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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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完善，国家领导对行政公开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国公开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中逐步建立起来，如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执法公开制度(暂行)中就规定了执法的内容和期限;办事的程序;收费的项目、标准、依据;违反公示行为的处罚规定。公安系统发布了《公安部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实行警务公开制度的通知》。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走向深入。 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已经有一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形成了以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主持的机关报等大报为核心，以《国务院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人民日报》等定期出版物为依托，以各种形式的法律、法规汇编为补充的法律公告体系。也存在一定的依申请公开的立法。如《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供的书面答复、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 实践中的做法主要是通过一些政策对行政公开的内容、形式、监督和评价体系作出规定。政策的共同点主要有: (1)规定公开的主要内容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和办事时限公开、承办部门和人员公开、办事结果公开、收费收税公开、廉政规定、监督办法和责任追究公开。 (2)公开的形式根据 公开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对象采用不同的公开形式。如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化社会传媒;向相关群众公开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设立办公大厅、印发办事指南(明白卡)、设置公开栏、咨询服务台等形式;对于向单个对象公开的内容则采用通报、信函、回访等形式;向机关内部人员公开的内容，则采用通报会、文件、谈话、专栏等形式。 (3)公开的程序 公开程序的制定采用了我国政策制定的一贯做法。先让各部门拿出公开方案，方案中除了包括相关的职能规定、法律法规、办事标准、办事程序和期限等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违反规定的责任追究和处罚措施，以及负责监督实施的机构和方式。 (4)建立公开的监督和评价体系 一般做法是建立政府内部的监督机构，把政务公开列入干部考核的范畴，同时建立外部评价和监督机制，如设立市民投诉中心，定期进行民意调查。 二、我国行政公开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政策的建立对于推行行政公开制度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对于改善干群关系、提高工作效率、预防和治理腐败有着明显的作用。但是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 (1)缺乏对于行政公开理论的深入研究，将行政公开与相关制度混淆使用 实践中公开制度主要有: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审务公开、村务公开、街居务公开、立法公开、行政公开。有些人对行政公开的内涵和范围界定不清，在研究中和实务中任意扩大或者缩小行政公开制度的范围、方式。如实践中对于行政公开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最广义说，一切有关公共事项都应该予以公开。广义说，代表性观点有:所谓行政公开，就是指国家权力在其运作过程中，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予以公开，从而使党政机关的所有事物和活动都置于人民的普遍监督和关注之下。狭义说，代表性观点有:所谓行政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形式，依法将有关行政事务的事项向社会公众和特定的人公开，使其参与讨论和决定国家事务、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对行政权实施监督的原则和制度。最狭义说，代表性观点有:行政公开是指政府机关的政务活动除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秘密并由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外，通过多种形式公之于众。 对比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对于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和形式存在不同认识。如最广义说中行政公开的主体包括了党、政、军、法院、检察院等各级系统，甚至包括了实行自治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的厂务公开。而广义说将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界定为党政机关，狭义说将行政公开的主体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最狭义说将行政公开的主体界定为政府机关。将行政公开等同于政务公开，或者是将行政公开的范围扩大到村务公开等属于居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或者将行政公开的公开范围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公开，而忽视了法律、法规及规章授权组织的公开，这样做不利于行政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2)行政公开具有浓厚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行政公开制度一经推出，立即为各地广泛推行，但因其浓厚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导致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在行政公开的范围和内容等方面表现出随意性和零散性，难以成为稳定的制度。同时，有的地方片面理解中央领导的讲话，将行政公开的范围局限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只要群众满意就行，而不管行政公开本身的制度建设。这种做法在行政公开制度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应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和做法。这种做法暴露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同时行政公开的推行存在着任意性和持续性，落实未能法制化。由于行政公开主要在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实施，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法规对行政公开的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行政公开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弹性，行政公开的实施受制于当地领导的认识、权威和创造力，如果领导认识到位，给予高度重视，并有足够的权威推行和协调政务公开，制定有力可行的策略和措施，那么行政公开就能够开展得好，落实得深。反之，行政公开就落实不了，就会流于形式，走过场。