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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国以后，唐太宗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并采取了隋文帝行之有效的均田、租庸调、府兵、科学等一系列的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生产、加强国家力量的措施，同时整顿吏治，改革政府机构，使社会很快走向安定和繁荣。从贞观到开元一百多年中，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昌盛繁荣的顶点。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实力也日益加强。从太宗、高宗到玄宗时代，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东、北边境的威胁，并使广大的西域地区各国纷纷内附。在帝国四境先后设置了六个都护府，使边境长期保持巩固安定的局面，并以积极友善的种种政策措施，促进了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我国文化的全面繁荣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独具机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杜甫《忆昔》诗描写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城市的空前繁荣，更标志着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唐代首都长安城，周围约有三五五公里，其规模之巨大，为当时世界所少见。全城人口共三十多万户。南城商业区布满“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铺)，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长安有五条大道通往全国各方。水路则“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路，兼包淮海”。除长安外，洛阳、扬州、广州、成都、凉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华富庶。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陆路有北、中、南三条路通往中亚和印度。水路上，中国海船可以远航至红海、印尼、日本。当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和中国有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而朝鲜、日本、印度、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