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的那一瞬间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遥想东坡》 2000年，法国《世界报》报道了12位生活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被该报称作“第一千年世界历史的12位英雄”东西方著名人物，其中有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及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文豪和名臣苏东坡。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才华横溢，思想透彻，感受敏锐；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谦虚谨慎；他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每每读到有关东坡的文字，心是净的，也是静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近日读美籍华裔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苏东坡大传》，我被作者那种写实而生动、严谨而不失风趣的笔触和典雅的文字所吸引。这本书最初是由台湾联经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次出版，原书名叫《苏东坡新传》，多次重印，被公认为是了解、研究苏东坡必读的传记之一。现在我所阅读的版本是九州出版社从联经社引进版权后在大陆出版发行的。余秋雨先生曾这样评价《苏东坡新传》：“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 的归结甚有见地。” 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苏东坡大传·浩气不亡》)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有几个人领悟生命能有他的心智和性灵？有几个人有他那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豁达和潇洒？又有几个人有过他那种“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师，穷则食芋饮水为南荒逐客”的经历？ 与其他有关苏东坡的传记不同，李一冰先生写的《苏东坡大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大传》中，事无巨细，其资料来源皆详备，且多标明出处，全书仅参考书目就达200多本，体现了作者那种求真、求实的创作态度，从而使我们能尽最大可能地感受和体会到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东坡，使我们对东坡的喜怒哀乐能感同身受，而正是这点，常让人不禁掩卷长叹，唏嘘不已，如同回到了九百多年前的宋朝，同东坡一起在宦海浮沉，真切地感受他以豁达旷放对待悲苦愁闷的复杂心态。 其二，在内容的选取上，作者独辟蹊径，十之八九的内容皆取材自东坡的诗词，参照其他文集资料，勾勒出东坡一生不平凡的际遇。东坡与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他写诗都以事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东坡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词；而不充分了解他的诗词，后人也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东坡的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从他的青年时代起，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多年里他陆续写成的诗篇，传至今天有二千四百多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实情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的第一手好资料……在塑造东坡这一人物形象上，此（其诗作）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 其三，作者在刻画东坡这一形象时，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作者是将东坡放在处于动荡、变革的北宋这一背景之下来进行刻画的，东坡跌宕起伏、曲折坎坷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北宋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和折射，而在刻画东坡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却有选择性地从一些细微之处着笔，使他笔下的东坡真实、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为了刻画东坡的顽强和达观、宽容和慈悲，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因此，后人谈论东坡者常会论及章敦，对章敦一般都深为憎恶。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全文引用了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 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 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做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做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 读完此书，掩卷而坐，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不少诗句让人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或觉两颊生香、回味悠长：“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让人似乎已经闻到枣花和黄瓜的清香；“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随手勾勒，竟是一幅上佳写意；或觉荡气回肠、飘逸不拘：“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或觉细腻婉约、催人泪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 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要想用一部书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准确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而李一冰先生很努力地做到了，在他的《苏东坡大传》中，我们知道了：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坛巨擘，他还是一个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调和起来，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和碰撞激荡中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人格修炼的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不为官位所迷惑，关心民间疾苦。