这种现象也反映了行政公开制度的浓厚政策性，具有浓厚的“清官意识”和“不确定性。” (3)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狭窄 由于中央在建立行政公开制度的初期，曾经指出地方基层政权是行政公开的实施重点，所以当前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公开的过程中，对基层的注意力较多，行政公开的主体主要集中在乡镇级和市县级的政府机关，中央机关和省部级机关基本上处于原来的状态。同时理论界对于行政公开主体也缺乏深入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行政公开的义务主体，对于行政公开的权利主体的研究较少。当然，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解决透明度问题的需要，相关部级机关也正在拟定相关政策。 (4)行政公开的内容范围狭窄现行制度关于行政公开内容的规定非常不完善，最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于除外事项的解释过于宽泛。如对于行政公开的内容一般的界定是“除国家规定保密以外的其他事务”，这样的界定实际上是非常不明确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为例，保守国家秘密法完全偏重于对国家机密的保护，以防范国家机密的外泄为核心。对国家机密的适度开放及开放程序没有明文规定。同时该法将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似乎有对国家秘密的等级分类过多的嫌疑，容易造成国家秘密的泛滥。确定何为国家秘密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国家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很容易将国家秘密扩大化，使得在具体实施行政公开的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 因此，在以后的立法中，应该明确何为国家的秘密事项，何为国家机关可以公开的对象，应该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明确公开和秘密的界限。 (5)行政公开的方式简单 行政公开制度中，公开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不同的公开方式构成了行政公开的制度多样性。现行制度中多采用主动公开方式和对所有人公开，除此之外，还有依申请公开的方式和对利害关系人的公开。不同的公开方式的公开范围、公开对象、救济途径都是不一样的，应该加以区分。 (6)行政公开的手段落后在现行行政公开制度的手段中，多局限于通过印制小册子、上墙公开、工作流程表等传统媒体方式公开，或者是公开的范围多局限于行政公开主体的组织内部，公众如果需要获得信息，往往需要前往义务主体内部获得信息，这种做法不利于提高行政公开的效率。即使强调了网上政府的概念和网上公开的手段，但网页上的信息或是更新得较慢或是内容狭窄、时间短、随意性大。如笔者曾经登录某直属局网站，网页公开内容中介绍领导人员的章节竟然是其某前任因贪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领导，网页公开内容的陈旧可见一斑。 (7)对于不予公开的救济手段规定不足 现行制度中，如果义务主体不予公开，最多只是追究内部责任，缺乏对不予公开的法律救济途径。 三、完善行政公开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行政公开立法，实现行政公开的法制化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行政应该是法治行政，要逐步使法律法规成为行政机关行为的主要合法性依据。如前所述，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有政策性强的不足之处，政策作为行政公开制度建立初期的主要依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全国推行行政公开制度并使之更加深入，有必要制定和颁布行政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对行政公开的主体、机构设置、程序、救济途径等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从世界范围看，行政公开制度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制定《信息公开法》、《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等行政公开方面的特别法，其他程序方面的总则性规定适用《行政程序法》。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第二种是没有特别法的规定，相关问题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代表国家为德国。中国应该在吸取外来经验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国行政公开的现实情况，制定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公开立法。在立法安排上，应该先制定《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信息公开法》等特别法、然后在这些法律的基础之上，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二)加强对于行政公开制度内涵的研究 行政公开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企事业组织和公务员依法主动或者依申请将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的其他事项予以公开的制度。行政公开制度不同于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除了包括行政公开制度以外，还包括其他诸如院务公开、检务公开等公开制度。行政公开制度不同于村务公开制度，因为村务公开制度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因此说我国公开制度是由不同层级的制度组成的。 (三)逐步扩大行政公开的义务 主体范围目前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主要集中在各级行政机关中，其中又主要集中在基层行政机关。而实际上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而且应该包括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行政主体，如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组织。在实际推行中，对于行政主体的行政公开，可以采用先以行政机关的行政公开为龙头，取得一定经验后再行扩大到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组织。 (四)深入研究行政公开的公开方式 根据公开方式的不同，行政公开可以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根据公开对象的不同，行政公开可以分为对所有人公开和对利害关系人的公开;根据公开的地点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公报的公开、阅览室的公开、复制的公开;根据收费与否，可以分为免费的公开和收费的公开。在我国，行政公开的主要形式是行政主体主动公开，缺乏对于依申请公开的详细规定和深入研究，从而影响了行政公开的效果，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行政公开方式的多样化，增加依申请公开的规定和对利害关系人公开的规定。 1、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主动 公开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义务主动将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有关情况登载在有关报纸上、公报上或者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主动公开有关情况的一种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是指权利主体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条件向负有公开信息义务机关和工作人员请求公开某项情报的方式。 2、对所有人公开和对利害关系人公开 对所有人公开就是公开的对象是国家的全体公民、组织，没有资格上的限制。而对利害关系人公开就是公开的对象仅限于和公开的资料、信息、消息有利害关系的特定人。在对所有的人公开的方式中，行政主体公开的对象是国家的全体公民、组织，没有资格上的限制，而对利害关系人公开的对象仅限于与公开的资料、信息、消息有利害关系的人。