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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湖南张家界市，占地总面积3600 平方公里，主要地质遗迹类型为砂岩峰林地貌、岩溶洞穴。地质公园分布区内出露泥盆纪（距今5亿～4亿年）厚层石英砂岩，由于岩层产状平缓，垂直节理发育，受后期地壳运动抬升，重力崩塌及雨水冲刷等内外地质动力作用的影响，形成了奇特的砂岩峰林地貌景观在园区内有3000多座拔地而起的石涯，其中高度超过200米的有1000多座，金鞭岩竟高达350米，石峰形态各异，优美壮观，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砂岩峰林地貌，有重大科学价值。其它尚有方山、岩墙、天生桥、峡谷等造型地貌以及发育在三叠纪石灰岩中的溶洞景观。园内森林茂密，并有银杏、珙桐、红豆杉、鹅掌揪等珍稀植物，为研究生物演化提供了实物例证。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位于中国湖南西北部，属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东北部与湘西北中低山区过渡地带的武陵山脉之中。地理位置：北纬29°13'18"-29°27'27"；东经110°18'-110°41'15"，海拔300m-1300M，其面积为398平方公里。 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包容了砂岩峰林、方山台寨、天桥石门、障谷沟壑、岩溶台原、岩溶峡谷、岩溶洞穴、泉水瀑布、溪流湖泊和沉积、构造、地层剖面、石生物化石等丰富多彩的地质遗迹。其千姿百态，变幻莫测的地貌景观，保存了几乎没被扰动的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 形 成 的 过 程 张家界砂岩峰林地貌的形成，是在晚第三纪以来漫长的地史时间，由于地壳缓慢的产歇性抬升，经受流水长期侵蚀切割的结果。其发展演变经历了平台、方山、峰墙、峰丛、峰林，残林4个主要阶段。 方山、平台；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形成的最初阶段，为边缘陡峭、相对高差几十至四百米，顶面平坦的地貌类型，顶面由坚硬的含铁石英砂岩构成。如天子山、黄石寨、鹞子寨等处的平台方山地貌。 峰墙：随着侵蚀作用的加剧，沿岩石共轭节惠中发育规模较大的一组世理形成溪沟，两侧岩石陡峭，形成峰墙。如百丈峡即属此类型。 峰丛、峰林：流水继续侵蚀溪沟两侧的节理、裂隙、形成峰丛，当切割至一定深度时，则形成由无数挺拔峻峭的峰柱构成的峰林地貌。如十里画廊、矿洞溪等处的地貌特征。 残林：峰林形成后，流水继续下切，直到基座被剥蚀切穿，柱体纷纷倒塌，只剩下若干孤立的峰柱，即形成残林地貌。随着外动力地质作用的继续，残林将倒塌贻尽，直至消亡，最终形成新的剥蚀地貌。在武陵源泥盆系砂岩分布区的外围地带则为此类地貌类型。 地质遗迹的独特性 地球上能与张家界砂岩峰林地貌类似的地貌典型主要有喀斯特石林地貌及丹霞地貌等，而可与张家界砂岩峰林进行比较的地貌区域在全世界仅约有四处；马达加斯加玛拉哈钦吉严格自然保护区；马来西亚沙捞月石纳的穆国家公园；菲律宾巴拉望岛着村寨萨暗河国家公园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凯靖德山。此四个剑状喀斯地貌的共同特征是：为海岛或海滨环境，均分布在南北纬20°内的热带区内；发育时代为晚第三纪以来，成因相对简单，约为石灰岩经地表溶蚀而成；具有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代表了热带地区不同环境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动植物，具有充沛的降雨量。 张家界砂岩峰林地貌是世界上独有的，具有相对高差大，高侄比大，柱体密度大，拥有软硬相间的夹层，柱体造型奇特，植被茂威，珍稀动植物，种类繁多等特点，特别是其拥有有独特的且目前保存完整的峰林型成标准模式，即平台、方山、峰墙、峰林、蜂丛，残林形成的系统地貌景观，在此地区得到完美体现，且至今仍保持着几乎未被扰动过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因此从科学的角度和美学的角度评价，张家界砂岩峰林地貌与石林地貌，丹霞地貌以及美国的丹佛地貌相比，景观、特色更胜一筹，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珍贵的地质遗迹景观。 人 文 历 史 公园区及其外国各个时代的人类话运遗迹，以及主要人文事件遗址等，全面展现了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定居、发展、语言文化渊源以及与其他民族，中原文化交往的历史。 数千年来，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于特殊的砂岩峰林及溶洞发育区，峰林及溶洞生活环境已融入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与习俗，民间传说、诗歌、舞蹈、民居、节庆等，皆反映了当地人民久远的历史渊源。资 源 价 值 张家界砂岩峰林地貌包含的地球演化、地质地貌形成机理、独特的自然美，典型的生态环境系统，人地协调的和谐美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等，成为国内我少有的教学科研基地。 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在公园从事过地学、民族学、生物学、历史学、生态学、民俗文化学、旅游开发与管理等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形成了砂岩峰林地貌形成机理、发育特征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也进一步丰富了地球科学的研究。 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 地质遗迹是指地球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由于内外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贸下走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特殊的地质遗迹不仅具有科学研究意义，同时还构成优美的地貌景观和生态环境，成为宝贵 的旅游资源。 