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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 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往往是不平衡的，有的 国家劳动力富余而资本短缺，有的国家资本丰裕而土地不足，有的国家土地广阔 而耕作技术落后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国家国内生产规模和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都会受到其短缺的生产要素的制约，一部分生产要素将闲置或浪费，生产潜 力得不到发挥通过国际贸易，20 世纪的美国采取国际劳务贸易，资本转移， 土地租赁，技术贸易等方式，将国内富余的生产要素与其他国家交换国内短缺的 生产要素，从而使短缺生产要素的制约得以缓解或消除，富余生产要素得以充分 利用，扩大生产规模，加速经济发展 2，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是比较利益和比 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是比较利益和比 较优势 20 世纪美国就是利用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可以扩大 优势商品生产，缩小劣势商品生产，并出口优势产品从国外换回本国居于劣势的 商品，从而可在社会生产力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提高生产效率， 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3，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20 世纪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以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 平，加快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国际贸易，使国内的产业结构逐步协调和完善， 促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4，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为一国政府开辟财政 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 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 收入的来源 政府可从对过往关境的货物征收关税，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国内税，为过境货物提 供各种服务等方面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初期，关税收入曾占 联邦财政收入的 90%至今，关税和涉外税收仍然是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际贸易还可以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它可以通过进口 国内短缺而又是国内迫切需要的商品，或者进口比国内商品价格更低廉，质量更 好，式样更新颖，特色更突出的商品，来使国内消费者获得更多的福利此外， 国际贸易的扩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将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间接增进国民福利 
不知道有没有用俄罗斯总统普京于7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其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时双方准备就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着手进行谈判。期间，普京明确提到，两国关系现有的坚实基础来自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和******主席的不懈努力。而他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制定发展两国关系的长远目标。俄决心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要“不断努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水平”。1这一切都意味着普京任内的俄罗斯将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这一既定的长远目标，表现出俄罗斯在新世纪中对中俄关系政策上的连续性。而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中俄这两个因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而决定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域战略状况的变化，甚至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分化和改组的欧亚大陆中最大的邻邦。人们不禁要问，中俄两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在21世纪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中俄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究竟又会怎样发展呢？本文拟从中俄两国现有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自安全环境等几个角度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作简要的分析。 一、中俄两国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91年12月，中俄两国在原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随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的首次访华，中俄两国以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协议文件等条约法律形式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的：“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外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等等。2 1994年9月2日至6日，******主席访问俄罗斯并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等重要文件则把中俄关系推向了“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3。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得两国相互信任得到增强，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此后，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合作务实进取，不断探索新路子；两军互访增多，军技合作坚强；外交合作领域拓宽，对许多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绝大部分得到解决，中俄关系出现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6年，“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4。1996年4月25，中俄两国首脑在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决定对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5。年底，中俄两国又达成了包括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国防问题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重要协议， 这样，中俄两国在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开创了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的先河，并使之成为有效机制。如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自1997年起年年举行会晤，并使一年一度的会晤机制化便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如果包括普京总统这次访问在内，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了八次最高级会晤，两国总理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经会晤又先后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等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总共签署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超过10以上，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得到了确定，并解决了诸如两国边界堪定，边境裁军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磋商，在2000年到来之前，俄中边界得到了法律上的确定，且98%以上已得到标定。”6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俄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各项包括“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不谋求霸权，也无意扩张”，“不对抗，不结盟”的原则在内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的签署，使得中俄两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正如******主席在会见普京时所说的：“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深化睦邻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是我们对俄关系的既定方针。”7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俄两国作为两大邻邦，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 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普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现状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投资严重不足，且每年须偿还大量巨额外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几乎下降了50%”。针对这个现象，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一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的危险。”并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8 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普京在就任代总统期间，成立了由200多名经济专家组成的“战略发展中心”，着手制定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强国富民”的竞选纲领。当选俄罗斯第三届总统以后，普京依然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于振兴经济，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治国方略，探索强国之路。譬如适度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高科技拉动经济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整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等。7月8日，普京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他尤其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振兴经济，主张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经济；在外交方面，突出强调国内利益，强调国内利益高于国外目标，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要求俄罗斯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以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埋头进行经济建设，重振大国雄风。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来之前成功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正着力实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提出在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程度，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扩大国际合作，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俄两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俄总统普京上任后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治国方略，要求两国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由于两国具有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特点，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现代化，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双边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各自争取国际和平、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前不久普京总统在给******主席的信中强调的，俄罗斯为了实施制定好的10年经济改革计划，尤其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事实上，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早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启动。1992年两国贸易从1991年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1993年更增加到78亿美元，1996年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68亿美元。但是，此后至1999年底，两国贸易依然在60亿美元之间徘徊，离开两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双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乏，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困难和频仍的金融危机，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个体倒爷和小企业作为易货贸易主角以及包括投资、信息和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利条件都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两国面临都因要加入世贸组织而必须削减其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要求，使得两国贸易增长很难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两国贸易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互补性以及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俄经贸发展从长远看，其前景依然广阔。