喵5豆
2025-11-28 11:56:36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
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有代表性的文论思想有很多，几个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孔子的文艺思想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二、“兴、观、群、怨”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四、“文质彬彬”与“辞，达而已矣孟子的民本思想及其文艺观一、乐和与人和、政和二、“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三、“知言养气”苟子的美感论与诗歌本质观一、“虚壹而静”与“美善相乐”二、“明道”与“言志”老、庄思想的“潜美学”特点一、“道”与中国艺术精神二、“观道”、“体道”与艺术心理汉代的辞赋批评一、司马迁的楚辞评论和“发愤著书”说二、扬雄、班固对屈赋的评论三、汉代辞赋家对赋体的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树一、“神与物游”：论创作心理二、才性论三、“风骨”论四、“通变”论
、应用文名称的出现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应用文”这一名称出自清代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其中有：“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如果认真推敲刘熙载的用意，便会发现，他的的目的不在于把“应用文”一词作为专门分类的文体概念去解释它的内涵，而是目的在于强调“一切应用之文”的实用性。辞命，本指古使者之间交往应对的言辞，《艺概·文概》中说“文有辞命一体， 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结合这两段论述来看，一是说明，行人出使受命，在具体场合要因时适变，应对要言辞通变。“其用却全在善道”即强调了“用”；二是想通过这样来推导出“一切应用之文”重在实用，强调了实用性特点。 至于刘熙载所讲的，应用文有上行、平行还有下行之分，虽然使用了应用文的名称，却也不能因此认为这就是对这个专门文体概念的界定。因为与现代应用文的概念进行比较，其外延范围比较窄。如果按现代文章学分类的话，划分应用文的种类应该根据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私人应用文和公务应用文两种。文中，刘熙载所说的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所指的公文，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有上行、平行、下行之分。 “公文”一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早了。目前可查的较早的如《三国志·赵俨传》中有“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再比如《后汉书·刘陶传》中的“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此外还有案犊、文犊、文案、公案等名目，如《唐书·李巷传》：“天资长于吏事，治家亦勾检，案犊簿书如公府。”再如《宋史·梅执礼传》：“文犊山委，率不暇经目。”又比如《南史·彭城王义康传》“性好吏职，锐意文案。”还有《东坡奏议集·辨黄庆基弹勃割子》：“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这句话中的“案”，原指食器， 后指凭几，在这里借用为官府处理公事的文书、成例或相关的狱讼判定等。犊，原指木简书板，在纸张通行使用后把书信称为“尺犊”。在《后汉书·匈奴传》中有：“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犊。”案犊，在古代的诗文作品中也有所提及，例如谢眺《落日怅望》：“情嗜幸非多，案犊偏为寡。”还比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犊之劳形。” 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文体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写作十分重视文体的选择，正所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其义就是，只有选择正确文体才能在写作时为文合体，也才可能得体。古代应用文体的选择和辨析开始于曹丕，后来经过陆机、挚虞、刘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成为是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就是说从文章的基本规律来说是共同的，而不同的文章具体的体裁又不同，各有自己的形式和特点。于是，他进而进而概括出文体的特点：“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的这一理论在古代写作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提出了“本”“末”论，并且能够把本、末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这明显比先秦时期对于文体分类中对于文章的模糊分类要进步了许多。其次，就“末”而言，根据表现形式把不同的常用写作文体的特点总结出来，分为四科八类，称之为“以体论文”。这样一来，古代常用文体的写作研究更加细化，更加注重了不同文体的特点。而这些“科”“类”也主要是指常用的应用文体。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文体的最重要文体选择和分类。 而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的《典论·论文》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不仅对在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提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同进也对既有的文体进行了比前人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体裁，陆机主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入手。较前人进一步承认了体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他认为，作者的文章所要反映的现实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形态，以及作者本身的主观认识不一，是造成体裁多样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概括了已有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相较于之前曹丕的论述有两个特点：其一，体裁划分的更细，把原来的四科八类发展成了十类，使更多的应用文作品体裁得以收纳其中；其二，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不再简单从作品的形式角度来归纳文章体裁，更加注重内容与形式上的互动关系，用以解释不同的体裁出现的原因。 除此以外，陆机还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各文学作品体裁特点的内在相对性：一方面，他认为文章体裁上的不同只是表象上的不同，用以相互区别，是相对的，其内在有着共同性的规律性东西；另一方面，也强调，即使是在每一种文章体裁内部，各篇文章也应该发挥自己的写作特点，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不必强求细节上的一致性，以利于产生多样化的文风。 客观上讲，陆机的阐述与曹丕的理念相比，更加尊重客观事实和写作的创作特点，更加理性，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规律性，也最大程度不同地保留了作品评论中的个性化元素。 可以说，曹丕与陆机的文体研究理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奠基，也是对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具有示范性和总结性的作用，此后，后继学者，比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文体方面的专论，主要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且主要针对应用文体裁，可以说，这种考察文体渊源和流变的研究方法，是前人所没有的新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文体论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沿着这样一个研究方向，继续深入，拓展领域，把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文体论和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进行了充实和完善。而《文心雕龙》则全面继承了前人对应用文写作体裁的研究，并且更有创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已经有系统明确的理论来指导作者的对于应用文体裁的研究。比如，把《文笔说》引入他的文体研究中。刘勰先从“论文叙笔”说起，以表达方式为划分标准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大致分为两类，然后，对这些文章再进行个体化的研究。比如，他在《序志》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 后面，又在《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而《文心雕龙》通体的文体论也正是根据这个定下来的：前10 篇谈有韵文，而其中不少是应用文体；后10 篇谈无韵笔，主体讲是应用文体。