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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摘要: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精神，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两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传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建设;比较和选择]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贵族。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名人之一。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孟子名轲，字子舆，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孔子逝世以后儒学曾有很多演变：《韩非子·显学》说“儒分为八”；秦火以后，儒家典籍损失严重，然而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还不算少，可惜后来又大多散佚；晚清疑古思潮的冲击，仅存的一些典籍又遭到怀疑否定，于是“早期儒家的传流脉络归于暗昧”[1] ，特别是孔孟之间似若一片空白。其实，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到5世纪初年的人（-551年— -479年）。其门人即七十子，下延至5世纪前半，如曾子（-505年— -436年）。其再传即七十子弟子，是在5世纪中晚，如子思（-483年---402年）。孟子与七十子弟子又隔一世，是在4世纪中晚，如子上（子思之子）-429年— -383年。孟子是-390— -305年人。汉代人多误认孟子是子思亲授弟子，是不对的。《史记》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对的[2]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韩非子·显学》所谓“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分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1] 不仅如此，韩非子根本没有涉及孔门的易学一派。思想传承孔子“老而好易”，为易作传（《易传》），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说就是：“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传》（至少其中一部分）。” 孟子对孔子的易学思想不仅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孔子好《易》之前所讲的‘人道’，是没有会通天地之道的礼义说教。《易传》所讲‘人道’，是指会通了天地人三才之后所体悟的人道。”[4] 孔子在其易经哲学中创立了仁、义范畴。孔子讲仁、孟子讲义。仁义是一对矛盾，义是对仁的节制。这是孟子大骂墨子”兼爱【泛爱（仁）】的理论依据。此其一；孟子的“性善论”来自于《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论断。孟子与易学的渊源，杭辛斋有独到认识，他说“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体于性善及经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及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5] 此其二；“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易学思想又有发明。《易经》号称帝王之学。《易经》解决了大易的问题医国，《黄帝内经》解决了大易的医病问题，是思孟学派的“德性论五行”学说，解决了大易的医人问题。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简竹书《五行》的面世，正好补上了孔孟之间缺失的理论链环。这个链环就是荀子大骂的“按往旧造说”、“僻伪而无类”、“闭约而无解”的德性论五行思想。思孟学派比照元素论五行，将德性论五行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义和智都是对仁和礼的节度。“圣”端就是指会通天道、地道的本事。“思孟学派这种将数术引入儒门的努力，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表现，是企图把儒家的道德条目加以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化的明证。其理论勇气是巨大的，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说其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影响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学真正走上了医国、医人、医病的光辉历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意蕴。由此看来，应是思孟学派开’五德始终说‘之先河。”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孔子《易经》革命思想的发展。民可以革去惨无人道、怙恶不逡的帝王之命。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是洛克“自然权利”思想的理论基础。“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的理论是孟子‘革命权利’理论的变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