譬如，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资源短缺，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实现从（俄罗斯）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其它地区向中国输入天然气的庞大计划，能够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能源和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合作利益是俄中在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广泛的战略合作的基础”9；中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已于1999年10月正式开工，也为两国开展大中型长期项目合作树立了典型范例；此外在航天领域，在农业开发及轻纺家电产品方面，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显而易见。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俄中贸易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阶段看，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长期任务是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让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0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日美合作防卫指针以及美国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等的相继出台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对此，我们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这其中的国家利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主席在1996年11月19日会见俄罗斯外长时也指出，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12******主席的这一番话正是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说出的语重心长的话。 1999年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为借口，绕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武装干涉。这一行为，使得联合国一度架空，大国关系严重失衡，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危险而深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北约不断东扩，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将其战略空间向东推进650-700公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威胁，抛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新干涉主义”，对中俄两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重大威胁。再则，美国要求修改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积极研制试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筹划将台湾纳入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提出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手划脚，使得中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迫使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明显加大。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弱俄、遏俄的战略企图的认识也更加清醒。俄罗斯在危机感空前加强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北约、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正如《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中国和俄罗斯对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忧虑和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外国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将严重破坏地区稳定。”13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互视对方为在多极化世界体系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包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14“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首先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强调这种企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5 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许多事关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遏止战略的巨大压力，都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和边境问题上都面临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弱化西方国家敌视性的对华对俄政策，遏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有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拓展道路。 基于以上各项分析，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作出以下几个结论： 建立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并有牢固的政治法律基础。普京总统与******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体现了俄罗斯新任总统对俄中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政策。新世纪中俄关系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并有望通过即将谈判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俄两国的经济现状及其发展战略，要求两国拥有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俄两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前景。两国在资源、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有望通过各种大中型合作项目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两国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加，真正做到“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使“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6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面临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美国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反对一极主导、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不仅可以稳定周边环境，更可以与西方求得平衡，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增大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鉴于普京实行“强国富民”政策，力图实现经济振兴，经济务实主义压倒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必将继续保持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心依然在欧洲。正如普京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所明确表示的：“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孤立于欧洲以及我们常说的‘文明世界’之外。”
1．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调节资源的优化配置 2．发展对外贸易，可以节约社会劳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3．发展对外贸易，可以吸收和引进当代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 4．发展的对外贸易，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和挑战，可以促进国内企业不断更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撰写的学术论文叫学位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被授予学位的重要条件。 学位申请者如果能通过规定的课程考试，而论文的审查和答辩合格，那么就给予学位。如果说学位申请者的课程考试通过了，但论文在答辩时被评为不合格，那么就不会授予他学位。 有资格申请学位并为申请学位所写的那篇毕业论文就称为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既是学位论文又是毕业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①学术性 ②科学性 ③创造性 ④理论性一、学术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二、科学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三、创造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 唯物主义和 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四、理论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表论文的过程 投稿-审稿-用稿通知-办理相关费用-出刊-邮递样刊 一般作者先了解期刊，选定期刊后，找到投稿方式，部分期刊要求书面形式投稿。大部分是采用电子稿件形式。 发表论文审核时间 一般普通刊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审核时间为14-20天。 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 期刊的级别问题 国家没有对期刊进行级别划分。但各单位一般根据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级别来对期刊划为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主管单位是省级单位。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是国家部门或直属部门。
一、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绝对优势说”堪为自由贸易理论之滥觞。鉴于亚当?斯密“地域分工论”存在着明显缺陷，大卫?李嘉图对其进行了修正，创立了“相对优势说”，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突破。但该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及其学生俄林以“资源禀赋说”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战后国际贸易理论成了赫俄理论的一统天下。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种交换了，如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性产品，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不发达国家则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主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相当部分国际贸易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国的自然优势，相反，越来越多的贸易来源于规模经济和因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人造优势。 这说明国际贸易形态的历史性变迁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只有在现有贸易思想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理论，才能重新解释国际贸易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产业组织学提出了分析寡头竞争产业的新方法，从而催生了国际贸易新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个生产者力量都很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战后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说明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不合适的，现在相当一部分贸易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所决定的，由众多小企业之间展开的原子状的竞争已经难以看到，而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却随处可见。例如，大型客机市场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寡头航空公司所垄断，每一方都有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期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古典贸易理论在于证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非常少，因而经济中不存在“战略性”部门，自由贸易政策是各国最好的选择，在各国都支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且一国的收益并不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自由贸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论甚至认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其他国家都一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该国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因此，自由贸易是古典理论的铁律。 在产业组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提出挑战。