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qiong2011
这里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以下3个方面所蕴含的发展方向。 现代社会科学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离开其对这个国家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实际贡献。这也就是说，我们固然能够把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引入国内，但是，如果这些最新学术成果不能转化为认识、研究和创新中国公共管理的学术资源，那么这些最新成果，不管引入多少，都构不成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要形成这种转化，关键的是要确立公共管理学特有的问题意识。这种意识的确立。基于两个方面： 一是对公共管理学研究内容的科学把握，明确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问题取向；二是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全面观察和科学透视。在这2方面中，第1个方面更为基础，因为，它决定认识和把握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视角与视野。我们不停地讨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其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不在于为这个学科正名、划界和定位，而在于回答这个学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追求绝对，只能追求相对，抓住核心问题就可以了。认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围绕着公共资源的组织、管理与配置展开，具体涉及4个方面问题：即公共资源的增长、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的危机以及公共机构的管理。 达尔在1947年的论文中，委婉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公共行政学要走向科学化，必须与规范性价值的影响划一个界限。所以，他认为建立公共行政科学，首先必须清楚地确定规范性价值在其中的地位。这多少带有行为主义取向的论断。时过境迁，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承认达尔提出的问题的价值，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应该有所不同。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可以考虑如何处置规范性价值与研究的科学性关系的问题，但是，这不等于这门学科不必承担提供规范性价值体系的使命。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公共管理在许多方面还不是现代的公共管理，而要推进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其首要前提就是实现制度的理性化和管理者的理性化。现实公共管理如果是建筑在非理性的基础上，那么任何的努力都不可能使其实现科学化。现实的公共管理缺乏走向科学化的可能，研究现实公共管理的公共管理学要走向科学化也就必然无从谈起。1955年，德怀特·沃尔多在回答什么是公共行政学这个问题时， 高度强调了行政的理性基础。他说：“行政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高度理性的人类合作努力。”“我们可以将管理定义为：在一个行政系统中试图获得理性合作的行动”。“公共行政的中心概念是理性行为，即正确地计划实现特定的期望目标的行为。”行政的特性，决定了行政的活动或者说公共管理的活动，必须有强有力的规范性价值体系支撑。这种价值体系必须解决2个基本问题：一是公共管理中制度的理性基础和价值取向是什么；二是公共管理中管理者的价值追求与行为规范是什么。中国公共管理的发展现实表明，其发展面临的问题，不是规范性价值的过剩，恰恰相反，是规范性价值相当短缺。所以，如果中国公共管理学不能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承担起提供规范性价值的使命，其在理论创立和实践指导上就难有作为。当然，这种规范性价值不是来自学者的主观设定，而是来自对现代政府原理、公共管理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的科学研究和准确把握。在这其中，比较研究和经验考察都是确定规范性价值的学术基础。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推进，对电信事业的需求还会扩大，电信民营化的规模还会不断扩张，其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如果行业能及时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竞争机制和高效的监督体系相信电信业是可以大力开拓的一块疆土和充分施展拳脚的一个领域，它将有一片美好的前景。一直备受社会关注的“手机单向收费”问题，近日在此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再次引起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关注。其中，政协委员方廷钰已连续三次向大会提交提案，呼吁电信部门早日放开手机收费。信息产业部的立场是支持实现单向收费。但这会影响到电信企业特别是联通的收入，而众所周知，联通还需要扶持。我们会想一个办法，既能解决单向收费，也不会过分影响电信企业的收入。加入WTO以后的世界范围内的电信和信息业的竞争挑战激烈，另外，我们也承担着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电信运营的竞争的重大使命。如何解决好这手机单向收费的问题，实现与国际接轨就成了中国电信业民营化的重中之重了。 为什么要电信业要实行民营化呢？电信业是一项技术含量颇高的行业，同时它的研发和维护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显然这是政府所无法承担和胜任的。而以利益为导向的电信业的民营企业有直接的经济动力去寻求并开展新的项目，并愿在公众能够支付的的价格水平上提供服务，满足公众的需求。基本原因余下：一首先可以帮助政府发展基础设施。二可以利用民间资本市场弥补政府资源的不足。三提高政府的信誉等级。 如何改革国家公用事业?一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二政府需要批准恰当而有效的反垄断法律，需要建立有效的管理框架，需要设立具有强制权利和能力的管制机构。三政府应投入更多资金来培养管理技术人员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营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