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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作为一个文本的出现在中国很早，距现在有3000多年。当然，他成为经典要晚一些，大约是在距现在2000年的时候，即汉代。为了适应汉代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当时的执政者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子思想作为统一规范全国上下思想的一种标志，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这个时候起，孔子就被作为“圣人”，与孔子有关的一切都被涂上了神圣的色彩。孔子在生前作为教材来用的一些古代的文献，也被称为“经”，包括《诗经》在内还有《书》、《易》、《春秋》、《礼》，一起被称为“五经”。同时，从汉代开始，在政府设立了“博士”，立“五经”博士来教授有关的人员。 什么是“经”?我想说的是，由于把孔子当作圣人，把孔子思想当成了国家、政府推行的统一全国上下思想行为的标志，这个“经”，就具有“神圣”的意思，“圣人”的意思，表明其中包含了许多恒常不变的真理，有了实实在在应当遵循的规则。正是由于“经”具备了这样的意义，它就被一般人看做非常高深，非常玄妙，是与我们离得很远很远的东西。但是我想，如果经典离人们太远，把它树得高，那么经典的意义就会逐渐地消失。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应当说它总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人的生活，人们会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来接受它。 就《诗经》而言，我想我们许多的同学在许多成语里面，甚至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面都已学过它。这种了解，大部分同学都会有。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还会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谈话中，在我们日常教育中，经常用到《诗经》的一些词语来表达我们的一些认识。在这里，我再举一些我们平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家可能知道但没有察觉到的例子。 最近十多年来，内地常常隔个一两年、三五年就会有一个港台的作家被内地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所喜欢。最早的一位为内地人所了解的作家，是一个女性作家，叫琼瑶。我想这个大家也是知道的。她的好几部小说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有一部电视剧，叫《在水一方》。大家也许知道，她的名字以及电视剧《在水一方》，都和《诗经》有关系。《诗经》的一首诗叫做《木瓜》，它的第二章“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琼瑶的名字是从这里来的。《蒹葭》，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应当是一首情诗，一个青年男子，或者是一个青年女子，在秋天的早晨，10点钟之前，想追求心爱的人儿而追求不到，心情苦闷，这种感情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我想，这个表明了我们现代人还不断地在运用《诗经》这一古老的形式来表达一种感情，乃至它的词汇、它的语言还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顺便我想说一下，在生活当中也有常常用“投桃报李”表达礼尚往来的意思，“投桃报李”这个成语并不是从这首《木瓜》诗中出来的，而是出自《诗经》的另外一首作品，即“大雅”中的《抑》。在这篇作品中，有两句，就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礼尚往来”的意思。《关雎》是《诗经》的第一首，这首诗应当是人们所熟悉、所了解的。为什么把《关雎》放在《诗经》的第一首?必然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之所以把《关雎》放在《诗经》的第一篇，表示了中国的先人对男女婚姻乃至于家庭的重视。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男女婚姻、家庭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的开始。《关雎》表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的婚姻、幸福家庭的祝福。所以《关雎》这首诗的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四句就成为人们在祝贺新人的时候对美满婚姻的赞颂，对幸福家庭的赞颂，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能够听到的。除了这个之外，在婚姻上还常常出现“天作之合” 这种祝福。“天作之合”也出自《诗经》，即出自“大雅”的《大明》。这首诗是赞美周代的创始人周文王和他的妻子的夫妻关系的，所以后来人们用“天作之合”来表示对一对新婚夫妇的祝愿。在《关雎》中还有四个字也成为了我们的口头语，这就是“辗转反侧”。这四个字在诗中是用来形容男子追求女子没有得到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它很生动地描绘了男子因相思之苦，在夜里睡不着觉，不断地翻转自己的身体的情形。所以后来在生活当中也用这四个字来表现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不能睡得很安稳的情况。《诗经》里面还有好多作品谈到相思之苦，有一首诗叫做《采葛》，它描绘相思之苦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种表现也是很贴切、很生动的。 除描写爱情之外，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和朋友、同事交往当中，也常常有用到《诗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买了新房子、搬了新居，大家祝贺他“乔迁之喜”。“乔迁之喜”的“乔迁”两个字也是出自《诗经》，出现在“小雅”的《伐木》中，“出于幽谷，迁于乔木”，是讲鸟从低地方飞到高地方，乔木是高大的树木。用这个来祝贺人们喜迁新居，应当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此外，祝贺一个朋友生了一个小孩，如果是一个男孩，就叫做“弄璋之喜”。“弄璋”这个词也出自《诗经》，是在《诗经》的《斯干》中。《斯于》里面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表示对一个家庭、一个朋友生了个男孩子的祝愿。此外，祝寿，我们常常祝人“寿比南山”，这个词汇也是出自《诗经》。过去人们祝封建社会的皇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个词也出自《诗经》里面，而且出现不止一次。