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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 摘要：探讨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其出发点必须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叉法治。为此，必须以马克思主叉为指导，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识，扩大民主权利，彰正法律至上，铸成法治精神；必须完善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制度；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借鉴西方法活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经验，加快立法进程。 关键词：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律至上；依法治国 党的十六大提出：“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当今中国，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建立法治国家已经具备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因此法治建设被提到历史日程上来 但是在怎样建设法治国家的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其中尚存在将法治抽象化的现象。所谓法治抽象化，表现为过分强调法治的一般性和共性，而又将法治的一般性和共性定位于西方法治理念之上。因此，究竟怎样进行中国的法治建设问题就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探讨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应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法治建设问题上，所需关注的国情主要有二：其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其二，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以及传统法律文化的缺失，中国社会的法治氛围不浓，这是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现实。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必然有别于其他国家，换言之，我们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主导，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因此在整个法治建设中必须始终不渝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式。同时，法律至上又是法治建设最基本的价值和理念，没有法律至上，法治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法律至上的关系，就成为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为此：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一方面，这是法治性质之所需。历史上，资本主义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治国家，但是其法律体系的阶级性决定了其法治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建设高于资本主义形态的法治国家，而党的领导则是根本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经历了几百年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发达的“市民社会”。以市民社会为主导力量，西方法治通过自然演进而日臻完备。中国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未能形成强大的市民社会。因此，中国的法治就不能坐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自发运演而逐步历炼。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历史主动性将十分突显，而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进行法治建设正是历史主动性的鲜明体现。 第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之所以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是因为长期以来一些人将党的领导视为“党包办一切”、“党权高于法权”，致使党的领导与法律至上的关系一直没能理顺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党法关系存在着以下问题：“1、严重的党法不分，党的很多组织直接指挥法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行使国家机关的职权 2、干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由于党委直接插手处理法律问题，容易造成对司法独立的干涉 3、不利于司法机关的相互制约和配合。4、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养人们的法律观念。”[1]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必须依法治国，改善党的领导，克服党包办一切的做法，改变党权高于法权的观念，牢固树立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的意识 第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理顺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属于人民，既体现在法律上，又体现在党的领导上。宪法和法律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体现着人民的根本意志。而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其最高宗旨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因此，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决不抵触，而是相一致的。党是否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是否能够在宪法和法律(即人民意志)的范围内活动。如果超越宪法和法律，就背离了人民的意志，就失去了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资格。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已申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十五大再次重申了这一根本原则，指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说明，党的各级组织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党的决议政策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决不能以党的决议政策代替宪法和法律。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在全民族中提升民主意识，扩大民主权利，彰显法律至上，铸成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国家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不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不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法治建设必然成为无源之水和无基之厦。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民众的法律意识还相当薄弱，这就使得法治建设既具有了必要性，也具有了艰巨性的。由于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更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因而中西方的法治观念大相径庭。中国人法律淡漠，西方人法律至上。中国人视法律为治民之具，西方人视法律为维权之器。中国人忽视法律而惧讼，西方人重视法律而好讼。历史上，中国的百姓盼“清官”，即使在当代，中国百姓在面临困境时，也常常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上法庭，所以多年来“上访”成为中国独有的一道风景线。法治精神是法治建设之魂，由于法治精神的缺位，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显得举步维艰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有的学者就指出：“法治精神是实现法治的另一因素。法治精神就是尊崇法律，拥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设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气即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条件的。” 经历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洗礼，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诚然有所提高，但是距离建设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路途。为此，在中国广大民众中进行普法教育，扩大民主权利，提高民主意识，彰显法律至上，铸成法治精神，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法治建设，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所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和强大的力量源泉。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须完善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制度 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法治的基本标志，反之，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则是人治的表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必须确立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法治理念和精神，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民主监督和权力制约机制，但是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在实践中，政府滥用权力之事时有发生，而腐败现象也因之滋生蔓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重要的是政府的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这才是法治的实质意义。”在传统人治的社会里，并非不存在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但是“刑不上大夫”，法律只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在法治的社会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关于民与民的平等，而是关于民与官的平等，是政府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察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既是对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的反思，也是对健全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提出的积极应对。