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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政治家、普通人千百年来的诠释，都凝聚在了孔子的身上。 孔子是一个寓创造于传播的文化巨匠，他又是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失意官员； 孔子是一个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模范教师，他又是晚年生活悲痛孤独的老者。 在《论语》中跨世纪去追逐孔子的身影，我发现在褪去了层层神秘面纱后的孔子，原来是这样可爱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拥有内心快乐的人；他是一个能关心别人的人；他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他毕生都在致力于让自己过得更舒适，更通达。“不迁怒、不贰过”。平常人总是爱跟自己闹别扭，看自己不顺眼，老想着靠着外界的认同感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我等在高考门槛前望穿秋水的学子来说，现在这段时间也许是近几年“做学问”最刻苦的时期。每天捧着琳琅满目的书本走马观花似地去“采撷”，多少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前方要学的东西太多，可怕的未知性也油然而生，人也就慢慢地心浮气躁起来。但我们忘了，明白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才是现在要学的最大最根本的学问。这是对孔子的解释，甚比一帖无价的药方。如果真的能明白自己，能做的事情也就太多了。“不患人之不己知，求为知可也”。孔子一再强调，人重要的是好学、踏实的学习，而无须太在乎所谓的名声和遭遇。 孔子这种乐观的思想运用到我的生活中就是保持内心的快乐，快乐地学习。 青春只有一次，是人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即使全日制的教育把我们的身躯固定在寥寥教学楼之间，我们心中那匹脱缰的野马早不知道冲向了哪个渺无人烟的原野。 杭州高级中学 韩晓（化名） 
我眼中的孔子：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