在“小雅”里，有一首叫《天保》，这首诗是一篇祝寿的诗，一共有六章，其中，第四章就出现了“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总之，以上所说表明，《诗经》尽管是经典，在其长期流传过程中确实有它神圣的一面，有与人民大众相疏远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作为一个文化传统的集中表现，它又在不同层面上，在不同情况下，会以不被察觉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于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我们不仅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它的熏陶，同时我想我们更应该自觉地去理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的《诗经》，我想这样不仅会提高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是我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全面素质的体现，这就是我们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化课程的一个重要目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诗经》作为经典是怎样成为经典的。要了解《诗经》是怎样成为经典的，首先要了解《诗经》在成为经典之前，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实际上，《诗经》里的作品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先人在不同场合下所写的诗。什么是诗?我想从现代意义上来讲有很多的解说。中国人的传统认为诗是言志的，即“诗言志”。所谓“载行为志，发言为诗”，就是说，把心里所想的东西说出来就是诗，也就是说，诗是人们表达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感受。所以《诗经》就它本来的形态来说，和我们现代人写的诗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诗经》文本一共有305首，它分成了三个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国风”，有160首，这160首大部分是当时的下层的人们所写的。古人又讲“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就是诗表达了人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做事的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其中也有一些，按照朱熹的讲法是出于“礼”。一般的生活，除了人们的喜怒，男女相爱，“歌言其情”，男女交往过程中用诗来表达他们之间感情的叫“情歌”、“恋歌”。除了“国风”之外，另外145首，叫做“雅”和“颂”。“雅”和“颂”的作者大部分是当时上层的公卿、大臣，相当于今天的高层人士；也有一些作者是农民、政府的一般公务员。“雅”、“颂”中有一些作品表达了这些作者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的意见；也有些作品是他们奉命——奉国家的命令——来写的有关祭祀祖先、神灵的作品，用这些作品表达一种对祖先、对神灵的称颂，也希望通过祭奠这些祖先、神灵使之给予人们以保护。总的来说，古代这些作品与现代作品一样，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是可以歌唱的。所以这些作品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 《诗经》中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写的，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出版机构，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诸如电视台之类的传媒机构，那么，这些作品是怎样集结在一起呢?为什么这些作品集结在一起叫做《诗》?正如我刚才谈到的，《诗》成为“经”是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事件，《诗》为什么会汇编在一起，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历史事件，这就是所谓周代的“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成为礼仪之邦，我想应当说是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那么什么是礼?简单地说，礼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些基本规则。从大一点来说，像国家的典章制度，小一点来说，是社交的各种规矩。周公在制礼的时候，特别强调“乐”。他强调礼乐配合，用乐来配合礼的实行。这种情况我们现代生活中也还会遇到。比如说两个国家交往，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到异国去访问，在迎宾场合，要奏双方的国歌，要检阅仪仗队，检阅仪仗队过程中也要奏乐。这些都可以说是礼乐的配合。在古代也是如此。正是由于这种礼乐配合的需要，就必须制作在礼仪场合上使用的音乐。当时有主持这个工作的专门机构，而主持这个工作的人大多数称为“太师”。太师一方面把从各地收集起来的民歌整理出来，一方面把当时的公卿、大臣所作的诗配上乐曲，以便能够在各种场合下使用。所以所谓“风”、“雅”、“颂”实际上就是在不同场合演奏的乐曲的歌词。所以最初并没有《诗经》这个名称，而是简单地称为《诗》，或者叫做“诗三百”。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的音乐我们听不到了，但是歌词却保存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诗》里面的作品。在当时的等级社会里，有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规定，所以一般人并不了解“诗”。礼和乐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在当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学习它，掌握它。贵族也只有掌握了礼，掌握了乐，才能够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可以说，对礼乐的了解，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在行礼过程中，也唱乐，同时必须对乐的歌词有所了解，懂得这些作品，所以在人们交往过程中也要会运用这些作品。所以在春秋时代我们常常在一些记载、一些古代文献当中，有这种所谓“布诗”、“言诗”的记载，就指的是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认识。能够恰当地引用《诗》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也被看做是一个人的能力、修养的一种表现。这就是《诗》在未成为《诗经》之前它所起的作用。 那么，孔子与《诗经》有什么关系呢?孔子用这种官方文献来教育学生，因此《诗经》会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得以流行。孔子本人也特别强调学习《诗》的重要性，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你要不学《诗经》的作品就不会讲话，也就是说会表达得不很深刻、不很准确。