张家界这块神奇的地质遗迹，有受潜在破坏的威胁，该区受现今天构造力场的影响，地壳的抬升，流水的侵蚀、沟谷的下切，在未来的地史时期，砂岩峰林、柱峰的基底将进一步下切，石英砂岩的峰林的稳定性受到潜在威胁，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化建设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污染，人类发展给大自然产生的压力，有洪灾和大灾等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 地质遗迹资源是全人类的财富，一旦损坏，将不可复原，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地质遗产工作组，专门负责全球地质遗产保护工作，而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上能以砂岩峰林演化遗迹见证漫长的地球演化历史最典型的地区，具有无可替代的科学意义，稀有性和美学价值。 为此张家界依法建立了保护管理机构，同时也出台了相关的保护地质公园的法律和法规，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等。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人类应自觉增强保护世界地质遗迹的意识和加强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所以无论是张家界人，还是游人，当你此刻，了解到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对于全人类的重要意义时，希望你能从自已做起，从今天做起，从此刻做起，能象珍惜自已的生命一样呵护生态环境和地质遗迹！那么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这一瑰丽奇施，必将永保青春，永具魅力，永远骄傲地屹立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上，永远向全人类展观她无限的异彩！ 地质公园的发展目标 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强化对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科学规划，永续利用的方针，以保护地质公园遗迹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的系统性、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按照地质遗迹景观保护分区，进行土地利用调整，使土地利用结构得到优化配置，使环境保护、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保持协调发展。把地质公园建成集多学科考察、山水观光、生态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世界一流地质公园，促进中国和世界社会经济的进步，造福于人类。 生 物 资 源 由于地史的原因在第四纪冰川期，该区域未被大陆冰川完全覆盖，因面成为植物在第四纪冰川期的避难所，所以古老孑遗植物得以延续下来，使之成为中国植物区系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遗产保存地之一。根据《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规定，园区增内共有国家保护植物57种，其中一级保护植物有珙桐等10种，二级保护植物33种；三级保护植物14种。 地质公园区由于自然条件差异大，植物的垂直分带明显，群落完整，生态稳定平衡，为野持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有云豹、红腹角雉等一级国家保护动物和大鲵、猕猴、穿山甲、大灵猎、林麝等二级保护动物。 张 家 界 五 绝 峰奇 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以"奇峰三千"称著。这些峰林造型独特，高低参差，风格各异，构成蔚为壮观的大峰林奇观胜景，以御笔峰、骆驼峰和五指峰最为代表。或险峻高大，或淑秀清丽，阳刚之气与阴柔之姿并存，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谷函 张家界的地面切割强烈，因而形成奇特的峡谷函壑奇观，2000米以上的峡谷有32条，总长达到85千米。最著名的是金鞭流、神堂湾、十里画廊等峡谷。 水秀 在峰林峡谷之间，有数十处流泉湖瀑，且久早不断流，景色宜人，美不胜收。其不景类型齐全，包括流、泉、湖、潭、瀑等，异彩纷呈，有"秀水八百"的美称。鸳鸯瀑布从几百米的高处飞流直一，声势极大，其为壮观，有人间瑶池宝峰湖。 林深 张家界森林茂盛，武陵松分布广泛，数量极多，有"十万八千松"之称。 洞奥 在山水之间有丰富的溶洞群，其中：黄龙洞深15千米，有大厅13个，走廊96条，瀑布3处，阴河1条，石笋众多，形态各异，令人称绝，龙王洞景极其独特，是中国最大，最古老的溶洞之一，具有极高的考古和旅游观赏价值。 
游张家界有感 早就听说张家界的自然景色美得实在，有着泰山之雄，华山之险，桂林之秀丽，可以说是集百美于一身。今年国庆我有幸同妈妈一起到这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游览。走进张家界，果然名不虚传，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举目仰望，只见松林盖顶着云雾，朝晖缭绕着山峰，啊，美呀！ 张家界以峰称奇，素有“奇峰三千”之称。整个风景区，连绵着数以千计的石峰，彰显出这一带地形的丰富多彩。从海拔1334米的最高峰“兔儿望月”，到海拔300米的“水绕四门”，三千多座石峰，拔地而起，十分壮观。那些高高低低、大小不一的奇峰，有的孤峰突起，有的群峰对峙，有的上大下小，令人匪夷所思。十里画廊更是美不胜收，三步一小峰，五步一大峰，确让人拍案叫绝。张家界之峰奇就在于模拟宇宙万物，有的像喝得醉醺醺的罗汉，有的像手捧鲜花的仙女，有的像威武的勇士，有的像擎天的巨柱，有的像采药老人，有的像……登高凭眺，群峰尽收眼底。漫步于峰林其中，宛如置身峰的海洋。景随步异，无所不有，你会由衷地为大自然之神奇造化而感慨万千。 张家界的山令人拍案叫绝，水则令人心旷神怡。山与水的相互交映，描绘出一幅幽雅的图画。而在众多的溪水中，金鞭溪更富魅力。四十多里的金鞭溪是一条天然的溪流，是因金鞭岩得名。听导游说，这溪水的源头在山上，冬暖夏凉，到了冬天也不会结冰，依旧向东流去。我走上前去，看见在晶莹、清澈的溪水中一簇簇“鲜花”盛开着。那“鲜花”像愉快的小天使，在悠闲地游着。溪底那各色的卵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宝石般闪闪发亮。看到这，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跃入溪中，与水来了个亲密接触。微风伴着花草的清香，不时抚摸着我的脸，水中的鱼儿调皮地亲吻着我的脚丫，真有置身世外桃源的感觉。 游览结束了，我坐在去凤凰的汽车上，看着那鬼斧神工的座座山峰，心中不由地升起一股眷恋之情。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