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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中国历史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 这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么?这是灯红酒绿中的什刹海么?非也，这是千百年前，处处皆是“情调”的汴梁城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一个罗曼蒂克的少年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娘子，焚上一钵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那是怎样一幅美轮美奂的动情场景?是多少现代“小资”们梦想中的生活? 提起赵宋，提起东京汴梁，我们不禁会想起以上的画面，会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想起柳郎“寒蝉凄切”的《雨霖铃》。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这诗人笔下的“花花美景汴梁城”，更对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评价体会有嘉。甚至是饱受康河性灵熏陶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亦为之感叹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赵宋王朝是如何成就这番“终极盛世”的。个人认为这其中最应该被着重关注的，还是赵宋在经济上的成就。从许多的历史书中你也许都会发现，赵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那么为什么“工商立国”能够造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终极盛世”呢?在这里有必要拿经济学的理论做一下分析: 根据对经济学有关“最优”的理解，一个国家的国力绝非疆域越大越强，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当，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达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自然条件的优劣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就导致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劳动生产率更是有天渊之别。 在北宋时期，一个在城门口守城的士兵亦穿“丝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过当时欧洲一般的封建主。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也许会记得，武大郎不过是个县城里卖炊饼的小贩，他家的居住条件怎么样?拿现在的标准衡量算得上是“独栋别墅”了吧?也没听说他向银行借了几十年的贷款。武娘子潘金莲就更潇洒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凭武大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就能供养得起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恐怕都很难实现吧?从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之高简直不可想象。 
专心研究唐史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朝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客观持平之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他先是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说”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当代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说：（中国历代王朝中）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研究中国问题达50年之久的费正清这样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 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对于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闲哉。 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中国历史学家批判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约300年的（中国）平均朝代寿命。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异族政权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异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际损失，而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保留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域仍与除去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一样大，加上它拥有的1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冶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7个多世纪。开封的地理位置比长安更有利于行政管理，更容易从长江流域及南方运来物资。宋朝的军队是强大而机动的，配备有铁和钢制的武器。……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是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期票、信用证以及官方大量发行的纸币适应了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印刷发放小册子来推行改进的农业技术——灌溉、施肥、精巧的新式金属工具和最早的极其以及改良的作物新品种。经常得到城市富商和宋朝廷赞助的绘画有了光辉的进步，低廉印刷术的推广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小说和故事书激增……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 “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我眼中的宋朝摘 要 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它有着强大的军队，优良的装备，杰出的将领，但是却很少打胜仗；在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却有着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然而，直到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总打败仗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虽然有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却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关键词 宋朝；军事；积弱；经济文化；繁荣。前 言如果我可以穿越，我想我最有可能会选择宋朝，也许你会奇怪：“宋朝！为什么会是宋朝？那是一个总打败仗，软弱无能的朝代。”不错，与汉唐雄风相比，宋朝确实显得太过柔弱无力，连皇帝都被人给掳走了，可以说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是最贫最弱的一个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强大不代表幸福，在我看来，宋朝是封建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朝代。一、“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所以在军事上一直呈现的是积弱状态。