换言之，是对我国法治建设实然(即现状)的审思，以及对我国法治建设应然(即方向)的导向，因此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指导意义 【 正 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 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毛泽东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又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身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而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生的，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而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而生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毛泽东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毛泽东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毛泽东思想中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毛泽东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毛泽东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质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渡时期，党又顺利地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无论对于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四大方面的内容；而按照理论的横向归类，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纵向的划分，还是横向的归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犹如“活的灵魂”，将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二类，如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例如：关于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正确处理公有制内部及其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关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商品与价值规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改革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思考等。这些与发展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时，毛泽东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关于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的思想，关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的思想等等，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与直接的现实价值。 第三，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文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毛泽东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用，而这又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毛泽东党建思想中一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例如，对党的自身建设所处客观环境的分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观点；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找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展开与广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毛泽东思想价值的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果，让整个世界为之称奇。从越南到巴西，从莫斯科到布鲁塞尔，从北美大陆到非洲草原，到处都在谈论中国的富裕，惊叹中国崛起的速度，感慨中国广阔的发展前景。西方媒体惊呼，“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酣的瞬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西方媒体承认，在中国奇迹面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先生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显然不堪一击。众多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不仅在借鉴他国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且提供了可被其他国家效仿的强国富民的途径。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先生指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已经让时间停顿。 国际问题观察家们认为，“中国模式”意味着政治稳定，而稳定的政治局势对任何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韩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发展要以政治稳定作保证，这样的思路符合亚洲民众的心理特征。国外一家网站的一项调查表明，改革、开放、发展、渐进、试验和稳定是最常用来描述“中国模式”的词语。参与该项调查的网民表示，“中国模式”以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为特征。日本媒体认为，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赏的关键因素，不仅适合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且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其价值也未必不是价值连城。 寻找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这恐怕是世人热衷研究“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模式”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谁不想在这一新型发展模式中找到可借鉴的秘方呢?新加坡《海峡时报》在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胜利”的文章中称，中国的成功故事和经济崛起，导致人们把“中国模式”赞誉为华盛顿共识的替 代物。中国经济增长率之高令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所有国家羡慕。穷国希望在经济上赶上富国和创造财富，而富国则想在竞争中继续领先。它们都希望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俄罗斯学者坦言，“中国模式”是俄罗斯领导层的政治灵感之源，增强了俄罗斯人再度崛起的信心。分析家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已经注意到一种“中国式的新的外交理念”在“中国模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不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不搞虚张声势的威胁，不搞小圈子，不拉帮结伙，并尽可能考虑到对方国家民众的感受。在习惯了冷战思维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冷静、务实而又不乏儒家风范的外交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正如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霍尔斯拉格先生所言，中国外交有效地使其他国家认可中国发展，并确信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并非挑战，而是难得的机遇。 “中国模式”对世界充满魅力，因为它的意义和影响已关系到世界将以何种方式走向哪里。德国学者贝特霍尔德先生早就说过，西方资本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其低效无能，已无法解决包括环境恶化在内的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世人热衷“中国模式”的原因是否也在这里关键词：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 中国模式摘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影响深远。近几年关于“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的议论频频见诸报端。其实，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解读。一、“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 近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似乎有了新的认知和比较确定的看法。一个新的概念正在各国政治人物和决策者中间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就是“中国模式”。在学术界，这个概念并不很新鲜，人们在邓小平南巡以后就开始讨论“中国模式”问题了。不过，最近各国政治人物的认同已经给这个概念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 确切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就开始重视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经济得不到发展，民生得不到改善一直忧心忡忡，苦于找不到好的模式。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历来就主张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政治模式。很多国家也的确在这方面做了诸多的尝试，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反而导致政治失序，经济落后，民生艰难。 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第三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人自己现在认为，毛泽东式的发展模式是失败的。但是，即使是毛泽东模式在当时也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青睐。 现在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最近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式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概念”会对这些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同样是第三世界一员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在近年来的出色经济表现也已经对“中国模式”构成了相当的挑战。对中国领导层来说，总结已有的经验很重要，既有利于中国自己的未来，也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软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虚心努力，着眼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不断完善。二、中国经济模式独一无二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 却能在较长时期内强劲增长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多，但大家都会同意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和发展，是使世界经济改观的首要因素，它们发展的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 中国自1978年始，经济快速发展，增长率不断提高，成就非凡。