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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社区又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记者特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方法作出探讨。记者：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意见》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指引下，各地在社区治理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面临一些困境。请问目前在社区治理方面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张雷：总体上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治理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参与的能力和热情还有待提升，社区服务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社区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引领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工作者依法办事的能力还有待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和信息化应用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社区人居环境（特别是城市社区）总体上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环境质量和舒适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很多地方政府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力度不够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下更大的力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加以解决，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发挥广大居民的内生动力，着力提高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孙炳耀：多年来，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在改善服务设施，开展居民服务，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则重点关注对困难人群的服务。贯彻《决定》精神，应更加关注社区生活秩序。专业社会工作在其中可以有所作为，例如运用心理辅导专业技能参与居民纠纷调解，开展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对困难人群的服务，也要注意心理干预甚至行为干预。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要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例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发展居民“信息员”，对涉及社区治理的事件进行监督。《决定》提出城乡社区治理要“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也是进一步强调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强调对扰乱秩序的行为进行监督。记者：《决定》强调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区治理也要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请谈谈如何在城市社区这一平台上更好地以党的领导凝聚治理合力，发挥统领作用？张雷：要引导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聚焦主责主业，做好“社区党建+”，也就是进一步拓展“三社联动”的内涵和外延，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城乡社区居（村）委会与辖区单位要实现资源共开展自治活动，及时帮助解决基层群众自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也需要向城乡社区延伸，切实解决居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提高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孙炳耀：社区党建要有新的突破，不仅要做好党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发挥党的作用，与社区居民自治结合起来，与社区社会工作结合起来。这要求有观念创新，拓展社区党建的思路。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法宝之一，社区党组织应将这一理念引申应用于社区，将视野和工作对象扩展到社区居民，与居民自治组织共同做好社区治理。在城市，专业社会工作进入社区开展服务已很普遍，许多地方在基层建立了社区工作站以及其他形式的专业社工机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社区党组织应当利用这个工作基础，像社区居委会那样，与社区社会工作结合起来。记者：《决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的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内容，请谈谈有哪些实现路径、方法？孙炳耀：完善法治保障要求社区治理不仅要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还应总结多年来的实践创新经验，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建设，这其中规范化是基础。近几年来民政部门推进的社区治理和创新服务实验区所强调的标准化，就推进了社区服务的规范化。完善科技支撑意味着社区治理的科技建设特别是信息化建设将更进一步。我国社区信息化建设已取得很大进步，城市街道普遍建有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网格化管理更是将信息化应用与社区实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社区信息化应用还在不断创新，例如前面所提到的“信息员”。了解和掌握社区信息化应用，也是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张雷：《决定》中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中，进一步突出强调了要通过拓展居民群众民主表达渠道的“民主协商”机制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只有通过民主协商提升广大居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并将热情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这是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条件。当前全国各地在智慧城市框架内开展的“智慧社区”建设是通过“科技支撑”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通过社区“智慧党建”，流动党员的管理和党员活动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这正是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发挥神奇作用的结果。记者：如何将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探索成果、经验更好地推广运用到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情况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去？孙炳耀：总结创新经验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是倾向于拔高以至于要做成“模式”；二是强调工作成果，忽视分析所需的条件及工作方法和机制，让学习者能看到其中的成绩，但不知如何作出这样的成绩。因此，加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经验推广工作，首先应做好经验研究。可借鉴项目管理的思路，将实验区所开展的工作分解为各个事项，选择其中效果好的，分析其中的投入，还应借鉴社会学特别是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事项运作的机理和方法。这样就可以从中选择效果好、成效比高、在一定条件下能实现的事项作为推广的内容。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80年前，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留下几句简单的遗言，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将他生命里程的终点定格在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也为中国文化留下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世说新语》的记录与这几近相同。） 如盖的苍穹下/一条荒僻的小道上/一辆孤独的马车/摇摇晃晃地逶迤前行/你 一个忧郁而微醉的驾驭者/手中并没有缰绳/而是满盈欲洒的酒杯/你不知去何处/也不知何处可去/一个人在颠荡的车身中/酒语喧盈/最后 车轮终于停了/路到了尽头 无处可去/于是 你放声嚎哭/驱车而返/直至率意地再踏上另一条路/重复着另一次的颠荡与微醉//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阮籍/竹林七贤你最狂/傲然独得 纵酒昏酣/宏达不羁 不拘礼俗/登高临远 嗜酒长啸/曾在群山万壑之间/面对奇峰异石/感受天地悠远的气息/曾攀上万丈山巅/下抚千丈白云/感受虚无飘忽的寰宇/曾驻足于古木苍天之外/孤高远眺/一切在醉酒中流淌/一切在宿命中超脱//何晏被诛满门/嵇康惨遭杀戮/那个动荡的时代/沉浮如风雨飘摇/生命同朝露秋霜/欲求解脱而不能/逆来顺受而不愿/你只好在魏晋的玄风中/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来抗议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虚伪透顶的现实 《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世说新语》 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晋书》 杜康设宴酒三千/刘伶海量步蹒跚/推门就问再举盏/水流不断我不还 相传东周时代有个叫杜康的人，以造酒闻名天下，后被天帝封为酒神。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传说他原是王母瑶池的一个仙童，因偷喝仙酒被罚贬下界的，刘伶来到人间，依然嗜酒成性。王母为了点化他，派杜康来到人间。刘伶喝了三杯杜康酒竟一醉不起，刘伶的妻子以为他已醉死，便把刘伶埋葬了。三年后，杜康来到刘家讨取酒钱，刘妻责怪杜康以酒害命，杜康却声言刘伶未死，后来打开坟墓，刘伶果然醒来了。 悲哀莫大于心死。不再寻找出路，也无所谓路穷路尽。没有丝毫希望，更谈不上任何前景。这真真是黑暗的深夜，抹去了天明的希冀。 深刻的绝望痛楚已经失去了固有的表达方式，只一句死便埋我。生的幻想泯灭，于是，刘伶草木形骸，随世放逐。 人最痛苦的，莫过于醒了却无路可走 有醉人的酒，当然要醉，醉得痛快醉得豪爽，一醉解千愁，可是如果醉，就不要醒，醒了还是要面对，如果不能永远逃避，就不要去逃避．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王戎观虎) 郑板桥题书斋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王维——《老将行》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