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
楚文化是东周时期长江中游（涉及长江、汉江、淮河流域）地区楚人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文化。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荆楚民族在商代已相当强大，《诗经》曾提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周武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标志着楚国历史的开始。起初楚国在诸候国中等级较低，控制地域也非常小。西周后期，楚国逐渐强大，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荆楚地区发现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遗址、墓葬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至迟到春秋时期，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至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域，成为“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广阔的政权。随着楚国和荆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强大，楚文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传播以及与与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楚剧据文献记载，楚国自始封丹阳至被秦灭亡，共有大小城邑270余座，目前考古发现并公布的楚文化城址约有50余座，湖北有江陵楚纪南城、当阳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皇城、襄阳邓城、云梦楚王城、大冶鄂王城等，河南有淅川龙城、信阳楚王城、淮阳陈城，湖南有湘阴古罗城、长沙楚城、临澧宋玉城，安徽有寿县寿春城、苍陵城等，这些遗址大多建于春秋战国，有的遗址直到南北朝时代才被废弃，其用途有的是都城、有的是别都、有的是县邑、还有的是军事堡垒。楚国的墓葬分布很广，在今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四川盆地都有发现，经发掘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东周列国，据估计仅湖北、湖南就已发掘5000座以上；许多楚墓保存较好，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内涵丰富的随葬器物，如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画和帛书，江陵马山出土的丝织品，各地楚墓所出的陶器，铜礼器、兵器、车马器，漆木器，竹简、木牍以及各种玉石器等等。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考古发掘，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楚文化的面貌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 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长江三峡，拥有世界级的风景名胜，拥有世界级的文化金矿。山川之雄奇，人文之厚重，民风之淳朴，景点之繁多，中国唯一，世界罕见。三峡风物历来滋润着中华诗坛，也引动了古今无数的迁客骚人尽折腰，方写下如此众多的美丽诗篇，为我们勾画描绘了三峡色彩斑斓的奇观绝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峡诗词文化。三峡诗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世界上表达情感的最珍贵的语言形式之一，它用最简单的文字，叙述了三峡最多的内容，倾诉了对三峡最多的情感，描绘了三峡最美的画面，蕴涵着对三峡最深远的意境。三峡的诗大都是描写三峡壮丽景色的抒情诗，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一些作品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三峡的景色特征，其作品被称为传世佳作，而描写的对象——三峡也因此声誉远播，如“诗仙”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寥寥数语，三峡两岸千变万化的景象尽在笔端。“诗圣”杜甫的诗：“远山朝白帝，深水竭夷陵”。表达了对三峡的赞誉。白居易的诗：“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峡容一苇。”写出了三峡险奇的景观。司空曙的诗：“峡口巴江水，无风浪也翻。”突出了三峡江水风景。李商隐曾以“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的诗句来赞美其水之壮美，其云之绚丽。欧阳修的诗：“江如自天倾，岸立两崖斗。”活灵活现了三峡的险峻。苏轼的诗：“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瞿塘迤逦尽，巫峡峥嵘起。连峰箭可坚，石色变苍翠。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描绘了三峡的雄奇伟岸。以及陆游《瞿塘行》的神来之笔：“浪花高飞暑路雪，滩石怒转晴天雷！”司马光的诗：“地险三巴口，江流百折蟠。”杨慎的诗：“白波一道青峰里，尽听猿声是峡州。”都无不展现了三峡神奇景致。李映芬诗评：“峡山峡水太奇绝，造物于此技亦竭。”