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幼主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两年当中，为皇帝起草诏令达800多件。在贬谪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他还在黄州组织过一个社团，跟当地猖獗的溺婴行为作斗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诗文永远值得我们诵读，他的为官为人之道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品味。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也正如李一冰所说：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使他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苏东坡传的序，我以为。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可以做个参考
他是苏门之后，却有着超出父辈的妙笔情思；他是大才子，却没有文人墨客的酸腐之气；他是“保守派”，却有着超俗的洒脱和从容，他——“东坡居士”，注定要谱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少年时期的他，是意气风发的才子。高头大马，锦衣玉食，在“苏门”的光辉下，他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傲气。二十一岁考取进士第二，伴随着欧阳修“吾当避此人一头地”的赞叹，所有人都以为光明的未来正等待着他。 世事难料。原本少年得志的他，被丧父的噩耗打乱了脚步。他主动要求下放杭州，品味“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感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惬意。举酒引觞之间，他想，也许这样“日啖荔枝三百颗”也无妨，毕竟生性淡泊的他，并不热衷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两年后，他回京，却不知一场权力的风暴正轰轰烈烈地袭来。王安石变法自不容于他心，孤独的行者只能以诗寄情，却不想它们竟成了对手手中最后一张王牌。翌年，“乌台诗案”浮出水面。一夕之间，他成了阶下囚，成为这场文字狱中最大的受害者。这一年，他被贬为黄州团练。 他向黄州走来，带着官场与文坛泼向他的污水走来，带着满心侥幸与些许不甘走来，带着耻辱走来。他也许不会想到在这人生最低迷的时刻，却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最高峰。 站在滔滔江水边，心中是无限感慨。“卷起千堆雪”的波涛冲淡了内心的愤懑，取而代之的是饱经沧桑后的旷达与淡然。官场的失意又何妨，也许古战场上豪气干云的厮杀才是最好的选择。他要在赤壁下倚歌而和，扣舷而歌，在一叶扁舟中做他那个神鹤蹁跹的梦。此时此刻，黄州不是苏轼的战场，赤壁却是苏轼的赤壁。 暴风冲击山谷，顷刻化为温柔的微风。他变了：少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豪情，多了“一蓑风雨任平生”的洒脱。没有了官场中的束缚，他可以在月夜里“把酒问青天”，更能“竹林芒鞋”地徜徉于山间。兴起时“老夫聊发少年狂”，思念亡妻时“尘满面，鬓如霜”。他在黄州度过了人生中最灿烂的阶段，他在这里找回了自我，成为天地间无拘无束的唯一。 点评：习作以苏轼的身世经历为线索，侧重对苏轼内心进行剖析，将苏轼现实中的遭遇与不同时期的词句相融合，让人发出人为词生，词为人写的感叹。那些或豪放或柔情的文词既是苏轼才华的体现，更是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作者走进的不只是作为文豪的苏轼的文词，更走进的是作为普通人的苏轼的内心。------------------------------------------------------------------------------------------似乎自古就有这么一条规律，愈是才高八斗，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三种态度各有其道理，主客因不同，每人思想个性各异，我不敢枉加评判，只是想从第三种态度中发现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最让我感动。 〈序〉 苏东坡，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尽言表，可以说是这样的人格典型了。自年轻还朝起，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洋与去意。他愈来愈仰慕陶潜，这位园大诗人。他的西斋诗甚至和陶诗一模一样: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禹禹亦非狂。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淳。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榴花开一枝，桑枣也沃光。 鸣鸠得美阴，困立忘飞翔。黄鸟亦自喜，新青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其实，在此前，东坡就已有一些类似 陶诗的作品：“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百年三万月，老病常居半，其间忤忧禾，歌笑杂悲叹，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往豁达平静的生活。“众人事纷扰，独士静悄悄”。“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有了退隐田园，寄情山水“独长醉”的思想倾向，他开始潜心研究陶诗，并愈发感到诗中反映了自己的经历，情感和当时生活。东坡的和陶之作，便始于此时——《和陶饮酒二十首》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支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得酒诗自成”“有酒君莫违”。言酒中作诗，真情自吐，谈笑自出，如竹常受风吹，枝叶俯仰一样，各成姿态，纯乎自然。如果说前者旨在斥虚伪而任真情，那后首则可看作是对自己“生平出任以犯患”的反省，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正像东坡自语“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定居一生，过“淡而有味”的生活。可命运随即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再度卷入斗争的漩涡。谪居地，他完成了《和陶潜诗》百余首。他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确，“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不堪吏职，一生徘徊于隐与仕的取舍之间，晚年闲居寡欢，”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不正符东坡此时的心境然而，东坡真的醉了吗?他曾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东往往颓然而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 “是否莫能名”，且看， “归老江湖无岁月，禾填沟壑犹朝请”，诚然，虽有深藏宦海浮沉，身夸非我有的感慨，俣更有只要未死犹得见皇帝的决心 “许国心犹在”呀，何况经=致用的人生理想毕竟占据苏轼思想的主流，他对社会，人生始终态度执着在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百姓，”朝来喜见麦吐芒……剡剡秋谷初分秧……与相地脉增堤防……隐隐叠鼓闹舂糠”，大半生的利民事业之后，东坡仍旧不忘百姓，处处关心农家生产，推进生产工具。可见，他醒，他要全力以赴的为民办事，他要清醒地作他心爱的诗；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奇之气，声彻九天地，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之胸怀，也愈发让我钦佩，为之震撼． “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 且醉且醉之间，我看见了一颗永远跳动的心