如《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这是公开的范围仅限于当事人。《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供的书面答复、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这时的公开范围仅限于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复议第三人。我国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第60条(利害关系人之资讯权)规定:如私人有所请求，有权取得由行政当局提供与其中直接利害关系之行政程序进行情况之资讯，并有权获知对该程序作出之确定性决定。《瑞士行政程序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就本身之案件，向原处分官署或该官署所指定之邦之官署所在地，请求阅览卷宗。由此可见，前者的范围远大于后者的范围。这也是这两种公开方式最大的区别。 (五)扩大行政公开的范围 行政公开的范围是行政公开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世界各国对于行政公开的范围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一种是列举行政公开的事项;一种是采用概括式加排除式的规定。首先概括规定行政主体的信息应该予以公开，然后再采用排除式的规定例外事项，例外事项一般为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美国情报自由法采用第一种立法例。具体如下:第一，规定行政机关在原则上应主动积极对任何人公开行政机关所掌握的情报、资料;第二，对免除公开事项(exemptions)，规定了具有可行性的标准，取代了旧法中的含糊不清的规定;第三，行政主体对拒绝公开负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必须向行政裁判机构或者法院证明拒绝行为符合法定的不予公开标准。同时，还应该注意对于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公开范围问题和不予公开的诉讼。 因此，我国行政公开对于公开内容可以采用概括式和列举式模式: (1)行政主体应当公开的内容 ①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②行政主体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办事规则;③行政主体的相关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奖惩、任免以及相当级别公务员的收入;④行政主体的财产收支要公开;⑤行政执法依据、程序、过程、认定事实、救济途径等;⑥其他重大行政事项以及决策过程。 (2)不予公开的内容 ①国家秘密;②商业秘密;③个人隐私。 (3)行政主体对不予公开的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六)建立和完善行政公开制度的救济制度 根据有权利有救济的法律原理，行政公开制度应该有救济程序的保障。在现代国家的行政公开制度中，普遍建立了行政公开的法律救济原则。申请救济的人一般有两种，要求反对公开的任何反对公开的利害关系人。根据申请人获取救济原则，当申请人的请求权遭到了国家机关的不当否决时①，或者是利害关系人认为申请人的请求构成了对自己的损害②，有权获得救济，可以向行政机关或者法院提起情报公开的诉讼。③对于救济制度的规定，各国有不同的立法情况，有的国家采用“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和相对人选择原则。 我国现行的行政公开制度中对于权利主体的救济权利规定得比较粗糙，在大多数的关于行政公开制度的规定中没有规定权利主体有获得救济的权利。因此，在以后的制度中，不仅要赋予当事人查阅卷宗的权利，课予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布有关资料的义务，而且要赋予当事人就行政公开享有的行政救济权，直到请求司法审查权。 如可以通过扩大解释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不予公开的行为纳入受案范围。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根据此项规定，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即可以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论证相对人向行政机关提起公开行政机关掌握的资料、情报的请求时遭到的拒绝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公开行政机关资料、情报的请求，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是行政机关的义务，行政机关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相对人的请求予以回应。行政机关的拒绝是影响相对人的权利的一种具体措施，该具体措施针对的对象是请求公开行政机关情报的申请人，拒绝的后果直接影响到相对人自身的合法权利或者利益。 因此，相对人可以依据行政复议的该项规定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同样道理，对于行政复议机关拒绝复议或者相对人对于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或者相对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改一下就行了
房屋拆迁行政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及解决方法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和城市周边农村集体土地的大量被征用，城市、农村房屋拆迁数量也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几年迅速增加的态势已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引发的拆迁行政案件也随之增加。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屋拆迁征用土地安置补偿类案件中，由于受房屋拆迁、征地中存在许多共性的难点问题的困扰，在依法保护房屋被拆迁人、土地被征用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人民法院要使所裁判的案件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如不能及时的分析找准，乃至解决好，将会导致不良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且直接影响到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对此，笔者旨在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服务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大局和维护社会稳定，拟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和土地征用安置补偿行政案件中的难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作如下阐述。 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和土地征用安置补偿行政案件审理中难点问题之分析 （一）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法规和规章相抵触。近年来，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的难度不断加大，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情绪抵触，甚至是矛盾激化，导致在拆迁过程中执行拆迁严重受阻，拆迁工作人员和法院干警被打骂现象经常发生，更严重的是个别被拆迁人实施过激行为，造成被拆迁人伤亡。因而从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其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的有关拆迁的规范性文件与相关的法规、规章相抵触。其抵触的根本点就是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即财产权利。 