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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朦胧诗”人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反思愈加深入了。对80年代的“朦胧诗”冲击波的反思是百年文学反思的重要部分，近年来，这一话题又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论。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作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新诗潮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析出其作为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诗歌的精神实质，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力图做到穷理与资料的充分结合，以期获得学理上的周密与历史的真相相一致，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朦胧诗、人本主义、英雄主义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所谓新诗潮，是指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中的一次英雄主义诗歌思潮，这一思潮始发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80年代以后，它在诗坛乃至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给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带来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新诗潮用来定义一类诗歌作品和理论所传达的一种共同思想倾向和思想潮流，是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声；而“朦胧诗”则是指属于这一思潮的一类诗歌作品，它侧重描述的是这类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因此，“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动而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 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从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创作， 到70年代末“ 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 80 年代初引发出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便体现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这一运动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文革”神本主义思想统治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也便是人本主义文学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基于此，我们要想对“朦胧诗”作出合理的评价，就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到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人们在对“朦胧诗”的认识、态度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1】， 另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2】，有人甚至认为它是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例如， 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认为，“朦胧诗”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说：“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最后，他总结说：“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3】接着他在《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一文中进而认为它是“作为五四新诗运动整体的部分进入新诗创作和新诗研究领域”，“它带着明显的修复新诗传统的性质”【4】。老诗人臧克家则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5】孙绍振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6】，程代熙则认为它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而是“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是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脚迹【7】； 与程代熙竭力贬斥“现代主义文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敬亚却公开为 “朦胧诗” 这种“现代主义诗歌” 喝彩，他宣称：“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8】转贴于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体现了新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与“文革”以来的神本主义专制主义文学思潮的尖锐对立。所谓人本主义，是指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一种思想。古希腊智者派学者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体现的便是西方早期人本主义思想，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这一思想又被人们用作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工具，恩格斯在评价那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时说： “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人的本质， 亦即所谓的人性，就是人的理性和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人因其具有理性而被定义为人，恩格斯所说的“思维着的悟性”指的便是人的理性。所谓理性，是指对某种价值尺度的确认，并根据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行为的一种判断力。而所谓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理解、关怀和爱等人道主义情感需要，衡量它们的尺度就是理性的尺度。因此，人的尺度也就是理性的尺度，人本主义根据这一尺度，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民主反对专制、以自由反对禁锢，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反对教条的束缚。所谓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自我塑造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在对异己力量的抗争中体现出来的本质属性。人本主义始终作为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而存在，它不会随时代、社会的变动而泯灭，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本主义却一直为神本主义专制主义这个异己力量所压抑，然而，能够使这种思想得以延续的，却常常是在文学作品之中。人本主义思想一旦成为文学思潮的主导思想，便形成了人本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文学思潮就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因此，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真正的诗歌传统，本质上便是人本主义诗歌传统，但这一优良的诗歌传统在建国后却被“反右”和“文革”等运动无情地掐断。后来在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承接起五四这一优良诗歌传统的，就是“朦胧诗”。 毋庸讳言，在六、七十年代那段“极左”的时期，人本主义思想是受到严酷压抑的，但这并不是说人本主义文学也就此消失殆尽，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朦胧诗”便是其生命的延续。不过这类诗歌作品在当时无法得到公开发表，它们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从六十年代末直到1978年，这是“朦胧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也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萌芽时期，谢冕先生后来曾把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喻为运行在地下的“地火”。由于当时的社会处于“极左”思潮的专制统治之下，历史条件不允许人们对“朦胧诗”的公开倡导，因而这一时期新诗潮诗歌在理论上还处于空白阶段，新诗潮诗歌是首先以一批有力的作品而宣告其诞生的。这一时期“朦胧诗”的重要诗人和作品有：食指（郭路生）和他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疯狗》、《鱼群三部曲》、《海洋三部曲》，黄翔和他的《野兽》、《独唱》、《火神交响诗》，多多（栗世征）和他的《祝福》、《致太阳》、《教诲》，芒克（姜世伟）和他的《天空》、《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方含和他的《在路上》，北岛（赵振开）和他的《回答》等等。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尚处于摸索阶段，总体的来说，它们还未能超出三四十年代诗歌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一大批诗人和他们的诗歌作品却一致传达了人本主义的共同的思想，而其中侧重表达的是，诗人对“文革”政治神话这一异己力量的抗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四人帮”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以及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思想的否弃和对人道主义的爱的向往等方面。 “文革”时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的文化恐怖时期，大批的进步文化思想及其优秀成果都被当做“毒草”而加以无情地摧残和蹂躏。