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旺笔芝士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势衰微和西学东渐，国人对传统文化多有质疑，有褒之者，有贬之者，反反复复，因情势不同而异。 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好在那里，不好又不好在何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不能因情势不同而作墙上草任意褒贬，使国人无所适从。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前期，应该说是积极的，各种思想学术观点相互交流碰撞，在春秋战国时期缘于当时的社会形势达到极盛，开创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比肩于欧洲之古罗马和希腊文化。后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封建国家以政权强行推崇，虽然在当时和后来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文化学术被束缚，人们思想被禁锢，儒家学说自身也在皇权的笼罩下不断式微、没落、保守、落后，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官方学术。就儒家文化本身来讲，也有个发展阶段问题，汉武帝之前大致为先秦儒学，武帝至宋为汉魏经学，宋以后为程朱理学。先秦儒学只是当时的一个著名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并立的情况下，为中国社会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的两个发展阶段不断官方化、程式化，终于成为钳制人们思想、制约社会发展的教条，于明清之际登峰造极。国人现今所言之传统文化，一般即指汉武帝后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看出，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相较于世界近现代文化，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的空洞说教相较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现代价值观，已经是一种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尽管这种文化在其总体落后中仍有其合理的成分和精华部分，但作为一种文化主体，、它显然已不能再适应我们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更不能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的需要，用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即已解决，甚至在明清之交黄宗羲、李挚、顾炎武等人即已洞明此事，却为何在近现代特别是在今天仍有人在此问题上步严复、张勋之后尘不断寻衅。一则由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轨一波三折、反反复复，使国人对新文化的先进性产生了疑问；二则由于一些人的教条主义思维作怪，看问题简单片面，一但社会发展遭遇挫折，不是克服困难向前进，而是向后寻找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迷恋于过时的文明、昔日的辉煌，袁世凯、张勋如此，吴佩孚、蒋介石如此，建国后一些没有远见的领导人和现代的一些伪学者如此。 任何一种落后文化都有其积极的成分，任何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有其消极的地方，我们说先进落后是指总体而言，而不是一概而论，毛主席不是也讲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吗？难道我们能因为传统文化有些合理的成分就视为金科玉律吗？难道我们能因为现代文化有其消极的地方就弃之不用吗？难道我们能因为东南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鼓吹和提倡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就认为这种文化从总体上仍然有生命力吗？？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其精髓，有些地方将会闪耀其千古不变的光辉，但这并不能掩盖它作为一种文化主体的没落性，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必须革而除之。现而今我们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恰恰在现实中继承的是一些封建糟粕，而中华民族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反而没有继承到，致使国人的思想越来越狭隘，国民道德素质愈来愈低下。反而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广大。近年来海外和东南亚热炒中国传统文化，实际炒的就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不是所有的传统中国文化，更不是现今我们一些人所言之传统文化；即便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要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也有赖于东南亚诸国的民主化改革，同样是儒家的一些优秀文化成分在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就很难发挥其作用，此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奉劝我们的一些政要和学者登高望远，勿作井底之蛙。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壮强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 （一）基本特征：蒙昧时代 这是中国文化的史前期，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二）主要情况 中国人种及文化独立起源。大量考古发现有力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南来、东来诸说这类论断。我国境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考古遗址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间，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人种（蒙古人种）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未发现西方人种的参入，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中国文明西源论缺乏人类学依据。也就是说，中国石器时代文化是在相对单一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续稳定的独立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农业起源的中心奠定了农业文化的基石。经历了一百多万年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栽培和家畜驯养。中国无疑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包括稻作和旱作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方式，奠定了有别于游牧方式的农耕文化的基石，由此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的许多实质性特点。 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中国前文明期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极多、分布极广，恰似“满天星斗”，它预示着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然而其主体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南北不远的范围内，这与文献传说大致相符，华夏（河洛）、东夷（海岱）和苗蛮（江汉）三大先民集团，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就得到了部分的证明。 二、雏形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 （一）基本特征：文明奠基，元典创制 像世界其他地区独自生成的文明系统一样，此一阶段已经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构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达两千多奶奶许多特征在此阶段已初步显现。尽管这一时期华夏组的宏大空间（“中国”）还很有限，尚没有对南北四方产生足够的作用力，但中国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等都对后世影响甚巨。 （二）主要情况 文明初兴。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我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文字、青铜器、宫殿、祭坛等，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文明阶段，这与文献所载古史系统中的夏代相当，目前在豫西、晋西南进行的考古发掘正在揭开童年时期（夏代）中国早期文明的面纱。 