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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并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是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里程碑；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在当代的创新；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 党的十七大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明确提出并系统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里程碑。 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里程碑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世界社会主义产生以来，虽千回百折，但始终奔涌向前。在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4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它先后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它开始了第三次飞跃，即从一种模式向多种模式飞跃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第三次历史飞跃的实现。 社会主义理论从宏观上说主要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虽然不乏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真知灼见，但更多表现在一般理论和革命运动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历，所以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述。列宁虽然领导建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他由于过早去世，也没能形成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但实践证明他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成功的。 20世纪中期南斯拉夫率先冲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随后匈牙利等国包括苏联也开始了改革。但由于时代条件和执政党的路线错误等原因，最终不仅未能探索出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新道路，反而出现了苏东巨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总结历史又放眼未来，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找到了一条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初步探索并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的，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具有毋庸置疑的世界意义。一是通过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通过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是通过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初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虽然只是初步回答，这一理论还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完善，但也毫无疑问，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体系，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里程碑。 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从价值载体、实现形式、活动方式到理论的构建基础和未来发展支点都受到深刻的挑战，社会主义改革势所必然。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坚定方向、大胆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走出了新路，为社会主义摆脱困境、向着健康方向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基础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其理论支点是时代主题转换论和初级阶段论，其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当然，这一体系还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其他内容无疑都是从这些基本理论中引申出来的，比如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和基本路线论都是从初级阶段论中引申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共同胜利论”的创新和发展，领导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榜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即“产品经济论”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为一些国家的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给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以深刻的启示。 一是要在社会主义原则与本国实际的结合中发展社会主义。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很难把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不把它与国情相结合，就很难形成特色，也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社会主义本质和目标的实现模式必定是多种的，道路必定是多样的。 三是要认清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在革命事业取得成功后，应尽快实现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型，以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反腐倡廉，与时俱进，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 四是把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世界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积极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洪流，才能在比较和竞争中实现自身的发展。闭关锁国、远离世界，只能导致社会主义在发展中衰退；面向世界，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通过对外开放，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借鉴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中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的一个重要理念。 推动了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 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易；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不容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革命的历史经验中获得新的启示，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不断完善基本制度，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的新发展，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也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拓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一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第一要义是发展。要时刻牢记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要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求同存异中取长补短，努力实现合作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和平的发展。 二是坚持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发展的阶段性和奋斗目标的现实性。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把远大目标现实化，与现阶段的任务结合在一起。在现阶段党的基本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仍将继续建设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衔接的。因而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崇高使命，就必须立足现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奋斗。这样的目标更贴近现实，更能直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也就更能凝聚民族力量，更能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心。 三是把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振兴发展统一起来。实现现代化，强国富民，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共同追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供了可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民族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我们党把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统一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必须同国家现代化建设，同强国富民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把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明确目标，同时始终不渝的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径，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人均GDP不断增加，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大幅度跃升。我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全面推进，实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产生，并将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坚定我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而成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 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