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JLJ278
苏秦，战国时代最著名的说客、谋士，纵横家中合纵派的领军人物和最高首脑。现在，早已没有了“纵横家”这一说，但我始终为这个词着迷，就像古希腊时的雄辩家一样，他们的演说辞藻华丽，气势如虹，排比、比喻、夸张信手拈来，各种修辞手段应有尽有。如果能听一听他们的演说，一定是精彩绝伦、字字珠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对苏秦这个人感兴趣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苏秦的舌头。不知道“三寸不烂之舌”这种说法是不是从那时流传下来的，但这个部位绝对是苏秦最重视的器官，对于他来说，嘴最大的功能不是吃饭，而是说话。中原六国，也就是战国七雄中的七分之六的国家首脑，都被他说得心服口服，纷纷抛开原先的恩怨，组成了庞大的统一战线来对付秦人。而苏秦则当上了这战国时期联合国的秘书长，其实，按道理来说应该比联合国秘书长还要大，因为他担任了六国国相，想想吧，六个国家的事务都由他过问，从古到今，放眼全球，哪个人有如此政绩？这统统都是那张嘴的功劳啊。 二是苏秦的脑袋。对于苏秦来说，把黑说成白，把是说成非，把牛说成马，把东施说成西施，这些根本就是小儿科。他能把六个国王，外加六个智囊团，说得跟着他滴溜溜的转，对于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历史掌故知识、临场反应速度、说话气势和措辞方法、事前情报工作等等，都有超级严格的要求。这本是一个团队的任务，放到如今，这就是一项成千上万人协作也未必能完成的工作，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秦一个人就办到了，简直比《谍中谍》还要要精彩百倍。可想而知，这需要一颗多么聪明的脑袋啊，我真的怀疑这颗脑袋的构造和常人不同。就这样一个臭老九，握住了六个国家的大印，挥臂一呼，六国皆应，搞得强秦二十年不敢用兵。虽然我不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但这的的确确是苏秦一个人的功劳啊！ 三是苏秦与张仪的关系。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同学，按入师门的先后顺序，苏秦的辈分稍大一点，张仪要称他为师兄。当苏秦在六国混得像模像样时，这种关系还没多大变化，真要说改变，就是苏秦的官当得大一点，政治地位不同而已。但当张仪投奔了秦国之后，这种关系就变得奇妙非常了。按道理来说，秦与六国敌对，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张与苏一定是敌非友，况且是苏秦冷落了投奔自己的张仪才使得张发誓雪恨才来到秦国的。但没想到的是，张仪的一举一动都在苏秦的掌握之中，他为秦国效力正是苏秦计划的一部分，当初也是他故意冷落师弟，将张气到了秦国。为的是让张仪拖住秦国，好让六国有壮大的时间，再则是让张的“连横”策略刺激秦国的军国主义，从而时时提醒六国存在的危险，有了强大敌人的联合国便不会轻易解散。此时，苏秦和张仪到底是敌是友已经说不清楚，或者说，张仪稀里糊涂的做了苏秦的盟友。不过后来，张仪知道了真相，对苏秦佩服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的做起了卧底，两哥们从此站到了同一边。 恐怕苏秦这样掌控七国十几年的人物，只能出在战国；一人身兼六相的奇事也只能出在战国；为了保证自己策略的实施而去壮大敌人的思路更是只能出在战国。他是纵横家，也是阴谋家，但历史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连横”打败了“合纵”。不过那时，苏秦已亡，不知在天堂（或者是地狱）的他会作何感想呢？ 
试析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一、英国王权的确立过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的遭到外族的入侵，“这个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主。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烈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1]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2]英国王权就是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建立起来的。 1、封建王权的孕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大约在公元5—6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欧。“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3]日耳曼部落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不断地兼并，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伴随着诸王国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同时，8世纪末丹麦人也开始发动了对不列颠的入侵。在反抗丹麦人的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建立起了统一的王权。 2、封建王权的确立:诺曼王朝时期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大不列颠，建立了地跨海峡的盎格鲁—诺曼王国。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把强大的军事占领转化为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威廉意识到，必须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为此，威廉将死于战乱或流亡异地的旧贵族领有地收归国王所有，同时没收了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然后按照封建制的模式，建立起直接的封君封臣关系。随后，通过“末日土地调查”和“索尔兹伯里誓约”使国王获得了对各级封臣的财产和人身支配权，增强了英王封建领有制特权。 二、王权与议会的斗争 君主立宪制又称议会君主制。这一政体确立的过程实则是资产阶级与王权展开角逐的过程，它最终导致了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王就一直保持对全体居民的直接权力和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政府机构改革，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国王在议会中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贵族参政意识的增强，下院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王权尽量限制议会，而议会则力图挣脱一切限制，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开始展开。 1、议会斗争阶段 伊丽莎白统治晚期，王权已有衰落趋势。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詹姆斯一世却长期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只有召开议会，要求批准增加新税。议员们无视国王的征税要求，着重讨论议会特权问题，批评国王的内外政策，詹姆斯一世两度解散议会。查理一世即位后，专制统治有增无减，屡次解散议会。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1628年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被迫签署该法令。1640年为筹集军费对付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了长期关闭的议会。但议会没有满足国王的要求反而大肆抨击政府暴政，国王无奈立即解散议会。随着苏格兰军队的再次进攻，英格兰军队的节节败退，查理一世进退维谷重新召集“长期议会”。议会显示了空前的革命性，王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查理一世不甘心失去权力，率领卫队闯入下院，首先用武力对付议会。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开始诉诸武力。 2、内战阶段 随着议会与王权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形成了三大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以及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内战初期，长老派控制了议会军的领导权，他们态度暧昧，希望能在国王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与其言和，致使战场上议会军处处被动，革命形势恶化。议会军广大官兵对长老派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开始与长老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自抑法》改组军队，组建“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拥有实际上的指挥权。通过纳斯比荒原战役打败了王党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 第二次内战期间，长老派仍坚持同查理一世谈判，要他在接受条件后复位，士兵和下层人士对此强烈不满。通过“普莱德清洗”，克伦威尔控制了议会;在平等派的推动下，克伦威尔采取了断然措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处决国王后，议会又通过决议，宣布废除上院，实行一院制。后来又废除君主制，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3、君主立宪制的确立阶段 共和国的建立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与王权及其他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居于统治地位的独立派开始扼杀革命的发展。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各种势力处于对抗状态。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王权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遏制人民的斗争和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不仅仅意味着王权的复辟，还标志着议会的回归。王权逐渐受到议会的制约，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也逐渐得到了确立。 纵观英国历史，特别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社会在作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后，最终选择了这种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政体——君主立宪制。王权的保留说明“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4]尽管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王仍然是终身和世袭的国家元首，享有宪法赋予的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巨大权力，但是这种政体下的国王是“统而不治”、“临朝不理政”。宪法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对王权的行使也加以了种种限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国王仅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权力也越来越多的被内阁所代替。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最终促成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 参考文献: [1][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5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48-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