之所以人本主义文学思想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得以延续，之所以“朦胧诗”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得以产生，其原因在于，首先，人本主义作为人的精神现象，并不会因为某种异己力量的压抑而消失，相反，压抑的激化只能使它更加顽强地凸现出来，并使之形成一股思想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潮诗歌就是这种压抑激化的产物；其次，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和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滋养了当时的那一批青年诗人，尽管当时绝大部分进步文学书籍都已被列为“禁书”，但正是那些被查禁的“黄皮书”却在70年代初的一些青年中引起了 “地下阅读” 热潮，当时的青年诗人从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 《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及一些西方现代派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学到了大量崭新的表现手法，这是“朦胧诗”的艺术源泉；第三，之所以新诗潮诗歌能够实现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其直接原因在于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一批知识青年的觉醒，他们对自我价值追问和对一代青年命运的关怀为新诗潮的萌芽提供了机缘，这便是80年代中期文学论争中所谓的主体性的觉醒，正是由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诗人主体性的觉醒，才使新诗潮诗歌选择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然，特定的时代也迫使诗人选择了特定的方式，诗人为了自由，为了自身及一代青年的权利，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就必须与当时的专制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与当时的“极左”思潮决裂并对之批判，便成了新诗潮诗人的使命。这样，也就决定了新诗潮诗人只能选择英雄主义的方式，以诗歌来证明自身的力量。所谓英雄主义，是指为了崇高的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一种思想，它具有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的特征。英雄主义只是为了实现人本主义理想而选择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倾向，但新诗潮诗人把它带进了新诗潮诗歌，使之成为了“朦胧诗”的思想本质，所以，新诗潮又是一种英雄主义文学思潮，新诗潮诗歌也因此呈现出了鲜明的那个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感。转 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朦胧诗”中可以得到广泛的明证。诗人黄翔写于1968年的《野兽》一诗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批判那个黑暗年代的英雄主义诗歌：“我是一只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9】。刘登翰先生在谈到“文革”那个黑暗年代时说：“在十年浩劫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一种抽象的‘阶级关系’；而‘斗争哲学’又被视为处理人的关系的唯一准则。革命不是在关心人和发展人的个性的轨道上推进，而是把所有尊重、关心和爱护人的美好情感统统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打倒，代之以封建专制的兽性。”【10】“文革”十年是失去理性的十年，是疯狂的十年，人在失去理性之后，剩下的便是疯狂的兽性，其间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罪恶暴行均已为历史所铭记，而黄翔的这首《野兽》正深刻揭露了当时的失去人性的暴行，体现了诗人对那个时代的憎恨和坚决与罪恶年代抗争到底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而对那个罪恶年代的批判和控诉的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主义诗歌作品是北岛的短诗《回答》，这首诗写于“文革”后期，后来被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在1979年3月号《诗刊》上，谢冕先生说，《回答》是一首“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11】。诗的开头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卑鄙者因其卑鄙而得以在那个时代通行，高尚者因为高尚而只能走进坟墓，这就是“文革”年代的特质，而诗人用以“回答”那个罪恶世界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这些诗句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抗争精神。但谢冕先生却认为这首诗的“经典意义”并不在于它的抗争精神，而在于它的“怀疑精神”，他说：“《回答》最早表达了对那个产生了变异的社会的怀疑情绪。”【12】当然，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怀疑精神”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怀疑精神”也是抗争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抗争精神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而“怀疑精神”却不尽然，而这首诗更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例如诗中“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等诗句，都深刻地反映了诗人要为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承担一切苦难的英雄主义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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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 1．文学批评的含义 批评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ikos，原义为判断和评论，后来引伸为批评、鉴定、审定等意思。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就将“批评”和“评论”相提并论；伏尔泰把批评家称为评论家，说当时的评论家“为几行诗歌写出了成部的评论作品”；①狄德罗认为“批评”就是“评判”，他说：“一个作品最严肃的评判者应该是作者自己”②；别林斯基认为：“在广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判断”，“因此，不仅有对于艺术及其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对科学、历史、道德及其它事项的批评”③；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说：“批评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论”。①我国较早提出文学评论一词的是梁代颜之推。他在讲创作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时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②批评一词出现在文学领域始于明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说：“予于是乎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日《八大家文钞》”。这里的批评是对“八大家”文章妙处的撮要点评，以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后来陈衎所说的：“且所谓批评者，一则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决之疑；一则援引商略，判然详尽，以自见其赅博。”（周亮工纂：《尺牍新钞》）从中外古今的有关论述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可以说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同一切其它理论一样，都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它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创作的繁荣发展而逐渐完善。我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吴公子季札听了《郑风》认为：“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听了《陈见》认为：“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魏风》认为：“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明主也。”这些直观评论可以说是我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我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孟子·万章》）。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学批评经验不断积累，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著作，为建立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理论准备。唐宋以后，我国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特色。由此可见，文学批评总是离不开文学实践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呢？所谓文学批评是指人们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运用一定的观点、方法对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各种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批评自身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它与文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作用等基本原理。