学习《诗经》之后可以运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认识，同时也可以用《诗经》来联络感情，来唤醒、启发人们的认识。可见孔子对《诗经》的重视。同时孔子也对《诗经》的内容做了简要的说明。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讲《诗经》表达的是非常纯正的感情、认识。孔子也对《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下了评语，叫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正因为孔子与《诗经》有这么一种关系，《诗经》才具有了经典意义。但是这才只是开始。《诗经》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被作为官方的一种思想被提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在重视之后，就会把孔子所说的话，孔子所用的教材、各种文献经典化、神圣化。这个神圣化、经典化的过程就是上一讲张隆溪教授所说的“阐释”。《诗经》是当时的人所写的诗，和我们现代人所写的诗并没有不同，但是要经典化，就必须把《诗经》的作品从普通的文学作品提升到儒学经典的地位。这个过程就是把一般人写的诗变成经典的过程。在经典化过程中，人们对“诗”的阐释就附加了许多并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内容。也可以讲，在《诗经》经典化的过程中，讲了不少歪理。下面我还想再举两首诗来说明《诗经》是怎样被经典化了的。“国风”中的一首诗，叫做《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下面是“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稠，寔命不扰!”这首诗现代人是这样认为的：诗的作者或者主人公是一个小吏。“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指晚上黄昏时或黎明之前，星光闪烁，但不是很多。“肃肃宵征，夙夜在公”，是讲宵征是在夜里，“夙夜在公”是讲不管早晨、白天、夜里，都要为公操劳，所以“寔命不同”，感到自己的待遇、遭遇特别不一样。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小吏对自己不幸生活的感叹。汉代人讲这首诗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惠及下女”，所谓“惠及下女”，是指国君的妻子对国君的妾能够容忍，她不去陪伴国君，而让妾去陪伴国君。而妾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地位与妻不一样，所以是“寔命不同”。“寔命不扰”，也就是妾能体会夫人的恩惠。这样一种解释就完全离开了这首诗的本意，而是在强调当时社会的那种道德伦理观念。所以“小星”这个词在过去就被看成小妾的代名词。 《子衿》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首诗也是一首情诗：一个女子在思念、埋怨自己喜欢的男孩子为什么不来?不来也可以，为什么连个信也不给我?但是汉代有人认为它不是情诗，而认为这首诗表明对学校被废除的不满意。为什么学校废除了呢?因为当时战乱的关系，学校没法正常上课。他怎么看出来这个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呢?因为“青青子衿”，学生的衣服比较简朴，可以说是衣服。同时指出学校停课有一部分学生离开了学校，有一部分学生还在学校，这首诗是留在学校的学生对离开学校、逃课的学生的一种谴责。这样一种解说实际上是批倒了作者的思想的层次，可以让人们通过他的解说来遵循社会的、他所认为的必须遵守的规矩。在封建时代这种解说是很多的，延续的时间也很长。最终导致《诗经》越神圣，就越离开作者，就越不真实。 《诗经》本文一共不到三万字，但是后来的解说越来越多，就成为一种经学。经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是两千年封建社会学术的主流。这种解说本身就造成了《诗经》的严肃的、神圣的意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正是建立在这层层结叠的解说之上，而要想看到《诗经》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化解这些异样的解说。所以，《诗经》的经典意义，源于对它的解说过程之中。以上所说的是第二个内容。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看《诗经》的作用?中国自从汉代以后倡导所谓的“尊古读经”。一个人要立足于社会；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尊古读经”是他的主要手段。一个人要成就自己的功名，成就自己的事业，“尊古读经”就是他的基础。19世纪之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个过程中也带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最严厉的批评是对儒家思想的批评，其中包括对儒家经典的批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同时也引起了对如何改变中国从19世纪以来对比西方相对落后的局面的思考。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打倒孔家店”，一是“欢迎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是“democracy”，赛先生是“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从这两个口号来看，我们对传统的认识要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对传统的批评主要是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科学和民主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学就瓦解了。经学成为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象。所以现代人的研究，不再把《诗经》看成是传统经学的一本书，而把它看做是诗歌总集。所谓诗歌总集，实际上是与传统的书籍分类有关系。传统的分类，经就是指儒家经典，五经也好，十三经也好，只要是儒家经典就属于经。“史”就是历史。除了儒家之外的那几家，道家、法家等等，叫“子”。“集”是个人作品，“总集”是一个时代，一个文体的汇集。现代人不再把“诗”放在“经”的部分，而放在“集”的部分。也就是说，实际上人们不再把“诗”称为经了。 接下来我想说，虽然现在不再把孔子看成是圣人，但是，孔子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经”不再称为经典，但它是一部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著作。我想经典性就是指这个。把经学化解为哲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那么《诗经》应该是一部文学作品。因此，下面我想谈谈《诗经》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它的经典性或经典意义，或者说它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主要在哪方面?我想主要谈三点。 第一点，《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体系的杰出的体现，也是后代诗歌体系的基础。