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断发展和摸索的阶段，却能不断回应和了解市场力量，这意味着中国正经历异常复杂的转变。 与北美和欧洲等已发展经济体不同的是，后者有某些经济模型做政策决定的依据，反之，没有简单的经济模型可作为中国经济决策的依据。 中国自1978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直以惊人速度增长：到2001年，其实质人均GDP平均年增长率达1%。 摆脱贫穷 分享增长成果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中国贫穷人口大幅减少，这从中国基尼系数相对较高，且不断上升可见一斑；然而，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使百姓得以摆脱贫穷，“后富起来的人”得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这点更为重要。 根据纽约证交所驻中国代表莱约翰搜集的数据显示，1980至2001年间，新兴市场以倍数增长，增幅达6倍——这不是百分比而是增长倍数！有不少曾经让人寄予厚望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南美洲国家，其增长速度实际上远逊于新兴国家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国和其他新兴的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亦非常强劲，这从欧美出入口分类数据可见一斑，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出口不断上升；同时，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亦较从其他地区的进口要来得快，这反映了中国在过去25年间，已成为亚洲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扭转差距 增社会凝聚力 过去五年来，中国互联网的渗透率高速增长，我相信实际数字要高于一般人的估计。最后我想再提几个事实：中国由农村迁移至城市的人口，至2001年为止约占总人口的两成，到今天绝不止此数。你可能认为，中国仍是农业国家，这两成微不足道，但当你考虑到13亿人口的两成时，你就能理解到这是罕见的人口流动。 中国经济改革开始时，城市收入远高于农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收入一度跌至约相当于农村收入的5倍，接着在这个水平停滞一段时间，后来中国制造业起飞，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有所拉开，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将有能力扭转这一状况。 中国各个地区的收入增长不尽相同，但整体维持在3%~6%之间，由于所有人都受惠于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贫穷人口亦随之减少。 重视教育 适应转型挑战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许多亚洲国家过去亦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 工业革命源自英国，其年增长率在长达一个世纪期间，一直维持在1%的水平，这被认为是极快的了；按1%的年增长率计算，经济规模大约每七十年扩张一倍，经济发展过程虽会遇上一些特殊情况，但要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一代人的期间内彻底改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是，增长率若高达8%，由于行业的兴衰更替，人们可能会经常转换工作，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要面对人口移动和就业转型等重大挑战。 这是教育对经济发展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我们才能够学习新事物，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会被行业兴衰更替吓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三是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具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发挥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把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三、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政治文明程度高低是政治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政治发展的过程，从传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政治文明建设要*推动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现代化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既明显不同于过去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政治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我把它称为“增量民主”。我在这里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八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换一个角度看，这八个方面也将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 其一，中国民主的发展将是一种“增量式”发展。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即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发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将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按照增量民主的理论，旨在推进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改革应当最大限度地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其二，中国的民主政治将在渐进发展中有所突破。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但将不时有突破性的变革。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总体上看将是渐进式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突破性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一种休克式的政治突变，它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是长期积累性改革的结果，是一种厚积薄发。其三，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将着眼于调整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缩小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基层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及困难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其四，动态的政治稳定将逐渐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但增量民主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而是现代的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它绝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的无序状态，而是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达到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其五，政治改革将持续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一种有序的民主。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政治参与，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因此，积极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将是贯穿中国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条主线。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是合法的、有组织的和有秩序的。发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径，就是致力于“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尽可能地将公民自发的、零散的、无组织的政治参与，纳入到党和政府主导的政治框架之内。其六，推进民主与加强法治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法治的实现程度，几乎也就是民主的实现程度。中国民主政治的每一步发展，都将离不开法治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发展民主与建设法治，将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其七，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让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政府更加主动积极地与民间组织合作，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生活，扩大公民自我管理的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现行的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户籍制度和社区治理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会组织，让各种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八，通过三条途径，全面推进增量民主。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图稳步地向前推进: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拥有7000多万党员，聚集了广大的社会政治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中国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中央集权传统的大国推行民主，当然必须上下互动，由下而上与由上而下同时进行。但是，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重点和突破口是基层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将通过基层的试验，逐步向上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不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离不开人民对政府领导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民政治选择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是由更少的竞争性选择到更多的竞争性选择的过程。中国的民主之路也将遵循这一规律。总之，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进增量民主，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根本价值，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不可变移的直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