这些诗词形象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三峡的险奇伟岸和神秀。 三峡诗有着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透过这些诗，可以看到三峡这几千年的历史画卷。这种以一个地域为主体，延续创作逾千年，历代文豪诗人都要造访的情形，在中外诗词史上都是罕见的。 三峡诗词文化作为三峡文化中的一个奇葩，内容博大精深，不仅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二、三峡诗词文化的特色 （一）山水世界、清新俊美 山水作用于诗词的作品世界，首先是它自身的“质”。这个“质”规定了对象本身。三峡“质”的特点就是雄奇、壮丽、秀幽、盘曲、神秘，以及由这些“质”所共构呈现的气势和力度。它“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的自然特质，决定了它与其它山其它水甚至其它“峡”的区别。这种区别，便具有了质的规定性。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三峡的山水世界并不是各别独具的存在，而是其共同构成的“峡”的世界。也就是说，这里山的高入云天，水之汹涌澎湃都相互作用相生相成，从而形成一种共态的美。加之附丽其上的云蒸霞蔚、瀑飞泉涌和哀猿长鸣，使三峡成为面貌独具的审美客体。这一切均作用于审美主体，从而形成了三峡诗词山水世界所特有的美学风貌。 由此，我们看到三峡古诗“山水世界”的独有的品格：其一是，它的意象构成往往是多重叠合的共生态。这种共生态一是指的以山形水和以水形山；二是指它的山水又往往和三峡各自的附丽物相切合。就第一点言，山水共生本是一般山水诗的特征，但三峡诗词的独特性在于它取自于三峡这一独特的审美对象。比较一下王维《汉江临眺》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和杜甫《瞿塘两崖》的“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虽说同是以山水营构意象，但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点是指这一意象叠合，往往在山水之外又和另外的意象共同构建。粗略地分一下，瞿塘峡多取危石，巫峡多取云雨和猿声，西陵峡则多取险滩。这一多重叠合，不仅使三峡诗词的山水世界的意象构成有别于其它的山水诗，甚至在其内部，也表现出别有的审美差异性。其二是三峡诗词山水世界审美特征的独特性，即在于它的雄奇和伟壮。这一特征是三峡诗词的审美个性。它既不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类的清新，也不同于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类的明净，也不同于袁宏道的“云奔海立，沙走石扬”的壮阔，它的意象是层峰迭岭，高江急峡，是“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是“水从天上下，舟自地中来”，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的壮美。这种山水共构多相叠合的壮美，并不是一般的山水诗所能具备的审美特征。它的独具性仍然是来自于三峡“质”的特定性。同时，这种壮美的“山水世界”，更显示出了三峡山水的气势和力度。大江与群山的搏斗撕杀是力与力的较量。山的紧锁高压，江的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使三峡千曲百回又惊心动魄。但“夔门关不住，众水尽朝东”，江山相雄的结果，是江夺路而出浩荡而去。反映到作品中的这种“山水世界”，使我们在领略它的力量、气势、雄浑、壮美的同时，更感受到三峡山水百折千回仍勇往直前的品格和由它所滋育出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文精神。 （二）人文世界、蕴涵情素 如果说三峡诗词的“山水世界”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一些山水诗的审美共性的话，那么三峡诗词的“人文世界”就是独一无二的。三峡历史悠久，三峡文化也源远流长，当这一土地的历史走过长阳人走进“大溪文化”的时候，三峡文化的特点就开始形成。这已经在考古学上得到了证明。楚文化和巴文化在这里撞击融汇，三峡的山水更是培育了巴楚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和特有的文化气息。我们把三峡诗词的“人文世界”稍加解剖，就会看到这一人文精神和文化气息的构建与呈现。大致上说，三峡诗词的“人文世界”由以下几个系列所构成。即：大禹治水系列、文化名人系列、巫山神女系列，在这一系列中，又呈现出二元状态：即文人的世界和民间的世界。文人世界主要是襄王神女梦遇，而民间世界却是瑶姬佐禹治水。两个世界虽在一定的意义上交感重合，但仍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还有三峡民歌《竹枝词》系列。这四个系列中，各又有着许多相关的文化因子。如大禹治水系列中的神牛佐禹开江，由此构成了黄牛峡诗词的主体意象。同时，这四个系列之间又有着交合和联构。比如大禹治水系列，它和巫山神女系列的民间世界，就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由这些人文系列出发，构成了三峡诗词的特有文化品格。所以三峡诗词，除了由山势水态所营构的意象世界外，我们亦能感受到人文景观所构成的作品世界。就其独立品格这一点而言，它甚至超过山水本身。比如巫山神女系列，就文人所创造的意象世界而言，“云雨”和“高唐”早已经成了古代诗人所共有的“母题”，一种中国文学特有的“隐语”，它早已经不再单纯是属于三峡文化。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三峡文化中对中华民族大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文化名人系列而言，撇开他们本有的作品世界不论，屈原与宋玉自身，也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精神被反映到众多的诗篇里。