苏轼的词豪放不羁，因为他心胸豁达看破人生起伏。我认为他和李白一样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多 ，超凡脱俗，飘然万物比如满庭芳里“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直讽名利“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苦苦追求的是什么，不过都是过眼云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更是将身心归于自然，在自然中寻求解脱
苏轼的文艺观深受庄子审美思想的影响。苏轼主张的文艺创作要“随物赋形”、“胸有成竹”、“不能不为之为工”等观点，主要都来源于庄子的“原天地之美”、“顺物自然”思想。 苏轼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对庄子思想能够领悟其要旨而得其精华。他既能看到庄子思想与儒家相通的方面，“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同时，庄子的清静恬退，逍遥齐物，使他在相当程度上冲破封建礼法，自由通脱，率直旷达，特别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坚贞自守，履险若夷。他的伟大人格的形成同庄子思想密不可分。对此，学术界已有涉及。然而，对于苏轼的文艺观与庄子审美思想之间的关系却未加论叙。只要认真披阅苏轼的诗文，就可以发现苏轼的文艺观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受庄子的审美思想影响： 一、“原天地之美”与“随物赋形” 庄子要求人们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去了解美，寻求美，而不要人为地在自我精神世界中去寻找美，这样反而会违背美的本来面目。《知北游》中庄子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认为，因为美蕴藏在自然中，人们就应该“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天下》）。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准确地去观察、挖掘“天地之美”，把握万物的规律，按照美的本来面目去展现美。 苏轼对庄子的看法心领神会，他指出，事物之理是本身固有的，人们应该仔细研究、观察事物本身。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艺之所以达到“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的登峰造极地步，就是因为“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受，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书吴道子画》）同时，苏轼还坚决反对那种凭有限的见解和自己的推想，去断定自己已经得到事物之理。他说：“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日喻》）对于不认真观察、实践，一味凭空幻想的时尚，苏轼严厉批评道：“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 苏轼继承发展了庄子的美学思想，提出“随物赋形”的观点。要求文艺作品要能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描写，不同的事物就应该描绘出它们种种不同的形态。“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山水之变，号称神逸。”（《永蒲永升画后》）苏轼认为穷形尽相就是美，“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滟yù＠①堆赋》）因为大自然与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如果按其各自的面目和规律来描写，自然会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文与可飞白赞》）多么五彩缤纷的艺术境界！ 二、“万物与我为一”与“胸有成竹” 庄子追求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而达到这种境界的根本途径就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庄子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齐物论》中那个庄子梦为蝴蝶的故事，最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审美方式。它揭示了审美主体与对象经常处在一种物我不分、交融统一的状态中。主体感觉到自己化为对象，同对象不可分。在《齐物论》中庄子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生，人类本身妄自菲薄，使自己的心灵狭窄。庄子打开了一个无穷的时空系统，目的在于透过现象间的层层界限，从宇宙总体的角度，打通我与外界的隔阂，来提升个体精神的主动性。这就是取消天地万物与我－－客体与主体的对立关系，而臻于主客一体的境界。这境界正指向了艺术精神中的和谐。 生活在一千多年后的苏轼，对庄子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十分欣赏，并引为知音。他赞扬文同的画：“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之一》）把庄子《齐物论》中“嗒焉似丧其偶”的概念、“物化”的概念，都天衣无缝地运用在自己的艺术批评之中。 一部艺术作品必须在艺术家执笔之前，先在他的灵魂里酝酿成熟。二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已经提出了把握题材，对审美对象反复认识的重要。“梓庆削木为jù＠②。jù＠②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jù＠②，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jù＠②，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达生》）庄子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造的过程。通过“斋心静心”的认识事物过程，并“以天合天”，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审美观照，而达到胸中有成jù＠②的境地，这样才能产生“所以疑神者”的杰作。