新理论既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又有所超越。它认为，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偶发性，是一国特定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经济政策的产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国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新理论最有意义的创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从而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这个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古典贸易理论所认为的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传统观点。由于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在一些产业，资本和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因而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些战略性部门，就有可能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活动。 （二）选择战略性产业的基本标准。如果说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那么企业家或经济学家该怎样识别它们？克鲁格曼提出了识别战略性部门的两项标准，一是看该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回报率是否特别高；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即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或经验对其他企业会产生技术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根据这项标准去衡量战略性部门有一定难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形式。一旦选定某些产业为战略性产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这些优选产业的发展呢？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可能的应用形式。 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这项战略性政策涉及到运用补贴来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给国内厂商。政府补贴可能使本国厂商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由于成本补贴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产量，使本国厂商得到额外利润，这些利润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这说明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增加了国内经济福利。 保护本国市场。比较典型和普遍运用的是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政策历来基于出口鼓励政策。保护政策的古典版本是有名的“幼稚产业”理论，最早由汉弥尔顿提出，李斯特加以发展和完善。克鲁格曼在1984年提出了一些与幼稚产业论相似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规模经济情况下，随着总产量上升，边际成本递减，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帮助本国厂商占领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也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获利;另一种观点基于“干中学”思想，“干中学”在结构上与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形是类似的。在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本国厂商生产得更多，比外国竞争者学习得更快，它的“学习曲线”向下移动。 二、新贸易理论在美国兴起的深层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美国兴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日本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的崛起，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具有较大威胁的经济大国。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领域明显超过西欧而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惊人，197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较1955年增长了5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随之从3%提高到5%，而美国在同期则从14%下降到12%。【注释】方连庆、刘金质和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524页。【注尾】当时，美国各界正在为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而担忧，日本和欧共体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目标产业进行扶持的争论。欧共体对农产品的长期补贴政策，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要么采取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在政府保护下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同日本和欧共体竞争，要么，对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施加政治压力或展开贸易谈判，迫使他们降低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介入程度。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 其次，贸易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国制造业仍然主要是向国内消费者提供产品，企业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局限于来自国内的厂商。此后，贸易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据统计，1960至1980年期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表明国际因素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随着企业竞争由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变为国际性质的问题，贸易政策也不再被视为仅仅是美国的国内政策，而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提高了国家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力，贸易政策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已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这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古典理论的比较优势说和新古典理论所秉持的要素禀赋论的解释力降低，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80年代的种种事态发展，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注尾】克鲁格曼说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这在客观上要求理论界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理论，创立新学说，对战后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新模式做出科学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这一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于是出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内核”是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卖方寡头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日益重要性，这种公司可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利润、实践经验和阻碍竞争对手的壁垒加强自己的地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201页。【注尾】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各国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国公司执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财政补贴或国内市场保护等手段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使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三、理论特色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和贸易、产业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散发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当前贸易政策问题的案例材料，希望学者们能提供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合适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投身于新贸易政策的理论研究，试图藉此为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辩护。新贸易理论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保罗?克鲁格曼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汇集了8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有三大特点： 首先，无论是经济学家们对新理论的探讨还是研究成果的结集发表，都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实用传统。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们试图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战后60%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北北”贸易压倒了“南北”贸易；二是它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三是它说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在由卖方寡头公司相互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战略博弈的基本结构，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不少学者将战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取得的成就归之于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其次，保罗?克鲁格曼为本论文集撰写的“导论”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他重在提出问题，比如，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济依据是什么？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怎样识别战略性产业？政府能否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日本的经济成就与战略性政策有何联系？日本的产业政策值得美国仿效吗？假定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采取更积极的、掠夺性的贸易政策，外国政府将做何反应？等等。论文集的其他14位学者则见仁见智，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第三，该论文集并没有就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达成共识。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多数学者不赞成美国政府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赞成政府对任何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美国有着相当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都是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导向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在引导资本和劳务向高技术部门转移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学者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实行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抱慎重态度。部分学者指出，战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时才能应用，而且只能是临时性的。 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难以付诸政策实践，单从理论上来说，它注重把有关公司和工业组织的理论应用于贸易关系，强调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古典经济理论把重点放在解释“南北”贸易上，而新理论着重解释“北北”贸易；古典理论认为贸易只是在公司之间进行，新理论认为存在着政府与公司合谋以攫取“租”（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古典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不完全或垄断的，在某些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租”；古典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是不流动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新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务都是流动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和人为的。 克鲁格曼主编的这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是目前国外关于新贸易理论的权威文献之一。它正式确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可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论断的学术地位，不仅反映了经济学知识的新进展，而且从实际出发，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