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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是9%，当今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动力来自哪里
“三农”问题是首先要关注的大事。“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要想持续稳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从目前的情况来说，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高，不仅使得农民的收入水平上升缓慢，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不是缩小反而加大了。 每年在外打工的上亿农民，在城市处于最低阶层，工资水平极低。农民收入水平过低，不仅福利水平难以上升，而且导致其消费力极低，进而使得国内经济减少对外经济依赖性、扩大内需容易流为宣传口号。 要解决“三农”问题，一要创造条件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减少农村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二是要用法律保障农民土地产权及土地收益，使农民进入城市拥有最基本的财富起点；三要确立农民公民权利，使得他们在自由迁移过程中不受到歧视，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受到公平的基本的教育；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创造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其次，目前市场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已经改变。理由有二，一是中国解放后“婴儿潮”的人口35-50岁）基本上达到顶峰，劳动力人口增长将出现放缓；二是从东南沿海的情况来看，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开始转变为供不应求。 笔者以为，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无法改变。一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尽管“后婴儿潮”时期的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但绝对量并不会下降；二是随着这几年国内基本教育及高等教育大力发展，国内劳动力人口的素质越来越高，而就业机会的增长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培养的增长；三是城市化快速发展，肯定会让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四是只要从农民工十几年来的工资收益水平增长幅度十分微小、甚至于没有增长就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在未来一段时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仍然应该是宏观经济密切关注的目标。 第三，国内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与国内居民个人储蓄成倍增长，中国是否出现了资金过剩的格局？从近几个月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来看，遏制流动性快速增加成为央行的首要任务。就目前市场的主流意见来看，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基本是外汇占款增长过快及居民储蓄过高的结果。对于前者，只要本外币市场分割、结售汇制度不改变，在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是不可能放缓的。对于后者，国内外学界一直在以中国人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说事，但实际上，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无论政府如何来提倡消费，无论政府把储蓄利率压到再低水平上，国内居民的储蓄并不会因此下降。 目前国内银行体系流动性过高，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在低利率政策下，无论政府采取多少行政性措施来压制这种过多的流动性，只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此起彼落。当大量的流动性在市场流窜时，各种资产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如房地产市场与股市都会如此。 第四，经济生活严重的制度性利益失衡，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在短期内向少数人聚集。比如，目前市场炒作严重的蓝筹股，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国有垄断性企业或政府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使得市场化不充分的行业。这些企业的好坏并非是通过市场竞争，企业努力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垄断性政策轻易获利。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严重弱化绝大多数民众的劳动努力程度，也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上述都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基本认识，中国经济生活将面对的困难与问题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