青铜文化独具特色。中国青铜时代的诸特点，如铜锡合金、块范铸法、有特征性的器物类型及其组合，这些都与西方文明有所不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优先用作礼器，以象征王权和等级秩序，其次用作兵器，以投入战争维护政权，而不像其他文明中那样主要用做生产工具。 天、地、人三大祭祀发达。尤其是祖先崇拜特别发达，这与早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互为因果，并孕育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征，如慎终追远、重史立言等。 中国文化第一次转折。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私有经济迅速发展，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宗法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学在官府”发展到“学在私门”，“士”阶层兴起，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学术枝蘖，各门学科逐渐走上独立分化之路，，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医学、数学、农艺、军事学、天文学等，各领域都吸收然后扬弃了宗周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变革的新时代相表里，达到空前繁荣的水平。这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元典时代”）。 元典创制。这一时期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中华元典，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坚理念。人文精神、天道自然的宇宙生成论、忧患意识等，以及阴阳、道器、有无、理气等范畴，在诸子辩难、百家争鸣中已张扬开来，为后世中国文化的观念层面垂范作则，建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三、定型期：秦汉 （一）基本特征：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和文化模式基本定型 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后220年的这四个多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如果向前追溯，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溯源至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其时所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已经寓合着政治的大一统和文化的大一统。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以及所有的内外事务上都表现出强劲态势，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得到辉煌的迸发，并显示出帝国文化的外拓气象。这是“古代帝国的完成期”、“古代中国文化的总归结时代”，它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 （二）主要情况 中国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固定下来。如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厘定，以及教育模式、户籍控制、官吏考试方式和经学、史学体系的格局大定，形成中国独具的特色，并在帝国内部有效实施。汉族的形成也在此一时期，汉语、汉字、汉方等沿用至今的文化成果，都在秦汉时代基本定格。 儒家文化开始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在经过秦朝至汉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体制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发端于元典时代而又汲纳了道、法诸家的儒家文化。在汉代统治集团倡导的“独尊”氛围下，儒家文化被经学化和官学化，“经学”成为至尊之学，两千年来规范着全民的视听言动。而在统治集团的实际运作中，却儒法兼采、王霸并用，这也成为后代专制集权统治的一般方略；士大夫间流行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下层社会则辅之以潜行着的种种民间宗教。 中央集权政体、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形成并固定下来。这一模式对后来两千年的改朝换代和文化传承影响甚巨。这种模式是，在一个朝代内部，帝王按严格的宗法制度世袭转让；但当一个王朝腐朽不堪维系，则有雄强者借势取而代之，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皇帝轮流做”的局面。农民战争或豪强夺权导致的改朝换代反复重演。正因为帝王世袭并不绝对可靠，于是统治者更加重视王权的神化和圣化，后代的专职理论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改朝换代并没有引起文化中绝，尽管后继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但总是自觉认同前代并实现文化接力，秦汉之际、两汉之际是如此，后来历代也是不是如此。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统，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逐渐赢得强有力的控制地位。秦汉文化足以与南亚的孔雀王朝文化、欧洲的罗马文化相媲美，成为亚欧大陆并峙的三大帝国文化。秦汉时期，既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及元典时代之后的一个大完结、大整合，又可以视为后来的帝国文化乃至中国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独立阶段，这四百多年自成循环，有始有终。 四、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 （一）基本特征：胡汉文化、中印文化大融合 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这一时期，与庄园经济和门阀贵族政治相表里，精神领域里神学弥漫，儒、道、玄、佛各擅胜场，影响着思想意识各文化门类。 （二）主要情况 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折。魏晋以降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为之一变，呈现出有别于秦汉的时代特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崩溃，门阀制度和贵族政治成为此后几百年间一大特征。庄园经济和贵族政治导致的割据性，使朝廷对上下文化干预弱化。文化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部转向内部，对个人生命意义和心性情理的探求，给此后几百年见玄学和佛学的高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经学和名教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为魏晋至唐代中叶的文化主潮。儒学陷入困境，其后发家和名家虽曾一度受到重视，但最终代之而起的却是“玄风独振”，佛学兴盛。玄学的发达，可以视为两汉思想禁锢以来的一大解放，是个人主义的复归；儒家思想“独尊”局面被打破后，儒、玄、释、道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形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又一度的思想学术大繁荣。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这六百年间文化的一大主题。有别于秦汉的是，这一时期，华夏农耕文化的同化力有所减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曾经造成“五胡乱华”、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游牧文化无疑又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复壮和补强作用，继秦汉之后，隋唐成为又一帝国文化高峰，不能不说得益于充满阳刚精神的北方民族“胡气”的熏染，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 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是这六百年间的又一主题。 佛教传入之初，也曾经与儒、道等文化体系相冲突，但终于与中国的伦理规范、实用理性、崇拜模式、政治需求等等相妥协、相融合；经过排佛、灭佛、佞佛、援佛等过程，佛教逐渐实现了中国本土化，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隋唐时期，佛学宗派林立，禅声缭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峰异峦。