法家与道家渊源密切，申不害、慎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深受道家影响。此两派虽然社会观炯然不同，然出发点却很一致：都是从自然主义出发，道家提倡“道法自然”，目的是恢复“结绳而治”的“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其本质仍然是代表下层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法家则从道家吸取了自然主义，从自然动物性的“恶”来定位人本性，制定了法、术、势三结合的一整套统驭之术，专门为上层统治者作独裁服务。 二、儒道墨法在汉代以后的整合。虽然儒家和墨家，道家与法家各有相同之处，然而，因为各自立足之本位不同，故自汉代始，不断整合。首先是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法道合流”，用道家来包装法家，汉初黄老之术盛行，其本体曰“道生法”，是为“道法家”。然而，因为其各自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特别是汉武帝时，综合国力强盛，故这个联盟很快瓦解， 因为统治者驭人则可，一切法“自然”则绝对不能。故此时，董仲舒应运而生，“阳儒阴法”外加阴阳，即以法家为骨骼、以儒家为血肉肌肤、以阴阳家为外衣装饰。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实际上是儒家和法家的有机结合，二者一拍即合，影响中国政治历史两千余年。而自汉代始，道家和墨家也开始相互融合，它们亦和阴阳家，特别是先秦神仙方术相结合，组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即以墨家的严密组织与纪律，与道家的精神有机结合，而笼罩以神仙方术阴阳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