对于地方政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高层级的法律规范相抵触的原因和具体表现，笔者结合相关法律规范与审判实际作些分析。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授权，如《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项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公布区位基准价，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和第二十七条中规定“因城市开发建设征用集体土地实施房屋拆迁的，其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参照本条例另行制定”。二是来源于宪法和政府组织法中所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于本区域的政务需要，制定的行政措施，即规范性文件。如有的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自主制定了房屋拆迁评估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的核心最终表现为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值。 根据以上所述，地方人民政府具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职权是没有异议的。当然，对这些规范性文件，行政相对人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申请复议机关进行审查，但这种复议中的审查往往是效果欠佳。因为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但该法制机构在实践中往往又是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起草或审核机构。对此，在行政诉讼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中发现，有些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地方政府制定公布的区位基准价不符合市场的客观情况，即区位价严重低于市场价。对于这一点，地方性法规只授权地方政府每年应当公布区位基准价，而未规定具体价位，这就很难制约到公布的区位基准价与市场价严重不符的问题。 第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的房屋拆迁评估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是确定被拆迁房屋的具体价格。对此，相关法律规范只是原则规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制定评估技术规范中有一定灵活性，导致价格空间较大，与实际情况不符。 第三，地方政府制定的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在适用时间上加以限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制定层级，一般是以国务令公布的行政法规和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令公布的地方性规章。不享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也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在制定时间上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规范性文件顺延下来，最后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时间与行政法规公布执行的时间推后，最多的达二年之多。在推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时间，是实施房屋拆迁适用该规范性文件的时间，不执行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有关规定。其理由是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未宣布废制，应继续执行。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在制定了新的规范性文件中，还明确规定，房屋拆迁的规范性文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在公布之前已颁发房屋拆迁公告的建设项目，不适用本办法，仍按原办法执行。从以上制定公布的法律规范来看，施行得越早对被拆迁人就越有利，正因为如此，有些地方政府在房屋拆迁上就是不从法律规范规定的施行日适用新的法律规范，而是适用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规范性文件。还有的地方政府制定了新的拆迁规范性文件，但在某些被拆迁人适用新的规范性文件上又加以限制。特别是有些被拆迁人的房屋，虽然拆迁人在拆迁手续基本完备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该房屋二三年时间内未拆迁完毕。造成未能拆迁完毕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政府宏观调控或拆迁人拆迁资金短缺；二是拆迁政策与实际严重不符，被拆迁人拒绝拆迁；三是个别被拆迁人不切实际的满天要价，导致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四是拆迁人的手续不全。 （二）拆迁人以发展地方经济，超常规的开展拆迁工作为由，在未取得完备拆迁手续的情况下实施拆迁，或者房屋拆迁后的用途与相关批文不符，因而直接影响到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标准。 （三）拆迁人严重违反拆迁程序，违法实施拆迁。这主要表现为对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价格评估，不通知被拆迁人到场，而是由拆迁人单方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者对共有财产只与共有人之一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这些行为均不被被拆迁人认可。 （四）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严重缺少公开、公平。这主要表现为，拆迁人在与被拆迁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中，暗箱操作，同样的被拆迁人的房屋，在同等的条件下，得到的安置补偿结果不一样，有的相差较大，这样造成已经达成协议的又反悔、拒绝拆迁。有的与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裁决的补偿相差就更大。从而加大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此类案件的难度。 （五）有些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在受理拆迁人申请裁决时，明知拆迁人是有违法拆迁之处，但仍以维护政府确定的城市建设重点工程为由，作出强制拆迁的裁决。 （六）个别被拆迁人不实事求是，在安置补偿问题上满天要价，想借拆迁之机，达到致富之目的，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出裁决后，被拆迁人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按照法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这时被拆迁人无理取闹，以暴力对抗执行，甚至有的被拆迁人以自杀、自残的方式要挟，以达到其与实际不符的满天要价之目的。 根据上述所列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和土地征用安置补偿行政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究其原因绝大部分属于地方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以及房屋拆迁人所致。造成这些难点问题的原因，大体上可归纳以下方面。 第一，近年来多数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步伐过快，有的与实际严重不符，超出了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尤其在城市经济建设和设立经济开发区上表现更为突出。