如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将中国学术史分作七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那么其中三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直接因为佛教影响而形成学术大势的，而其中的二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就在这一时期，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潜伏于此。 中国文化中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这一过程大规模展开与东晋南渡，至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基本移至南方，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但文化中心的南移还没有最后实现，这六百年间正好是南移过程中的过渡和调适期。 五、强化期：唐中叶至明中叶 （一）基本特征：近古文化定型 公元9世纪的中国，继春秋战国之际和汉魏之际以后，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它同时还引起东亚文化圈内朝鲜、日本等地文化也相继发生变革。有不少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将此次转折看作是中世纪（或称“中世”）向“近世”的转型。中国学者陈演恪则认为：“唐代之史可分作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唐代前后期的转折，规范了中国文化史后半段的大致框架。唐宋以降的一年间，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总体上已显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辙的种种动向，韵语了部分近世文化因子，可以称之为近古文化期。 （二）主要情况 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相互结合。唐代中叶以降，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赋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为开端，以后宋明几带的赋税改革，越来越明确地把朝廷对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定下来。政治上亦是如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管理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此种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的特色，与封建时代的西欧、日本大相区别。文官政治形成 市井文化勃兴。唐宋以来，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包括纸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这种功能的变化被有的学者谓之“城市革命”）。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说、戏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另创一格。如果说，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中国文学主流脉络，那么中唐以后其俗的一脉（如戏曲、小说等）便由潜渐显。 儒学复兴。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尤其是阳明心学已初具道德个人主义的内涵；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也已触及到实证科学的底蕴；另外，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对其后乃至今天的精神生活仍有影响。 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唐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也使民族文化的气质和国民性格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民族却日渐崛起，走向与华夏本土文化相抗衡的道路。尽管最终都沿袭、传承了中原农耕文化，但是后进民族的一再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无疑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原发式近代转型的可能。 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折，决定了一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故尔有识者多重视两宋文化，如严复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而对西方文化来说，“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所接触的那个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特征，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总之，这一阶段构筑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六、转型期：明末迄今 （一）基本特征：中西文化交汇，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化 这一阶段，已先期完成现代转型的工业西方以炮舰加商品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文化第一次遭遇到“高势位”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调适、融合过程异常艰难也异常痛苦，但这一过程也赋予了中国文化新的发展际遇，中国文化在制度、物质、行为、精神诸层面进入现代转型期。 （二）主要情况 早期启蒙思潮。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观念意识层面，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一批先进人士非君崇“公”，高倡“民本”，开近代启蒙主义之先河。 西学东渐。此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是继否叫东传之后中国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满洲人入住中原建立清王朝，其初期并未中断西学东渐，但雍正以后则大体使中西文化交流停顿下来。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又一轮西学东渐的历程。 朴学兴起。清朝前中期，基本沿袭宋明以降的文化路径，只是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得到空前发展，对两汉以来经学的神圣性起着“解构”作用。 内力、外力共同作用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型。清代晚期以降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的固有因素彼此激荡、相互作用和产物。曾经颇有影响的“冲击——反映”模式，充分肯认了西方现代文化的输入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作用，以及中国固有传统对现代转型的阻力。但仅仅认识到这一侧面时不够的，还应该看到，在民族危亡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自元典时代就深蕴其中的忧患意识、变易观念、华夷之辨、民本思想等精神传统，通过现代诠释获得了新的生命，转换为近代救亡意识、“变法——自强”思潮、革命观念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等，推助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至于自宋明以来隐而未彰的原发性近代文化因子，更被纳入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因系统之中。如果对此估计不足，必将导致对中国近一百余年来现代化进程的片面理解。 两广、江浙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从东南沿海登陆，所以两广、江浙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闽粤等地以及宋明以来就已成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在这一阶段不仅是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新文化的重心，其文化能量不断地向内地辐射、推进。此种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文虎啊传播路向，与两宋以前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南的文化传播路向恰成相反之势。而两湖地区则成为古与今、中与西相互交会的要冲地带，所以际会风云，人问荟萃。这些都构成中国近现代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 文化变革剧烈空前。20世纪以来的文化变革，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剧烈程度上，都比中国文化史上的前两次转折（春秋战国之际和唐宋之际）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决裂，可以看作诗对明清之际以来启蒙思潮的一个完结，对中国文虎啊传统有所厘清。