杜甫的“摇落深知宋玉悲”，或许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宋玉在三峡古代诗歌的作品世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的《高唐》、《神女》二赋所创造的“巫山云雨”和“高唐神女”的世界，早已是具有了普泛的意义，而他自身也被对象化出现在众多的诗歌中。除了杜甫的“悲摇落”、“亦吾师”外，我们也看到李白“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李商隐的“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以及“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俱堪疑”所由宋玉引发的身世交感。那屈原更是如此。不仅众多的诗篇以屈子和以怀念屈子来营构意象世界，即如一系列与屈原有关的文化传统如赛龙舟、吃粽子也成为三峡诗词“人文世界”构成的重要因子。还有昭君。她作为人文因素进入作品世界，较之屈原、宋玉，可以说更具有了一种意义的多样性。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这一对象，她更像诗人们手中的“酒杯”。昭君哀婉柔弱的女性形象，更能激发文人士大夫的失落之悲和迁徙之感，更能引发迁客骚人的落寞情怀和身世之戚。“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不是有很强烈的诗外意旨么。竹枝词更是一绝。如果说“云雨巫山”是三峡文人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的话，那么竹枝词则是三峡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这种三峡地区特有的民歌，它虽“伧倅不可分”却“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刘禹锡语)，在三峡地区的发生和发展已经有着很悠久的历史。这种由祭神的巫歌转变而来的民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不能不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注目，因此被引入到审美领域加以创造。我们看到顾况、白居易、刘禹锡、李涉等唐代诗人群起仿之，以咏民风民情，由此传扬开来走向全国，并构成了中国诗歌体裁的一个重要系列，也滋育出一种别于言志的专咏风土的诗歌精神。它是地地道道的三峡文化的产物。就是在众多的三峡诗词中，它也自成一个系列。如果我们从联系的角度来考察作品的“人文世界”，会发现它往往处于中间位置，即位于“山水世界”和“心灵世界”之间。一方面，它与三峡山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三峡山山水水所孕育出来的；而在另一方面，它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又经过了审美主体的认同和选择。山水作为对象虽可和审美主体直接交感，但所引发的往往是较纯净的愉悦和愁悲。而这些相对于复杂的主体情感而言，就往往是不够的、难以言传的。而“人文的世界”则可能起到一种情绪对应和转换的作用，从而去振颤主体心灵深处的弦。我们可以从以咏巫山的诗来作为例证。除了少许诗篇较单纯地摹写“山水的世界”外，众多的作品，其世界构成都可以绘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轨迹：襄王神女之云雨主体心态。“云雨”作为一个中间态的意象，正好纽结了审美的主体与客体。 （三）历史世界、缅怀景仰 与“人文世界”联系最紧密的是作品的“历史世界”。这是因为“人文的世界”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而“历史的世界”又无法不包含人文的内容。它的构成，也包含了许多个系列，如“三峡山水史”、“人文史”、“政治史”、“战争史”等。山水历史的远古自不待言，它本身也是诗人们感兴趣的审美客体。人文史已如前述。而三峡地带以其险峻的山阻和水上交通，也曾是兵家必争之地。秦灰汉垒，梁索隋舰，演出一部三峡血与火的历史。具体地说，三峡诗词的“历史世界”，主要由“公孙称帝”、“白帝托孤”、“诸葛阵图”、“石牌保卫战”四大系列所构成。就类别言，或政治，或军事；就身份言，或帝王，或宰辅，或将军；就性质言，或正统，或僭越，或割据，或卫国。由于这些审美客体“质”的相异，所以诗歌“历史世界”层面的构成，也就有了不同的侧重，与审美主体的情感也就有着不同的对应。大而言之，对公孙是嘲讽，对刘备是叹惋，对诸葛是景仰。不仅如此，由于审美对象的“质”的历史性，作品世界自身也带上了一种苍凉意味的历史感。 （四）心灵世界、陶冶性情 诗词的宗旨和诗人的最终意图都不在于对这些对象作如何的描述。他们是要以此作为载体，作为元件，来营构自己诗词的终极世界——“心灵世界”。因此在三峡诗词作品世界四个层面中，“心灵的世界”却是处在中心或者终极的位置。山水的、人文的、历史的世界，由于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因而在三峡诗词中表现出很大的恒定与同一性。也即是说，有着较多的共性特征。但审美的个体却是独特的，各别的。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唯一，而每颗心灵都是一个宇宙。因而就使得三峡诗词所显示的“心灵世界”，最具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长江的独特地理条件，使它成为过去时代的极重要的通道，无论上川出川，三峡都是必经之地。这些人或来自北方或来自南国，或由于遭贬或出于宦游或因于沦落，仅这一点就足以构成审美心态的差异。加上各自不同的学养、气质、禀赋，就使得这种差异性更加明显。