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烧友
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大家都是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比如说，邻居家的小孩很不怎么可爱，你当着他家人也要说这小孩好可爱呀上司说一些哪怕很无趣的笑话，包括你在内的下属也要大笑一通这种事情每一个成人，社会人都做过，天天做，日日做，不过一般来说，谁也不会说什么不好，也不会说做了这个，这个人就如何如何下三烂 不过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无耻文人“郭沫若郭怎么个无耻呢， 仔细看了看，就是他晚年写了一些很不怎么样的作品，主要是应景之作这些东西反正不怎么样，如果出自郭这个大文人之手，的确是很那个的不过想想当时郭所处的环境，也不能怪他，写自点不入流的东西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自保，我想大骂郭无耻的任何人，处于郭这个位置像郭那样做就算是品格不错了，至少郭没有坑人，害人 胡风事件，郭的表现公正一点说，胡风为人不怎么样郭和胡风解放前关系就不好，当年胡风曾经想清洗进步文艺界，以确立胡之天下，胡的学生写的那个关于姚雪垠的基本就是造谣加骂街了，难以入目，以及其他一些胡的学生写的骂别的文学大家的文章，就算和胡无关，人家当时能不往胡身上想?骂到郭身上了，郭能不想着胡? 当年郭是很NB的，四一二前，郭不过是思想有点左，还不是中共党员，当时思想左的人后来又受蒋重用的人，大有人在蒋对郭相当赏识的，如果郭要跟了蒋，陈布雷上哪混还不知道呢但是郭一看出蒋的真实面目，就不顾危险公然和蒋分裂，参加起义多少人想和蒋拉上关系，蒋对这些人几个正眼看的?但是人家蒋主动给郭有官有官，要钱有钱人家郭就是不给面子，先是公开大骂蒋介石，然后就是参加起义 不知道大骂这位“无耻“的人，在他那个环境下，有几个毅然坚持自个的信念?估计十有七八抱人家大腿了 你要说郭多多好，一点错误没有，我听了到是不以为然解放后这位是比较胆小怕事了，但是听到“无耻文人“之类的话，本人暗暗好笑:你算老几? 为什么不少人骂郭呢?也许当年有郭有私仇，有仇互相骂也就算了不过绝大多数人根本没什么私仇，我不由暗叹中国道学观念毒害之严重了，自个怎么样天知道，不过做起道学先生，对别人指手划脚倒是很在行也有人看郭当年才华不顺眼，想比过人家吧，没什么本钱，现在看到了一些此人不足之处了，立刻有了一种自豪感:“看看这小子，居然“平时受伤的心灵，终于有一幅药了 我的观点是对于一个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个人， 从他所处的环境来看他的言行，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对于郭，他的不足和缺点远不及他的才华和贡献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无耻。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并生下五个子女，负担全家开支，但郭沫若屡屡嫖娼并染病，追求于立忱致对方怀孕，始乱终弃后于含恨自杀。后来，郭沫若不辞而别。1949年后，安娜来中国，毛周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老实说我一向不喜欢他，正是因为他这中没骨气的文人，只知道附和执政者，拍他们的马屁，见风驶舵，完全就是墙头草嘛!风吹两边倒不敢针砭时弊，才使文革越演越烈 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