大家都知道，《诗经》的基本的体例是四言律诗，但《诗经》并不仅仅是四言的，除四言之外，还有三言的、五言的、七言的、八言的，还有一种杂三言、五言、七言、八言。可以说，中国的古代诗歌的发展基本是从二言体到四言体，过渡到五言体、七言体，乃至后来的词和曲。而《诗经》中以上各种句式都存在，这为后来诗歌的发展在体系上、在句式上奠定了基础。《诗经》还形成中国诗歌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押韵。后代的诗歌，从韵脚的排列看，从韵脚的排列看，主要在双句押韵，即二、四押韵，也有的时候是一、二句，空了第三句，接着在第四句押韵。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是押韵的，第三句是不押韵的，第四句“乡”也是押韵的。也有的诗第一句不押韵，二、四句押韵。王之焕的诗，“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白日依山尽”的“尽”字不押韵，“黄河人海流”和“更上一层楼”，二、四句是押韵的。在中国古代诗歌有些双押韵，有些一、三句押韵，也有全部押韵的。多种情况下是双句押韵。《诗经》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押韵方式。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一、二、四押韵。所以中国古代诗歌的押韵形式在《诗经》里面都可以见到。所不同的是，《诗经》的押韵并没有什么成法，没有固定的一种规定，而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在前面没有说到《诗经》中如后代诗那样的平仄问题。后代诗歌讲平仄，在每一句诗里面和另外相对的诗里，平仄要错开。《诗经》的一些作品乃至汉代的作品其实合乎平仄，但是并没有硬性规定，所以《诗经》的时代是比较自然的时代，但它又确实是后代诗歌韵律的最早的体现。 第二点古代诗歌的艺术表现。谈到艺术表现，从《诗经》来说，是和风、雅、颂相联系的赋、比、兴问题。关于赋、比、兴，中学老师都讲过，我就不想说很多，只是想说这在《诗经》里面是和风、雅、颂相对而言。风雅颂是讲《诗经》的分类问题，而赋比兴是讲诗歌的表现手法问题。赋比兴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具体含义有很多解说，这里我想引用朱熹的说法，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用现代的话就是直接的叙述、描写；比，就是比喻的意思，用一件事物来比喻另外一件事物，这是朱熹讲的，“以此物比彼物”；所谓兴，朱熹讲，“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说之辞也”，是说写诗要用另外一件事开个头；赋，它是一个叙述的问题，不再举例子。关于比，比喻，在《诗经》里面有一些是整篇都用比喻，比如《相鼠》和《硕鼠》，都是用老鼠来比喻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更多的比喻是在句子里面，如讲一个女孩子的皮肤很好，叫做“肤如凝脂”。兴是诗歌的开头。比如《桃夭》，“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的开头写了春天的美好，也会使人想起女孩子的漂亮，也会想到这首诗后面所写的热闹气氛。这就是“兴”的手法。《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是有影响的。后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尽管很丰富，但都可以用所谓赋、比、兴来概括。 第三点，我想谈谈关于传统的问题。中国的诗歌可以说有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人们都把中国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归之为《诗经》。对社会的批评，对人们生活的不公正的待遇的控诉，这些在《诗经》的“国风”里有，在“大雅”、“小雅”里也有。而这种对人们、对社会的关心正是中国诗歌的主流。这个主流的开始是《诗经》。 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诗经》对中国诗歌发展的重大影响，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诗经》的经典性。 
《诗经》的艺术特色 ——“赋、比、兴”的活用 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创作的源头，它为后世的诗歌创作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下面我对“诗经”来做些总结： 首先，诗经的表现手法看，一个最显著特点便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赋，是直陈其事。诗经中大多数文章都运用了这种手法。如：小雅中的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不但写的形象鲜明，而且通过情景对称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比，顾名思义上打比方，典型篇章便是《魏风硕鼠》中利用“硕鼠”形象的揭示了深刻阶级寄生虫的本质。总体来说，《诗经》中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兴，是气言托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如：《陈风月出》中“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等，使诗中人物更形象。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其次，《诗经》中绝大部分都是抒情诗。其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构成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画卷。如：《七月》、《氓》、《东山》等，都是以描写细节冗长的著名诗篇。以上都是长篇的作品，但在《诗经》中短小的诗也富有比较丰富的细节。如：《齐风十亩之间》中：“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诗经》中大部分诗是主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刻画来反映诗人内心的感情，都应了“以我现物，物皆看我之色彩”这句话。 再有，《诗经》中基本上均采用四言的形式。但也有一些作品句子长短变化很 活，语气很自然。如：《邶风式微》中“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质备章词句四旋 。有的只换几个字，使诗歌赋予音乐感，便于吟咏，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我们刚刚学过的《风充良》。 综上所述，《诗经》这部伟大的诗歌总集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因此它的艺术成就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历来把《诗经》的表现手法，归结为“赋”、“比”、“兴”三类。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 《诗经》的句式——叠句。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