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但是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陆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公元1279年，宋军和元军在崖山爆发决战，宋军大败，宋末帝和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宋朝彻底灭亡。有人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二、“夜市”与“交子”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只有正月十五及前后一天除外，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来，这简直就是被囚禁了。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真正的不夜之城，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宋朝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了人们携带货币的方便，在北宋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要比西方国家早六七百年。纸币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可以看得出宋朝的繁华。三、文人的天堂生活在宋朝的人也许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了，上至皇帝，下至贫民，对读书人都很尊重，皇帝一般不会杀大臣，看着讨厌就流放，说不定那一天想起你来再把你召回来，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无疑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争斗，大多也只是限于口头上，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之后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四、文化娱乐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宋朝的诗歌水平虽然不如唐之盛，但是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而宋词的辉煌却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批的词作家，文学家，书画家，真可谓是群星闪耀，例如辛弃的《青玉案》一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千百年来疾脍炙人口，再看词中所写，如果不是文化习俗已经深入人心，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从体育上说，那也是很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足球”在宋朝非常流行，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五、飞速发展的科技中国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纺织业、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六、总结程颐说： “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4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不得不说，宋朝时一个特别的时代，它没有汉朝的内乱；比唐朝更加繁华舒适；跟明清比，更开放平和； 总之，在宋朝可以生活的非常从容安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更加重要吗？XXXXXXX年XX月于XXXX大学《我眼中的宋朝》xt如果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想它一定很忧伤，因为我把快乐都留在了前面。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人，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我眼中的宋朝宋太祖奋威自8 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ZG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整理:晓枫:279785430) 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ZG大分裂的开始，这是ZG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ZG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ZG（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ZG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一举夺得政权之后，却担心从此之后他的部下也效仿之，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于是在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此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在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待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或多或少的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宋太宗犯傻宋初，辽宋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双方各有优势，也各自有各自的不足，总体上说就是谁也吃不掉谁。谁深入敌境都会失败，辽在真宗时也曾深入到黄河边，却也未克一城，只得谈和退兵，这也正合了宋朝皇帝的意，于是有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得以延寿，按照他的雄心壮志和战略计划，肯定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辽宋大战胜负难定，绝对不会如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军事才能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窝囊。宋代初期两次北伐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马疲惫，未经休整，也不听左右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摆什么八卦阵，越级指挥，使得指挥系统混乱，甚至于导致众将不和。受祸唐末很多人都为唐的贞观开元所击节叫好，而不去理睬唐朝中后期的昏暗，而实际上是河朔被唐送给党项人，河湟被唐送给吐蕃人，关中自从连续遭到恶劣气候影响，使得生态破坏后，已经从肥沃之土变成贫瘠的穷苦之地，无处大量饲养战马。四川云南那些马用来搬运物资还行，在战场上拼杀，估计这些马匹冲出去没多久就会失前蹄。跟西夏做买卖而买来的战马饲养困难，后来金国也禁止西夏卖战马给宋。宋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契丹的儿皇帝石敬塘把幽云十六州孝敬了，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敞开了；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燕云十六州不在汉人控制之下，中原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要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处处设防，谈何容易，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往往都是无用功。要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物资，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面临的最大问题。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之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政权，应该说辽已经成为一个兼游猎与农业并重的半文明国家，攻有铁骑，守有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岳飞时期的反攻可是依仗有上万骑兵，否则，也只得采取守势。