由此可见，刘勰的写作理论研究已与曹丕、陆机等人不同。 其二，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对应用文体裁的论述已更加完备和周详。 《文心雕龙》的20 篇文体论文章，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这些加起来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 篇属于是兼论两种体裁的，共详细论述了34 种文体，这里面论述的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了24 种体裁，绝大多数也是应用文。由此可见，《文心雕龙》中论述应用文体裁是非常完备和周详的，远超过前人。 三、古代应用文写作规律 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同其它的文体写作一样，都有其规律可循。而控寻这一规律的，主要是曹丕、陆机和刘勰等人。他们对于古代应用文体写作规律的研究，对于写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关于写作艺术的运用方面，曹丕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典论·论文》中，他对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进行了评价，其中也包括应用文体裁，例如称：“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由此可见，曹丕充分肯定了应用文章在内容之外的文采和艺术欣赏性。陆机的《文赋》则大量论述了创作中需要注意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对当时古代应用文的写作规律控讨。概括起来，主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紧紧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写作，尤其是应用文体的写作，对于中心的把握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到整篇文章的方向，也将极大地影响文章的形象。 陆机认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所谓立警策，其目的是为了使文章的中心和主旨更加突出，表文达意更加有明确指向，而他讲的方法就是通过简明扼要的“片言”来完成这一效果。于是，文章既简洁明快，又说理清晰，条理不紊。 第二，合理安排内容，谋篇布局古代文体理论认为，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要有突出的重点和中心，还要有合理的谋篇布局。陆机的《文赋》中提到了：“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 的现象，其实是作为反例来说明写作行文中，前文不达后意，前后互相干扰，互相矛盾的不正确现象。他认为：“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精要的指出了在行文中要注意的结构布局问题，也就是说，在行文之前就应该根据自己所要创作作品的义理选择合适的文章结构，句子结构，以决定什么词使用，用在文章的什么位置。就算从今天看来，这些都依然是文章写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律，更是应用文写作应该遵循的法宝。 四、古代应用文功用 古人对于古代应用文体在当时社会的社会政治功用也多有论述，散见于王充的《论衡》、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论著中。王充的著作《论衡》其实是一部唯物主义哲学著作。而他的这部著作由于具有很强的社会指向性，使得他的哲学论点中提到的文学观成为重要的文学观点。正如在《佚文》中所说：“《论衡》篇以数十，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他认为：为文应该重“世用”，也就是文章应该社会政治功用。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文章要“有补于世”、“劝善惩恶”，虽然，他的这部著作并没有专门针对古代应用文体的实用性进行论述，而是泛泛就各种类型著作而言，但毫无疑问，应用文体的实用性理应在此之列。 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实用性为文理论，他结合了大量的具体现象进行论证：一类是关于应用文起于实用的例子，另一类是关于为文要讲求实效的例子。他在《对作》中提出：“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益于补。”也就是说，写文章不能临时起意，是有目的而为之的，是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功用的。王充以汉初时陆贾对汉高祖上奏的事例来说明。根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陆贾好以诗论天下，而刘邦不以为然，认为天下不能靠诗、书得来，而只有武力可以。于是，陆贾开始陈列历史事实向刘邦奏书，以证其说，共上奏十二篇。结果，“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王充认为陆贾的奏文之所以成功，就是应了时局，起于实用功效的，他评道：“高祖不辨得天下， 马上之计未转， 则陆贾之语不奏。”也就是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能有效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发展态势，所以才让汉高祖信服。至于论述为文要讲求实效的例子，王充在诸多篇目中以汉赋为例反复论证。他针对汉赋发展过程中已失去了讽谏作用的事实，批评了这种倾向。例如，在《定贤》中指出：“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 可以看出，王充评价文章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能不能“辨然否”也就是能不能起到“劝善惩恶”作用，才能决定文章的好坏。 显然，王充的《论衡》中阐述的写作理论要求文章包括应用文体要发挥社会政治功用，不能草率为文，对后世应用文写作的影响深远。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在文中例举了好多人的文学作品以论证其观点，比如王粲、徐干、蔡邕、张衡的辞赋和陈琳、阮、孔融的章表书记，从他引证的作品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认为应用文体的文章功用同样是很高的，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功用，可与立功、立言相提并论，可以垂世不朽。相对于王充的观点而言，曹丕把应用文章的功用提高到了国家层面来评论，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因为曹丕的个人特殊身份，也使得他的评价对应用文写作及其理论的发展起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不朽巨著，其中，对于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研究更是高屋建瓴。他也十分重视为文要具有社会政治功用，《文心雕龙》的第一部分《文之枢纽》以及《长怀序志》等篇目里都有所论述，他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可见，他也把文章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国家影响的高度来进行评价。此外，对于辞赋，他也在文体论中多处论述。例如在《诠赋》中同王充一样，针对赋的流弊进行批评，称：“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认为赋由于过分追求辞采而使其作品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规范性和讽谏作用。在应用文体的的社会评价方面，他比曹丕评价得更为具体，在《章表》中提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针对专门的应用文体作品进行评价，而不是如前人那样泛指文章、文学。他单独针对章表奏议类的公务应用文体进行关注，而且认为这种文体的作用更加核心和重要，足见评价之高。 总之，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应用写作理论的研究也有力地促成了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发展。从社会功用上来看，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是成功的完成了“劝善惩恶”的作用，达到了“国之枢机”的地位。对于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研究无疑会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应用写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has been broken， from the original radio， newspapers to today's TV， circle of friends， mobile phone short video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users have continued to penetrate from more developed urban centers to rural Lat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eople joined the army of video creation， and gradually gave birth to a new kind of ne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