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逸风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不是期刊，书籍类。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致力于秦汉政治史研究，最近将他十年来所作关于汉代制度史的论文十二篇结集为一编，名曰《秦汉史论丛》，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著作与教材--专著、主编、合著共三十余种，主要有：1．中国通史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多次再版，累计二百余万册）2．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1984年3月增订本3．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1900-1990）（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6月4．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论文1981-1990；专著1900-1990）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5．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1991-2000）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6．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1989年9月修订本，1995年6月第二版7．中国古代史纲（上、下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多次再版，累计数十万册）8．北京史（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9．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1月，1995年10月增订本10．中国地震史资料·北京卷副主编，科学出版社1986年11．北京历史地图集（侯仁之主编，参加），北京出版社1988年5月12．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13．简明中国古代史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已出至第三版，再版15次，累计20余万册）14．汉书精华注译 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11月15．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16．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 汉书全译（文白对照），全三册，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年1月 中华文明史 第二卷，主编，北大出版社 2012年4月 新史学家翦伯赞，北大出版社 2006年10月 翦伯赞诗集辑注，民族出版社 2008年4月 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中华书局 2008年8月 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 北大出版社 2009年1月 张传玺说秦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年1月 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共三册）， 北大出版社 2014年5月论文--共发表论文200余篇，主要有： 汉以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2期2．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3期3．《资治通鉴》是怎样编写的 - 读司马光《答范梦得》书后，《光明日报·史学》1961年12月20日4．武定彝族地区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及其破坏，《文史哲》1962年2期5．从土地契约形式的演变看我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光明日报》1963年6月13日6．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三个阶段，《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2期7．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3期8．理论·史料·文章 - 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精神，《人民日报》1979年2月22日9．应当正确地评价王绾，《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3期10．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查，《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2期11．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6期12．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山大）《历史论丛》1981年2期13．释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14．秦代北京地区的郡、县、关，《北京史研究通讯》1981年7、8期15．就郭沫若评价秦始皇答问，中央电大《文科园地》1982年1期16．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中央电大《文科园地》1982年2期17．此游胜读十年书，《江海学刊》1982年2期18．翦伯赞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19．中国古代契约形式的源和流，《文史》16辑20．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6期21．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秦汉史论丛》第二辑（1983年8月）22．少林武术与达摩并无关系．《光明日报》1984年2月22日，收入《中国武术论丛》第1辑23．从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籍贯说到两汉雍奴故城，《环境变迁》1984年创刊号24．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2期25．潞西县遮放区户闷寨傣族社会调查，《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收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26．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1期27．怎样认识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答《电大语文》、《四川电大》两编辑部问，《电大语文》1985年11、12合期，《四川电大》1985年6期28．西周封建论，《自修大学》1986年7期29．关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内容、写作时间及版本问题，上海《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2期30．从新加坡妈祖庙谈到妈祖信仰源流，《东南亚学刊》试刊1989年6月31．武定县万德区万宗铺村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收入《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又收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32．翦伯赞与侯外庐的兄弟友谊与学术分歧，《江汉论坛》1989年7期33．诸葛亮隐居襄阳，未去南阳（宛），收入《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1年3月34．中国古代契约资料概述，（台湾）《中国文化月刊》127期，1990年5月，收入《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35．论中国历代契约资料的蕴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3期36．汉高祖刘邦新评，《刘邦研究》创刊号，1992年6月15日37．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韩）李锡炫译，收入朴元火高编《中国历史与文化》，高丽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38．