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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意义:了解国情，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借鉴历史经验，为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献计献策。反思历史，并且正视历史，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鲁迅，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 1925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成了两个可以相互交替的时代即：“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般被认为是鲁迅从社会学意义上所做出的结论。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引出这一著名论断的因缘却是他自己的一次换钱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在当时却又是司空见惯的。经历此事后的鲁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这句话比起他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的论断更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 其实鲁迅有关“奴性”的观点是他早年提出的“立人”的思想的延续，他当时认为中国真正要达到富强，不在于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发达，而在于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能达到完全、健康地独立。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出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话，是缘于这几天我读了张梦阳先生的新作《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张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把鲁迅关于“奴性”的揭示，作为考察中国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鲁迅研究的历史确实很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鲁迅研究中，并乐此不疲呢？张先生在这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绪论》中已有了很好的回答。而我觉得，如果简单地、换句不很学术的话来说，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中国人。冯雪峰当年他和毛泽东谈鲁迅的时候曾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得中国，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毛泽东。（以我看这个日本人也是一个真正懂得中国的人，他忘记把自己也算上一个了，可惜我们至今还无法了解这个日本人是谁。）据冯雪峰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听了他的转述之后是“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那么冯雪峰是否将同样的话向鲁迅讲述过，鲁迅的反映又如何呢？在我所见的冯雪峰回忆中似乎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我想鲁迅如果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因为鲁迅是从来不把那些“桂冠”当回事的，他只想着以坚实的态度多做一些对大众有利的事：“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1934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 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中国传统的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却又是常常为人所曲解和遗忘的。比如“韧”的精神、求实的精神等，它们正是通过鲁迅被再现、被深化、被现代化。隐含在鲁迅身上的这些鲜明的中国特征，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也是最易引起国人青睐或反感的人。 鲁迅之所以如此，从他的生平来看，恐怕是缘于他1907年创办《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少年时代家庭的变故，使周树人成为鲁迅有了可能，但《新生》的失败却促使周树人真正地走上了鲁迅之路。周树人在日本仙台“弃医从文”后，回东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阅读，差点使周树人演变成符合西方标准的思想家了，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鲁迅了，在1907年前后他所写的五篇论文已经很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对鲁迅的思想演变确实很大，以至他在十余年后回忆这件事时仍沉重地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新生》杂志的失败使鲁迅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已经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认识了。 “既非赞同，也无反对”这是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经验，但把这种经历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加以反思，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存在于国人身上的“瞒”和“骗”，而这恰又是“奴性”产生的根源。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有人也这样做过，但他们没有成为鲁迅，是因为他们常常为某些加之于身的“桂冠”而感到“万分喜欢”和满足，进而成了这些“桂冠”的奴隶。而鲁迅却永远也不感到满足，他永远拒绝任何意义、形式上的“瞒”和“骗”。因为有了这种拒绝使鲁迅成为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人，每一个中国人仿佛都会感到处在光明与黑暗间的鲁迅在时刻注视着他，假如他曾认真读过鲁迅的作品，真诚地体味过鲁迅的心路。我想，《中国鲁迅学通史》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科学而全面地向我们介绍了上一世纪中国文化人读鲁迅的心路，它既是鲁迅研究的学术总结，又是21世纪中国人读鲁迅的一个坚实的新起点。 张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从今以后能通读《鲁迅全集》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是现今中国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基本事实。那么这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作为鲁迅研究者不妨自己也做一回鲁迅吧，即像鲁迅那样，把现今我们习以为常而不符常理的那些事直白地写出来，加以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写作时间:90 分钟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 浅析洋务运动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浅析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不同阶级的救亡运动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小组学习实践报告 报告题目: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小组中国近代史论文 6页 免费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4页 4下载券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参考选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参考选题 1、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本内容，选取你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自拟题目进行写作。 2、近代中国落后原因分析。 3、中国近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论文题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论文题目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题目 1、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最终没能使236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及要求A(236) 北京理工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 《中国近代史纲要》期末论文(A 卷)教学站 学号 开卷 100 分 姓名 手机号 成绩 考试题目: 试论近代中国近现代史课题论文桂林摩崖石刻在我国碑刻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 一斑。清朝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 岭南来，题名赋诗，摩崖殆遍。”这种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考试论文题目201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考试论文题目材料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经济进 入全面加速阶段，作为多边体制中国近现代史期末论文(3000字)中国近现代史期末论文(3000字)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在抗战历史中反省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到衰 2、中国近代史的里程碑——辛亥革命 3、关于好与坏的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国近代史小论文 2页 免费 中国近代史论文选题 2页 1下载券 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 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 史，关于近代史的一个课题论文关于近代史的一个课题论文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对近代史一个选择方向进行中国近代史上进行的一场引 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意义：1、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国民文化素质；2、反思历史，并且正视历史，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基本简介：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 时间:2004年11月30日 作者：马 敏(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来源:史学评论网 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 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还有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下面略为分述之。 