首先在城市建设上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不切实际的扩建商住楼的开发。其次为了招商引资，也是不切实际的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有的是在没有招商项目的情况下，先将征用的土地圈起等待招商，有的一等就是几年。造成这一原因的根本所在，是有些地方政府加快城市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不符合当地的客观实际，不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而是以超常规的思维方式，无序的开展经济工作。 第二，由于有些地方政府在加快城市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该不符合客观实际思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所建广场、马路严重超大、超宽，政府行政中心规模太大，标准太高。二是商住楼开发建设过多，档次也过高。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导致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资金的短缺。由于该资金的短缺，政府在制定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安置补偿的规范性文件时，其安置补偿金与市场实际差距较大，有的土地征用安置补偿金不能及时到位，被拆迁人得不到应有的安置补偿，导致一些农民长时间无房住、无田种的问题。更有少数地方政府违法征地拆迁，致使出现个别新的贫困户。对此，有的地方政府领导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为将来经济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所实施的行为，少数被拆迁人的困难是暂时的，要克服困难，服从于发展经济这一大局。 第三，有些地方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在作出房屋拆迁纠纷行政裁决中，有的不是依据相关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进行裁判，而是依据地方政府制定的明显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裁决。还有的在裁决中明知拆迁人有违法拆迁之处，还是以服从和支持政府重点工程为由，违法裁决。 第四，人民法院在审理城市房屋拆迁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案件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审查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指出被告裁决的依据明显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时，被告则称，其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地方人大或政府通过并向社会公布的，如果法院不认同该规范性文件，将直接影响到全市的城市房屋拆迁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安置补偿，因而也就影响到城市经济建设。对此，人民法院就处于两难境地，一难是如果人民法院以被告作出的行政裁决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合法有效性，判决撤销其裁决，这是有法律依据的，从案件本身判决也是正确的。但这样判决人民法院将会被说成是不服务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二是如果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裁决，这就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人民法院在遇此两难的问题处理上，由于现行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是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时，服务与地方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也是人民法院的工作所在。所以，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只能是不及时给予判决维护或撤销，而是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促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由原告撤回起诉。 二、解决房屋拆迁行政案件审理中难点问题之方法 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安置补偿工作中出现的有些地方政府不依法行政，有关部门违法拆迁，导致被拆迁人集体上访，暴力阻挠拆迁，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等严重不稳定因素，已引起了国家最高层的重视。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有关问题。会议总的要求是：端正拆迁工作的指导思想，坚决纠正城镇建设和房屋拆迁中急功近利，大拆大建的行为，拆迁中严格执行拆迁程序，规范拆迁行为。拆迁补偿符合市场化要求，拆迁安置补偿资金应及时足额到位。对此，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也立即行动起来，有效地开展工作，如有的地方政府违法拆迁，征地，其相关地方政府官员已被严肃查处。就全国而言，对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拆迁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无疑是给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拆迁、征地案件创造了一个从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虽然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要从根本上解决难点问题还不能一步到位。为此，笔者认为还应采取以下方法解决房屋拆迁、征地行政案件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以目前已有的良好外部执法环境为基础，主动与地方政府保持联系和沟通，针对性的提出司法建议，使他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要确保政府依法行政，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二，不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如遇有些类情况，要有理有节的向他们解释清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人员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人民法院会在人民群众中丧失公信力，有损于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只有这样人民法院才能担当起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第三，对房屋拆迁裁决的审理，应严格审查其合法性。如有违法裁决，特别是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裁决，应当及时裁判，决不久拖不决，让裁决机关及时纠正其行政违法之处。 第四，对房屋拆迁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和行政诉讼中的先予执行案件，经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应及时强制执行。从而有力的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拆迁人依法拆迁，并以此支持和服务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实现城市房屋拆迁和征用集体土地安置补偿工作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