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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有不好的影响，也有机遇。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早在2005和2006年，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小企业，很多是没有科技实力，像服装、鞋帽、五金、玩具，这些恐怕有上万家企业都撤资了，像东莞，都转到了广西省那里去了，那是一个新的经济区。这样要想中小企业有个大发展，目前难度比较大，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小企业之所以有这些状况，是因为原材料上涨导致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价格优势变小，同时国家采取信贷紧缩政策导致的。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多少自有资金，要靠信贷。以前珠江三角洲很多地方，企业拖欠工资后可以渡过他的难关，现在随着2007年中央出台的一些民生保护政策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于拖欠工资的现象处罚非常严重，而且对雇工签合同以及解聘，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既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对企业不利的一面。多方面原因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困难，赚不到钱。 像上海很多中小企业，有不少是韩国的、日本的，一看赚不到前马上不干了，这要想改变的话，恐怕有一定难度，主要措施可能是目前在营业的，通过放松银根、减税等措施，使这部分坚持下来的企业，让他们首先生存下来，如果这个做到了，不致恶化，那么形式经过一年或者半年之后，形势会好转。 金融危机的中国机遇 从我对各方面的了解，这次美国经济问题对我们国内经济情况影响很大，一方面在出口领域，我们知道我国贸易顺差接近一多半，主要来自于美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市场出现大的萎缩，理所当然会对我国出口驱动经济的轮子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一些金融领域，涉及一些购买美国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债券的影响比较大，近几天大家也能知道，披露出来中投在美国的亏损非常大，这些都是我们国内的损失。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近期也一直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研究，我感觉应该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总的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我想可能反而是一次大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几个背景大家可以一起探讨。第一个背景，包括美国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以及对我国出口产品限制的措施，虽然很现实，但是我想只要外面环境允许我们以正常行为规则发展的话，我想中国是相当充裕的。短期内可能初级性的加工产品出口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只要在这种外围市场情况下有这种趋势，我相信国内中小企业，包括大企业肯定能做好产品的升级换代。当然可能需要时间的缓冲，这就引出第二块问题。从中央以及各方面，宏观决策层会很好的把握这个时机，同时争取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包括大型出口商，都会提供缓冲的时机。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今年7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开始停止，而且出现了适度贬值，这就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这一点可以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防止了8月8日美元大幅度升值给我国汇率改革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翻阅历史发现，很多汇率改革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德国，从历史来说都可以发现，往往在汇率改革的第一阶段，当该国兑美元从升值转向贬值，大部分会出现致命冲击，日本、韩国、德国都经历过。我们国家，从各方面横向对比来说，应该是第一例，就是使美元反向升值对于人民币反向贬值交错的风险，我觉得产生很大的缓冲释放作用。近8月美元大幅度升值，包括国际上石油、农产品价格等大幅度暴跌情况下，我国汇率反而比较稳定，这点在我国汇率改革路上是里程碑；第二个作用，我们也知道这个时期人民币升值减缓，对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可以说给了一个很大的缓冲作用，一个喘息之机。我在这里也是对中小企业的一个建议参考，就是到年底之前，人民币会控制到目前的升值幅度之内，只要国内不出现大的金融动荡，可能人民币还会有略微贬值的过程，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安排第四季度出口生产，大的汇率政策应该会对中小企业有个好的参考价值。 
金融危机与农民工的出路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来说，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失业。如果哪天饭碗突然不保，假如恰巧还是一家之主，不仅自身的生活水准大受影响，整个家庭都将因此而陷入困顿之中。而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最可能于危机中失业的，是那些背井离乡，到繁华都市里辛苦求生的农民工。一则是因为他们人数庞大，可替代性强；二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资源有限，从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有限。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对失业的恐惧感，那些返乡的农民工，这个年也过得不踏实。据报道，为了能保住工作岗位或者找到新的工作，从年初二开始，就陆续开始有农民工赶往广东等地。到了大年初四，大批扛包拎箱的农民工，便已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了。各种信息表明，2009年就业形势比以往要严峻得多。2008年第四季度，中经济增幅滑落到7%以下，为近7年之新低。2008年全国有超过60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仅广东省1到10月就有15661家中小企业倒闭。大量企业倒闭或停工，令2000万人失业，占到3亿外出农民工的3%，造成一股农民工返乡潮。据统计，在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非农务工增收。可以说，农民工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导致农民平均收入下降。再者，不断增长的返乡农民工人数因为耕地的有限性也可能引发冲突。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地方劳动局表示，大批劳动力返乡，既没有文化又缺少技能，可能使社会不稳定因素突然增加。但如果以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农民工及其输出地，则大错特错。事实上，既然同在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在同一条生存链上，当遭受这场历史罕见的危机冲击时，就不会有人能成为“幸运者”。因此，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这场危机中，全社会要特别善待农民工。改革30年来，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在城市卑微生存的群体，是他们承担了社会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大量成本，就外向型经济突出的沿海地区来说，这点尤其明显。在中国，怎样善待农民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不仅需要就业，需要收入来养家糊口，也需要得到城市的其他群体的尊重，需要平等。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越要善待他们，善待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善待我们自己，没有他们超额的付出，我们今天就得更多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