一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 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手边的两巨册《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为例，刘广京先生在“序言”中强调，在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要考虑“如何更精细地，而且更明彻地就中国历史遗产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许多只能从最隐微处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台湾学者王凡森注意到，在中国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便“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所以不能轻言“解放的思想家”(参见上册，第70—7l页)。章开沅先生在其论文中通过对晚清革命党人“排满”口号的细致剖析，指出了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性：“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故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其道理正在于此。”(上册，第660页)潘光哲的论文通过对《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作者王锡祺生平行事的研究，提出史家除注意那些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近代“巨型知识分子”的研究外，还应将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多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研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回应近代挑战的独特方式，使历史图像的构成呈现出丰姿多彩、复杂多样的本态(上册，第423页)。张玉法先生有关山东新政的个案研究，将山东新政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外力入侵所作的应变措施，如开口通商、路矿权维护；第二类为加强国防而办的“船坚炮利”事业，如机器局、架电线、建新式炮台等；第三类为庚子以后的一般政治改革，如办巡警、新式教育等；第四类为预备立宪时期各省逐年筹备之事(上册，第518页)。这种根据地区不同情况所作的类型区分，使新政的研究更加具体化，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总之，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与柯文等“中国中心观”论者强调区分和特殊性，何伟亚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强调对“多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关注，殊途同归，十分接近，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 二 长程的历史观 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其成果不仅体现在法国年鉴学派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之中，而且也体现在西方学者最新的成果之中。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观指导下所写的一系列描绘“大历史”的著作，已是尽人皆知，备受青睐．而新近如黄宗智先生的近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跨越清代史和近现代史的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余年间历史进行纵向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也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亦为运用长程历史观解读历史的成功范例之一。[1] 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2]。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一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收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3] 三 内部取向的历史观 尽管笔者提请注意在对“冲击—反应”模式纠偏时，不能矫枉过正，忽略中国近代史中受西方影响的一面，但不容否认的是，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林同奇业已正确地指出，柯文等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个核心涵义，即为“内部取向”，“主要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4]在日本，时下又有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视角”，主张站在亚洲自身历史演变的立场，“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从亚洲来看欧洲”，重新诠释西方对亚洲的冲击和影响，并据此提出所谓“亚洲经济圈”的理论构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目，颇具启发意义[5]。循此思路，也可以有所谓“中国视角”，即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譬如，20世纪初中国各地所出现的商会，自然是西方影响中国的典型事物。一般也是据此而判定商会的现代社团特征。但深入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商会乃是建立在明清以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基础上，深受传统行会精神的影响，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硬套。银行的引入也是如此．早在开埠通商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个由传统的票号、钱庄所组成的金融网络。它们与各种各样的商号、行栈、集镇一起又构成更加复杂的商业网络。新式银行必须首先适应这一业已存在的传统金融和商业网络，才谈得上进一步与之竞争的问题。而对这个庞大网络的把握，主要得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人手。 四 总体的历史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发了20世纪初之“史学革命”。在新的世纪中，经过了长期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丰富积累，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2l世纪的新史学，笔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乃是“总体史”。 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从梁启超当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到今天说的“新史学”，其实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的实质，就是要突破以王朝兴替为中心的旧史束缚，拓宽史学之视野。 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渊源看，“新史学”依然是以“总体史”为其使命和特征．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在论述“新史学”的特征时，提出了“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史”的命题，并且指出新史学“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由此可见，以研究长时段和深层次结构著称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是“总体史”的代表，也因此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 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既是“新史学”建构的目标，也是“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 作为范式的“总体史”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人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贯注“大历史”的精神，对之进行“总体史”的研究。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就是全方位的研究，即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以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人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多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制化，展限历史的多面向、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进而言之，若从“总体史视角”观察，近代史研究中过去较少触及的吏治问题、经世思想问题、中国法治传统问题、中国民间经济活动问题、农村生活方式问题、近代生态环境问题、下层民众的社会心态问题等都将提上研究日程，从而大大拓宽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丰富近代史的内容。 当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趋势远不止上述四端，我们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但上述四端又是十分重要和明显的趋势，十分值得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 [1] 对该书的具体评论，参见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2期。又见马敏：《规范认识的超越》，载《读书》1994年3期。 [2]有关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参见王玉波《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3]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译者代序”第l0页。 [5]有关“亚洲视角”，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参见朱荫贵的评论文章《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