宋的敌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里没有把大理算进去。我说的敌人，是指有战斗力和本身实力能征服别的国家（部族），而且能向中原王朝进攻的国家或者说是部族。看看这四个国家（部族），哪个是好惹的，哪个不是弯弓饮马数万人之众的。这里，可能会有人拿汉、唐来说它们当时也有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侵扰边境。而实际情况是匈奴只是纯野蛮民族，突厥也就最多算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如果匈奴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那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被中原王朝击败，与它们本身遭受恶劣自然条件而走向衰落不无关系。但是，到了宋的时代，这些半文明的人已经不再只是靠天吃饭了，农耕技术被他们所掌握，丰年之时可以储备，以应对荒年。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能长驱直入，封狼居胥，而宋的敌人已经修筑了坚实防御设施，差距立显。匈奴、突厥强大时，对中原王朝而言，它们也不过只是来抢劫的，最多掠夺人口、牲畜，而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宋的敌人却不大好打发，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不但对幽云十六州格外重视，而且还要求北宋割让土地，到了女真、蒙古的时候，他们可都想要四海臣服，已经有了并吞八荒、囊括宇内之意。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这些名字是匈奴、突厥之流只能梦寐的。对比盛唐唐的确有击败阿拉伯人的历史，而后阿拉伯帝国陷入分裂，甚至就与唐不接壤，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对唐有什么威胁。至于突厥、回纥，绝对和契丹、女真、蒙古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黑水、高句丽、吐蕃和后来的辽、金、西夏、蒙古一样，都是进化到了农业文明的蛮族政权。但唐朝的表现怎么样，陇右被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也丢了；对高句丽，唐太宗这个被毛老人家称道的圣明之主亲征，不也是失败么。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别国借兵镇压国内叛乱，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对付不了叛军了。这样一来，以前扩张的领土全部丢失不说，还把汉族产马的地方全弄丢了。如果安史之乱以后再遇到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ZG也可能早就灭亡了。可以想象一下，盛唐经安史之乱就萎靡至终，两宋这个先天畸形儿的三百年江山岂又容易。宋接手了一副烂摊子！宋的军事实力骑兵严重不足，攻伐后勤运输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宋只能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它已经不具备那种以进攻立国的条件。宋朝的防御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并不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当然，宋的军制也有弱点，但这已经不能避免了。“澶渊之盟”与宋真宗厌战有关，但毕竟保证了百年安定。“靖康之耻”给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宋金战争刚开始宋方的确狼狈，但后来慢慢转入了反攻，后来宋朝甚至略占上风，韩世忠、吴玠、刘锜、岳飞等率将士浴血疆场，重创金兵。沙场之上，一方几乎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而另一方却是骑兵占多数的金兵。冷兵器时代的这种对阵，孰优孰劣，大家心里了然。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利情况之下，一声号令，宋朝将领无一不争锋，士卒无一不向前，至死方休！怎么能说宋为软弱，难道那千年之前的汉人鲜血就没有保持了宋金之间的平衡吗？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契丹、女真过后，又出个剽悍异常的蒙古，宋这个时期又是衰落得厉害，碰到宋度宗这个算是弱智的皇帝。但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征服了世界的敌人面前依旧没有腿软。在宋理宗时期，宋蒙战争里宋也是少有败过，蒙古多次被宋军击退。襄樊之战，外城被破，南宋将士依旧殊死抵抗，张贵、张顺皆力战而死，牛富率勇士坚持巷战，寡不敌众，投火殉职。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的英勇事迹，把宋代汉人的崇高民族气节演义的淋漓尽致。如果从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攻金算起，蒙古灭亡金国也只是用二十四年不到的时间，（后来蒙古向西发展，金还得以苟活近二十年），如果把蒙古向西发展的时间排除，蒙古灭金只用了五年，但灭已经可以说是半壁而没落的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在宽仁治世的宋朝，华夏经济文化科技得以相对飞速发展，民族文化也走向极盛。然而强敌屡出、三面受敌，宋未以尚武对野蛮，而科技还未能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宋亡实为世界文明的损失。
我最喜欢的中国历史朝代的唐朝，因为唐朝不仅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很发达，而且还是一个开放的朝代。
总的说来，北宋的专制政治有开明的成份，保守的成份，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份，互相交织着。宋朝的弊病有历代皇朝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史实证明，等级授职制必然成为贪官污吏的温床；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而编织成庞大的贪腐保护网。腐败与专制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历代皇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从腐败走向灭亡。马克思主义强调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批判等级授职制，力主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这其实也是深刻地、科学地总结了中国以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弊病，为“走出轮回”，指明了一条唯一可行的历史变革之路。宋朝的治国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又酿成中华文明在后来落伍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宋朝的历史地位，在很多教科书中给人的印象就是“积贫积弱”，仿佛这就是宋朝历史的全貌了。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除文化之外，其它方面又是怎样的呢?北宋继承的遗产是中唐、五代以来的衰败，面积比历代中原皇朝少，却也约略相当于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南宋的国土面积又比北宋减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丧失的，除了五代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都是边远地区，而基本上保留了发达的内地。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按: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万至300万贯，而最高记录为506万贯。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说宋朝军事“落后”，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我是一名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