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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我国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我们中华民族有着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 在我眼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根。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予了我们现代文明的全部。从道德反面看,我国古人就提出了各种思想,引导人们向着健康,有秩序的生活迈进,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前思想达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各种学说,有道家,儒家,法家等等,而最著名,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了。儒家先贤提出的各种思想学说对于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儒家推崇孝道,推崇尊老爱幼,这在当前社会都是十分前卫的思想,如今也发展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治国方面,儒学也有得道之处,比如论语当中提到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著名学说,给无数后世君皇一治国方针。论语当中还提到了很多关于为人处世之道,比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句话,简单数十字,就将诚信这一理念阐述得淋漓尽致,将失信于人的人比喻为失去了轮子的车,其严重程度不言而喻;还有关于学习的,比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等。儒家学说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全部,对当今社会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不是儒学一家独大,道家法家各自的核心思想也颇具参考价值。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的发展而言依旧具有其道理所在。这就是财富,我们应当珍惜之。 古代圣贤提出的思想,那仅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除了这些思想,我们还有生活习性之类的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了自己生活方面的习惯,比如,我们吃饭都使用筷子,这在西方国家是绝对没有的;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节日怎么来的?这些节日都是5000年历史里沉淀出来的最精华的文化所在,这些节日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期盼,向往,还有思考,探索,怀念等等一系列感情,这些节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 在古时候,我国劳动人民就用智慧,在农耕时代,经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了经验,最后浓缩成为二十四节气,这对于农民的劳动生产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祖先还用自己的智慧,得到了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发明。这些发明创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让我们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
有选择、有条件地”承“接下来讲讲什么是“承”。我认为“承”就是继承、发扬、延续,还包括转化和创新。把传统的文化和物质精神都保留下来了,之后怎么办?是不是都要学习和弘扬?不行,要区别和选择。对于精华的部分,我们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使它发挥作用;对于糟粕的部分,要留下来让后人知道,但是不要复制,也不需要扩大。 中国以前有各种礼仪,尊重别人,自己保持谦虚、谦卑的姿态,恪守正常的次序、礼节是对的,但过分的甚至不讲人性的那种谦卑,是要不得的。再比如,中国古建筑有好的地方,但是也有缺点。一般来说,古建筑都是讲究表面,讲究公共活动,但是不讲究生活,采光不好,通风不好,没有采暖。如果今天我们形式上要造一个古建筑,那么这些都要改变。当年美国建筑师设计燕京大学的时候,表面用的是中国宫殿的形式,但是里面都用上了暖气和现代设备。所以,对待传统文化,不是照单全收,要取之精华,把糟粕的以及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去掉。 在“承”的过程中,既要兼收并蓄,也要本土优先。在一般情况下,中国的本土文化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比较适合本土的环境。所以,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比较的过程中,要注意优先采用更加符合本地条件的内容,也就是本土优先。另外,因为要“承”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应该分轻重缓急。比如同样是精华,中国现在某个地方最紧缺、最需要继承的是什么,我们这一段时间就应该优先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些传统文化今天起的作用更大,可以优先。有些起的作用并不大,那么可以晚一点。所以“承”不像“传”,“传”是无条件,什么都先“传”下来再说,“承”的时候要有所选择。 传统文化在用的时候要注重效果,因为古代的、传统的再好,往往不是马上就能应用于今天,这就要实行创造性转化。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讲传统文化,就要让小孩子穿上汉服跪拜,整天念的就是儒家的经典,见了父母要磕头,叫大家坐在一起给父母洗脚,有效吗?没有什么效果,那绝对是走偏了。今天我们讲孝道,今天我们讲仁义,要根据今天社会的需要采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有的则要加上新的内容。如果不是根据今天的需要完成创造性转化,那么传统文化的精华就很难得到延续,更难得到弘扬。 以孝道为例。中国的孝是什么?我认为中国孝的本质就是保证家庭、家族的延续,也就是生孩子,这就是中国孝的本质。孟子曾经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及时结婚生子,把孩子抚养成人,家族的门风和血缘才能延续。我曾经研究过中国人口史。中国的人口从公元初大概六千多万,到宋朝的时候突破一亿,到清朝突破两亿,到清朝后期突破四亿,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靠什么?当然靠物质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靠精神,也就是中国长期讲的孝道。这个观念到了今天有什么用?今天全世界都碰到了人口老龄化的难题。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现代社会,人口越在下降。很多国家通过物质奖励生育,最后都没有成功。那么靠什么?只有靠理念、靠信仰,在中国可以通过对传统孝道作新的转化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转化?就是要对孝道作出新的解释,孝道不仅仅是尊老爱幼,还包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起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其中就包括及时地成家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