原则，是对文学活动中规律性现象的研究和表述，要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文学批评则是从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原则出发，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同时，文学理论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实践，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发挥推动和指导作用；又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来提高、检验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进而使之丰富、发展和完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共同担负着总结创作经验、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鉴赏的重任。在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都有很高的文学理论水平。优秀的文学批评著作，往往也是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钟嵘的《诗品》、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别林斯基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等都是这种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可以合称为文学评论。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对作家作品及其他各种文学现象所进行的探索、分析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批评更加趋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分析，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为我们正确进行文学批评做出了典范。 2．文学批评的性质 文学批评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也不是平庸刻板、缺乏真知灼见、枯燥无味的说教。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而发展，是一门不断运动、逐渐完善的极其活跃的科学。别林斯基把它叫做“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 文学批评是在审美鉴赏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把握和评价。在整个文学批评的动态过程中，批评主体既要通过艺术感受进入作品，深入体验，以求对作品中的形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又要跳出作品、冷静地、客观地运用文学理论的原理进行分析评判，得出关于作品成败得失的理性结论，力求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不同，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更注重客观性、科学性。 其二，文学批评具有倾向性。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文学批评的主体都有阶级性。文学批评总是在批评各种文学现象中，有针对性地宣扬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扩大本阶级的影响，把一定时代、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贯穿其中，对敌对阶级的意识加以抨击和排斥、因而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这使它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在文学领域进行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审美理想，就决定了对文学本身的不同评价，从而也决定了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文人一反常态，由敌视托尔斯泰到大肆吹棒其“不以暴力抵抗恶”的说教和僧侣主义，把托尔斯泰歪曲成一个反动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和宗教教义的保护人，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辩证地分析托尔斯泰，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法律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混蛋的一种东西，即宗教。”①列宁的这种批评，倾向性是明显的，科学性也是突出的。 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性不仅表现在对立的阶级之间，还表现在同一阶级对如何维护本阶级利益、发展文学艺术等问题上。近几年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争鸣，以及对《调动》、《黑玫瑰》、《在社会的档案里》、《谁之罪》等一批作品的争鸣，对一些反映社会改革的作品的评价都表现出各自的思想倾向性。 其三，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性。 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作品为直接评价的对象，而且还要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间接评价对象。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对文学的批评就不能不触及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现象，对社会生活本身也给予分析和评价，这就使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每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批评家，也往往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文学批评论著，不仅帮助我们认识文学现象，而且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著作也就可以是社会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文献。如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价就联系到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结论。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通过对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评价，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前些年我国文艺界对《人到中年》的讨论也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而是涉及到如何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若干重要社会问题。对《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血总是热的》、《乡场上》、《故乡事》等文学作品的评论，也不局限在文学作品的本身，同时也表现了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正在改革的经济体制的认识。至于对那些格调不高、思想不健康、艺术上拙劣的作品的批评，则不但是为了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侵蚀和毒害，有助于社会主义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二、文学批评的作用 1．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而，它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他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的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这个增删修改过程中，脂砚斋的评点给作者不小的启示和帮助。从现在见到的脂砚斋的评语看，不仅有对《红楼梦》的肯定赞赏，也有建议批评，甚至何处该删、何处该增，为什么删、为什么增都有说明。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的成长就同鲁迅对他们作品的批评和关怀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空前繁荣，就直接与文学批评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分不开。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批评能起“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汲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① 2．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阶级、艺术形式等多种原因，可能形成读者与之隔膜、不易感受理解、不易鉴赏接受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分析、评价来沟通或消除。因而，文学批评是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的一道桥梁，可以帮助读者进行正常的、有益的阅读和鉴赏。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读了别林斯基称赞普希金的文章”，“我才真正了解普希金的文章。”② 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助于文学鉴赏，有助于读者提高鉴赏水平，是因为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鉴赏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提高。在优秀的文学批评中，本身就包含批评者可贵的鉴赏经验，因而，它对于广泛的文学鉴赏必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鉴赏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更需要文学批评的帮助，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读者受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把精华当成糟粕，以丑为美。这就需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学批评，指导读者正确鉴赏，使读者有所得益。对散布封建毒素的文学作品，则要撕下它们的伪装，还其本来面目，帮助读者鉴别。总之，文学批评家以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深刻分析、科学评价，能使读者正确地鉴赏作品，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繁荣、提高读者鉴赏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使自己得到发展。因而，文学批评也是自身发展的能动因素。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广泛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