因此，他们对审美对象观照的角度立场、对审美意象营构的材料方式都会有不同的考虑，由此形成了三峡诗词“心灵世界”的不同风貌，以悲以喜，或浓或淡，异态纷呈。不同的审美个体会有不同的“心灵世界”，就是相同的审美个体，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审美心态，正如同刘勰所说：“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更重要的，诗人对客体对象的选择，是用来为抒发情志服务的。与对象的关系，取决于审美时的心态，服从于审美需要。我们看李白，他抑郁时，便感到三峡之迂曲：“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他高兴时，便感到江水之亲切：“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之轻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也因此同样是猿，李白时或“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时或“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虽然李白的作品世界并不只限于三峡，但他这一部分作品的世界所显现的却只能是三峡山水、人文、历史的特色。他的情绪本身或愉悦或忧伤，但三峡的不同客体的“质”，都能一一与之对应，都能使其情绪投射获得结果，作品的世界也就得以构成。并且构成作品的意象，都是三峡客体与李白心灵世界互动的结果，它无疑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心灵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就是在这些主体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获得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峡山水的人文的历史的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的反作用又是巨大的。它甚或可以形成或改变一个作家的作品世界的美学风貌。这或许就是刘勰所谓：“山村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的“江山之助”。就唐宋诗史而言，一些伟大作家的名作产生以及风格形成或改易，都直接是三峡“江山之助”的结果。比如杜甫。他在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沦落到夔州，短暂的两年多岁月里，竟然创作了四百二十多首诗，几乎占现存杜诗的三分之一，成为他创作的最辉煌的时期。“杜陵山水是图经”，如果没有夔州一带赤甲白盐瞿塘白帝滟滪八阵高唐鱼腹等山水名胜，没有夔府的水手渔女盐夫农人生活的艰辛，杜甫的创作题材如此广泛，其精力如此充沛则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前人所言，“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杜诗详注》引李长祥语)。这种互为依存和作用的情态，正是这种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极好说明。杜甫的许多名作如《诸将》、《秋兴八首》、《咏怀古迹》、《八哀诗》、《白帝》、《登高》、《八阵图》等都咏成于三峡之中。他诗歌的风格也由于巫山夔峡萧瑟之气的感染而一变为沉郁苍凉和凝重，并成为杜诗最具代表性的风格特征。又如欧阳修，风华正茂时因事被贬夷陵，三峡的雄丽风光冲淡了他的牢落不快，夷陵的风俗民情也使他倍感新奇，他陶醉在“天下佳”的西陵山水中，“有时携酒探幽绝，往往上下穷烟霞”、“贪追时俗玩岁月，不觉万里留天涯”。三峡雄奇的山水自然风光，勇直的人文精神，既勃发了他的诗兴，“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也更锻就了他的人格，“不向芳菲趁时节，直须霜雪见青葱。”可以说，欧阳修的佳作，大多作于这一时期。如《黄牛峡祠》、《下牢溪》、《黄溪夜泊》、《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戏答元珍》等，莫不如此。三峡文化的文人精神，使他汲取了精神营养，他以后事业的成功，是和被贬斥到三峡密不可分的，所以清人说“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三峡独特的山水性情，人文精神，历史渊源，形成他最精美的作品世界，也促成了他最本质的人格精神。二十岁已作巴东县令的寇准，以后宰令全国，难道能说没有三峡文化的陶冶之功？而刘禹锡民歌体诗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他诗歌的代表风格，也不正是因为三峡人文精神的滋育和熏陶？甚至可以说，没有三峡竹枝词，就不会有刘禹锡民歌体诗的清新自然的作品世界。 三峡诗词文化的几个特色相互交合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荆楚文化：说到一个地方的文化，绝对要提到这个地方的历史，荆楚的历史可以从春秋战国时说起，那时的春秋霸主之一楚庄王，战国七雄中的楚国，都是荆楚值得骄傲的，可以提到，最重要的是荆楚名人屈原，不得不提，他忧国忧民、忠君爱国，不惧牺牲，在荆楚大地流传不止，现在的划龙舟，就可以喝屈原的典故结合起来阐述荆楚地区受到屈原影响的文化内涵，另外，一句名言：楚虽三户能亡秦，这充分说明了荆楚大地人民的勇敢，忠贞……然后以荆楚大地现存的文化古迹、现在人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赛龙舟、祭奠炎帝陵等等，结合历史典故，将荆楚大地的文化特色表现出来。主要是要能确定你要阐述的荆楚大地文化的核心，然后选择对应的历史典故结合起来阐述就简单了……荆楚大地的文化内涵我认为有几种：悍勇、不服输、忠贞、能吃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