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西方教育史学发展格局 首先，关注了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对拓展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传统历史学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学，关注帝王将相和社会精英，主要依据档案进行研究。从传统的西方教育史研究领域来看，主要关注政府的学校教育政策或立法以及大教育家的思想或理论。而战后“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发展给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烙印。历史学界关于“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的涵义主要指从工人运动史到劳工史，从女权运动史到妇女史，从心理史到心态史，从思想史到心智史以及口述史[9](P163-211)。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性质和特征在劳工史、妇女史、心态史和心智史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并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从美国发端的教育史学的重新定位是一个国际性的过程，几年以后就传到了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导向的研究范式开始挑战传统教育史学模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自下而上的教育史学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发展[10]。 其次，对当代西方教育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思考。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过两次转变，先是从传统史学(the old history)转向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后又出现叙述史学的复兴，逐渐形成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战后国际史学转向和师范教育机构转型的双重夹击下，传统西方教育史学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嬗变，先是在历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影响下朝着新社会史的方向发展，后来在新文化史学的影响下出现了新文化教育史学。“进入21世纪，一方面，运用传统教育史学模式研究教育史的仍大有人在，许多教育史学家为捍卫教育史学的独立性而努力；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取向的教育史学与新社会史学取向的教育史学既相互博弈又取长补短，形成了战后西方教育史学三足鼎立和多元化发展的态势”[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