只要把苏轼《文与可画yuán＠③dāng＠④谷偃竹记》与庄子的审美观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它们一脉相承。苏轼在此文中指出：“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fù＠⑤，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画竹之前必须把握住事物的形象实质，使其烂熟于心，然后才能驾轻就熟，下笔不凡。 三、“法天贵真”与“文理自然”、“不能不为之为工” 在《庄子》一书中多次强调的“真”、“天真”、“纯”、“朴”、“本”等，都是指自然人性。庄子要求人们“全真”（《盗跖》）、“守真”（《渔父》）、“保真”（《田子方》），都是强调美与真的一致性。庄子认为美的东西都应该是真实无伪的。庄子所强调的真，具有一般所说的合乎客观实际、客观真理的意思。在这基础上，庄子提出了“法天贵真”（《渔父》）的审美思想。《秋水》中庄子指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在庄子看来，没有真就没有美。他已经认识到美是自然生命本身的合规律的运动。因此，他强调不要用人事去毁灭天然。庄子深恶痛绝一切虚伪做作的东西。“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渔父》）真情出之自然，故能感人；矫情伪性本于造作，故难以动人。 苏轼在论文艺的创作规律时，继承发展了庄子的观点，强调“真情”是文艺的基本特征，并坚持认为文艺必须有为而作，不能无病呻吟。《江行唱和集叙》：“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并声明自己与弟辙的诗文是：“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非勉强所为之文也。”只有强烈真诚的创作激情积于胸中，吐出自己的心声，才能成为金声玉韵。他指责“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答王庠书》）他反思自己的创作过程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答李端叔书》）可见对自身要求之严。他的大部分作品，的确是他真诚刚正人格的写照。 苏轼论文艺与庄子同调，主张自然之美。《答谢民师书》云：“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又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自评文》）他推崇友人诗云：“辩才作此诗时，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而参寥与吾辈诗，乃如巧人织绣耳。”（《书辩才次韵参寥诗》）苏轼论文艺，常以行云流水为喻。云与水常常处在流动变化之中，行云流水，无定势定态，但其或行或止，都符合一定的规律。事物在不停地流动变化，描绘事物的手法应是丰富多变的；不断变化的事物，就应用不同的手法描绘其变化。这难道不是庄子所说的天道“以天合天”吗？ 四、技道相通与“技道两进” 在庄子看来，道为本，技为末，但技与道可以相通。庄子时代许多生产技艺都带有艺术创造的性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道与技的关系就接近道与艺术的关系。庄子在《天地》中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道在它的运动中是合规律的，合目的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技，也是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切，这就是“以天合天”。在庄子看来，艺术创造要合规律，但又要不受规律的限制。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临时去苦苦寻觅牛体上的下刀之处，而是手起刀落，莫不中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是一种掌握了规律后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艺术活动。 艺术创作是非常奇妙的。似有规律而又似无规律可寻。一般的文艺创作规律是很容易陈述的，但掌握了这些创作规律，还不足以创作出高妙的艺术作品。庄子《天道》中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庄子运用十分形象贴切的比喻，指出了艺术创造有定法而无定法，不是单方面的因素，更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凭着对事物深入持久的认识，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摸索积累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苏轼对艺术创作的这种特殊规律领会很深，他深切地感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可见艺术创作的才能，既包含着对事物深入把握独特领悟的审美眼光，还需要丰富学识基础上的高超的表达才能。苏轼的“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庄子“得之于手而应于心”都是形象地阐述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是难以简单概括的，而包容着诸多方面的因素。 苏轼深知掌握物理之难，掌握物理又能准确表达在笔下者则更难。辞不达意的情况在文艺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所以苏轼认为有道还须有艺，要掌握物理，还要掌握艺术地再现物理的技艺，二者缺一不可。“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间山庄图后》）因此，他在《跋秦少游书》中提出了“技道两进”的文艺主张。高明的技巧离不开对物理的掌握，但没有高明的技巧却很难显示物理而成为文艺佳作。 如何才能“技道两进”，创作出高超的文艺作品，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苏轼认为除掌握事物的常形常态外，还要把握事物的变态。同时，还要达到神似和形似的统一。他发展了庄子关于合规律而又不受规律限制的观点，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然而，是否随口写出就是“清新”的好作品呢。正如庄子说庖丁解牛是多年的经验才如此得心应手一样，苏轼认为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决非易事。这中间还须积学贮宝，反复实践。苏轼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例，陈述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余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没有丰富的学识，没有扎实的实践经验，“心识其所以然”的东西，也往往不能生动贴切地表现出来。可见，形似、神似的统一这一艺术境界，是多种因素完整结合的结晶。 列宁说：“把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看做处于发展中的现象时，在它中间随时可以看见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苏轼的文艺观中有庄子审美思想的影子，然而，苏轼文艺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文化传统的影响看，苏轼是采取兼受并蓄，去粗取精的态度，因此庄子不过是苏轼所吸收的一个方面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