论春秋至西汉中期的盐铁包商政策，（台湾）《中国文化月刊》164期1993年6月39．谈《汉书》，《文史知识》1994年5期40．秦汉史研究九十年评述，《秦汉史论丛》第6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1．云南彝族慕连土司史迹补正，《燕京学报》新1期，1995年8月燕京研究院编42．《百济国斯麻王买地券》释例，收入《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韩国学论文集》第4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1995年43．悬泉置、效谷县、鱼泽障的设与废，《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12月44．我总是走自己的路--翦伯赞与北大，收入《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45．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收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1998年3月出版46．奠定文景之治政策的宏文三篇（贾谊《治安策》、晁错《论贵粟疏》、《募民徙塞下疏》），收入《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1998年13期47．翦伯赞，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48．翦伯赞冤案的形成和平反，《纵横》1998年8期，收入《纵横》精品丛书《谜案冤案解读》，中国文史出版社。台湾《传记文学》1999年74卷3期全文转载，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社会与历史》2000年5月18日以德文发表49．商鞅的历史功绩与个人悲剧，收入（韩）庆北史学会编《庆北史学》第21辑《金烨博士停年纪念史学论丛》，1998年8月50．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收入《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51．秦始皇，收入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之光》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52．汉武帝，收入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之光》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53．张衡，收入《中华文明之光》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54．海不扬波国运昌，《北京日报》·理论·文史，1999年7月7日出版55．谆谆教导，永记不忘--纪念吕振羽同志诞辰100周年，吉林大学《史学集刊》2000年1期56．两汉国营手工业中的弊端与救弊措施，《文史》第50辑（2000年第1辑）57．应劭汉改邮为置说辨证，收入《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8月58．两汉铁犁影响我国古代农业两千年，《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2年5月21日第3版59．秦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大一统疆域的奠定，（香港）珠海书院《珠海学报》第18期2002年10月60．谈新编中学历史教材的指导思想问题，天津《历史教学》2002年12月 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典范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创造与推行 北大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第12卷（《国学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2003年12月 寻访翦伯赞先生在香港的踪迹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史学》，第10期 2004年1月 中国古代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的三个阶段 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华文明网・史苑》创刊号，2004年4月9日，收入《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年华诞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9月 关于香港新见《吐鲁番契券的一些问题》，北大《国学研究》第13卷，2004年6月 新见鸽子洞元代契约识读 北大《国学研究》第14卷，2004年12月 买地券文广例 北大《国学研究》第17卷，2006年6月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评价 收入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价》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 翦伯赞《秦汉史》评介 收入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 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 北京论坛发言， 《文史知识》，2007年1月、3月连载 商鞅变法与中央集权制度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2007年3月，收入凤凰卫视 ——友谊凤凰丛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史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报告，2007年4月10日（该院有报告提要） 立足祖国历史主流，研究北京历史文化 石家庄《燕赵文化》2007年2期（6月18日），《文史知识》，2007年8月1日 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 ——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规》 收入马宝珠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 从华夏和蛮夷戎狄等族名说到汉民族形成 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学论坛（两岸三地参加），2007年11月；《江苏文史研究》2008年第3期，9月20日 买地券用名的历史考察 北大历史系《北大史学》，2007第12期 翦伯赞与新中国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林，2009年10月8日 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 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国学（秦统一2230年祭）2009年10月21日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 文史知识，2009年12月 为创建新史学而奋斗的一生—— 翦伯赞新史学探索述论（上、下） 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1、2期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 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2010年3月18日第13期（总第250期）（文论摘登之十八，党内刊物，注意保存） 红色文化实业的开创者周宗琼（诞生百周年纪念） 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出版史）14版，2010年10月27日（周宗琼1917年11月6日出生） 胡华与《中国历史概要》 百年潮，2011年第9 期（9月） 向侯仁之先生学习历史地理 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17日第9 版；收入《走进侯仁之 ——恭贺侯仁之先生百岁寿辰》，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学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我与大玉琮的一段情缘 中华文物报2012年5月9日第5版 清道光《冫口子渔村史碑》的发现、复制和碑名考释 日照日报2012年12月1日4版文教周刊 求真求实，尊师爱生 ——翦伯赞教授的治学处世之道 中国老教授协会主编《大师风范》（文科）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评论历史，要实事求是 —— 参访张传玺教授 国学新视野，2014年12月（冬季卷） 香港中国文化院，中华出版社总第十六期 海曲盐官两千年史事八议 （北大）国学研究第34卷，201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