此后，中国经历了对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的学习、选择与扬弃。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氛围中，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经历着变革，从而把清中叶以来百余年间起伏跌宕的文化转型推向高潮。这种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此一过程自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时下正在赢得加速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二是从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这种经济体制的改轨与上述经济形态变化同时并进，正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三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一转变所诱发的种种问题，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也呈现于尚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面前，如信仰危机、生态危机、能源枯竭、文明冲突等等。当下日益深化的现代转型对传统文化的激荡、挑战和提供的发展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史正在揭开蔚为壮观的新场景。 思考题：“百家争鸣”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如何评价秦汉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隋唐文化多元化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理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中外文化的二次大交汇的特点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精神和文化至少已经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第二次以启蒙运动为标志，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本文所说的“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即发生于人类精神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时期。衡量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文化的民族性。文化自觉首先是类文化的自觉，因此，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化，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前提。第二，文化的时代性。文化自觉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站在时代前沿，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自由、民主、科学是近代最为先进的价值理念，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核心内涵和根本要求。第三，文化的实践性。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性质，决定了文化探索与社会政治变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必须经受政治和实践的检验。依此标准，笔者把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戊戌维新时期 与西欧不同，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中国固有之文化与欧洲输入之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觉醒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就必然带来文化的觉醒。自明清之际以迄道咸年间，中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反省仅限于器物层面，对西方文化也并无真切认识。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自觉始于甲午战争。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可以视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与历史上的士人结社往往夹杂着朋党意气和传统伦理不同，公车上书是知识群体对民族前途理性思考后所达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等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改变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由旧式士人变为新派人物，代表了最先醒来的中国人。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了时代前列。维新派文化自觉的关键词是“变”。“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因此他们力图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严复论变以进化论为基础，是较早以世界化的方式自觉反思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指出：“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康有为抛弃华夏中心观念，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探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夫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康有为：《与洪给事良品论中西异学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同样是从世界大势出发，梁启超呼吁：“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他们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探究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的出路，重新评价和定位中国文化，顺应了时代要求。 所谓“变”，其核心是除旧布新，学习西方。康、梁等人不仅从文化上论述了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而且注重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他们向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大力宣传西方近代文化，涤旧开新，振聋发聩。他们的“新学”，大量吸取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以进化论、民主平等、君主立宪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可以视为最初的文化自觉。 辛亥革命前十年 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进一步激起民族觉醒，更多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自觉承担时代使命。学习西方文化，探讨救国真理，成为时代潮流。成千上万的学子负笈海外，主动求学；同时，大量的西学书籍被译介到国内。据统计，清末十年，中国翻译国外著作至少有1599种，大大超过此前90年间中国译书的总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越深入，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就越清醒，文化自觉的程度也就越高，而文化自觉的主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学习西方。 针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政本艺末”等说法，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予以驳斥，并明确提出：西学之本在于科学，“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严复集》第3册）梁启超痛陈国民奴隶性和劣根性，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文集》之五）严、梁的高明之处，在于建设与破坏同步，从本体、公例的高度来论述和宣传科学与自由精神，大大深化了对文化现代性的理解。 强调新文化的民族性。梁启超《新民说》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前者是对待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后者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前者避免了民族虚无，又不落入守旧的窠臼；后者避免了盲目排外，又不会误入“醉心欧化”之途。严复也明确反对尽弃吾旧。他说：“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他主张，不惟新不惟旧，惟善是从，“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这些说法，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辩证思考。 革命派的文化自觉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可行性。他们的文化自觉是对中国传统性和西方现代性予以双重反思后的产物。一方面，他们吸收和继承了人类当时最为进步的思想学说，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就集结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以简单模仿西方文化为满足，而是要求主动规避中西文化的弊端，“防患于未然”。章太炎有感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弊病，作《代议然否论》，就议会制所造成的权力和财富不均提出了尖锐批评。孙中山构想的“五权宪法”，集西方政治文化之长而避其短，在西方的“三权”之外，增加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力图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法制体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设计，以高度的自主意识和强有力的实践性，推动了历史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一座丰碑，是五四知识分子以世界文化的视野，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出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循着借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以《新青年》为核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结成新文化阵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动承担起觉悟国民的使命。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充分认识到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而不是政治才是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出路不在少数人的政治运动，而在全体国民的觉悟；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国民民主自觉意识的基础上。为此，他放声疾呼：“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以时代性为评判文化的最高标准。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深刻地指出，东西民族思想的根本差异，不能视为民族性的不同，而实质上是新旧观念的分野，或者说是现代生活与传统伦理精神的不同；评价文化的标准，不应看其国不国、古不古，而应视其粹不粹、是不是。他们断定，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以民主取代专制，以科学取代愚昧与迷信：“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在他们的号召之下，以西方近代文化为价值目标和参照系，反省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将新文化与旧文化对立起来，尽管有失偏颇，但它以极端而鲜明的反传统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追求文化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则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的思想解放和人的现代化。 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戳穿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使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怀疑。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则给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与帝国主义列强滥施强权不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主动提出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其间的鲜明对比，不能不令中国人有所省悟，先进人士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开始自觉引进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中国文化自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这一体系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的性质、特点、作用和目标，科学论述了文化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与现实政治的辩证关系等，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标志着近代文化在理论与实践双层意义上全面觉醒。 自觉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新民主主义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学说，更加开放地学习一切先进文化。它广泛吸收了外国的进步文化，“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在性质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高于旧民主主义文化。在内容上，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内涵，切实将中国文化推进到一种新境界。 自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还在于它的“民族的形式”。毛泽东指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他强调，外来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同时，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二是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为了更好地体现民族形式，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主张要尊重和科学评判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自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探索中国的出路，思想文化界爆发了长达六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及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又成为困扰和影响中国革命的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道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新民主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圆满完成。
中华文化大致上经历了三个时期，上古三皇五帝身先士卒保卫领地，应该是一种推选强者，造福苍生的弱肉强食文化，我们的祖宗为我们创造了语言文字文化，为我们创造了家园饮食文化，母系向父系转变的社会秩序结构等文化。这是一种高度自由竞争的时期，发展到后期已经相对成熟，百家争鸣！第二时期秦皇汉武为中国选择了独尊儒家，孔子设计了这个封建家天下的孝道文化！这就确立了东方和西方文化发展的分道扬镳，中国重政治人文精神世界的开发，西方重物理，因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在尼罗河流域，每年洪水冲刷大地需要丈量界限，也出重金悬赏航海导航技术，这种社会需要造就了物理技术的蓬勃发展！他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开发日益发达！中国祖先改善了生态环境适宜居住，所以安居乐业提高了产量养活了更多族群，也并不是没有物理发展，墨家就精通机关，还有鲁班书，做的机械鸟可以飞起来！这是什么概念？可惜被压制消灭了！封建地主为了稳定，废除了民间甚至全社会的科技，选择了精神方面的治理技术，所以整个封建时期科技上极大的落后了！当代文化是毛泽东选择的社会主义文化，现在还在融合形成，但是邓小平等革命家是从西方学习的，毛泽东是在中国学习的，擅长的手段就有明显的方法论的区别，无法判断对错，历史本来就是辩证轮回发展的，所以为什么外国技术上封锁，但是留学生洗脑就很高兴，这是文化的争夺！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我希望是包容并蓄，顺其自然，让造福苍生者掌权力，让科技者受尊荣，这不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