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莎士比亚以他的深刻思想和精湛艺术，成功地塑造了哈姆雷特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四百年来，这部作品一直为英国和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作品中哈姆雷特这个人物也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哈姆雷特》描写了公元八世纪的丹麦，国王哈姆雷特被其弟克罗迪斯谋害，篡夺了王位。王子哈姆雷特被老王的阴魂告知了事情真相，他为了替父报仇，与奸王克罗迪斯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他死于奸王设下的圈套之中，临死前他杀死了奸王，替父报了仇。 王子哈姆雷特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他的悲剧原因何在呢？应该归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使他走上悲剧道路，还是应该归于他个人性格上的某些缺陷而造成的悲剧呢？也就是说，是命运悲剧？还是性格悲剧？ 这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各种见解也纷纭复杂，但总起来看还是两大意见，一种认为是命运悲剧，另一种认为是性格悲剧。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基本上是倾向前者，而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则有相当人倾向后者。比如去年在我国上映的国外根据《哈》剧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一开始就引用了剧中主人公的一段话： “对于某些个别的人为了他们天生下来的一些污点为了某一种性格的畸形发展，它常常超越了理智的范围与界限，其结果，这些人——就烙上了一种缺陷的火印，就做了先天的奴隶，或是命运的傀儡，——他们的其他品德——不管它如何纯洁，坚贞不渝到若何永久的程度——他们还是要为那某一种突出的缺陷，受尽世人的指责与污蔑” 把哈姆雷特的悲剧比较单纯地归为了性格上的缺陷。至于那些说哈姆雷特有神经错乱，有什么病等一些怪谬之说还很多，就不详引述了。总之，这是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搞清它对于我们理解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对于理解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对于正确评价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有重大作用的。 《哈姆雷特》借用了公元八世纪的丹麦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来反映英国16——17世纪之交的政治形势。剧中所反映的时代实际上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读书，这个背景的交代说明他深受人文主义教育的熏陶，在剧中从他对爱情，对人生的看法，从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对奸王篡位后封建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的国家的看法，都足以显示出他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 他看到了世界的黑暗，他认为整个世界是个大监狱，而丹麦乃是最坏的当中之一。他把人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怎么一回事：理想多么崇高！能力多么无限！在形状同行动上多么敏捷而可爱！在举动上多么像天使！在体会上多么像个神！是世界上的奇迹！是万物的精美！”可他又感于人的可悲可恶：“老实人，照这个世界的情形看来，在一万个人里也不过能挑出一个。”“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人文主义思想使他的眼光敏锐，能深刻地洞察生活。可也正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使得他只看到世界的黑暗无光，只看到自己的弱小无力。他看不到出路，看不到民众的力量。他哀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年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陷于忧郁苦闷中不能自拔。他时时叹息自己的无能：“天空和地狱全都催促着要我报仇，可是我，却像一个老娼妇，用空淡发泄我的苦闷。”“我很骄傲，有仇必报，雄心勃勃，但是我的威风都在嘴上。既没有把它们付诸实行的思想，又没有幻想的能力叫它们成形，又没有时间使它们变成行动。像我这种人在天地之间爬行有些什么用？”他也意识到单靠思想、语言是不行的，一直准备把报仇付诸行动。他装疯，以失恋的假象哄骗敌人，保存自己。他天天练剑，不放过一个机会，以至错杀了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但由于他丢开人民，孤身与强大的敌对势力搏斗，把这样激烈尖锐的政治斗争变成个人的复仇，这就不能不处处显出软弱无力。他请人演戏，好象是为了试探奸王，实际上不过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复仇心理，不但不能起什么作用，反而打草惊蛇，暴露了自己的内心活动，增加了斗争的困难。在与莱阿提士比剑之前，他的臣仆赫拉修提醒他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他说：“我要决心反抗预兆：一只麻雀要死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数。如果该是现在，就不会是未来；如果不是未来，那么就是现在；如果不是现在，它迟早也还是要来的；什么时候都是一样：既然一个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这里与其说是显示出哈姆雷特无所畏惧，从容镇定，敢于铤而走险的精神，不如说是表现出他看到敌人的强大，自己的无力，看到自己必然灭亡的下场时的绝望情绪，带有一种“生死由天去”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哈姆雷特身上充分表现出了人文主义者在危机时期的思想状态，处于那样的典型环境之中，人文主义者的哈姆雷特要酿成悲剧的结局可以说是必然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单单强调这一方面，把他的悲剧仅仅归为是人文主义者的命运悲剧呢？ 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决不能成为艺术典型，单纯的“时代精神传声筒”也决不是优秀的文艺作品。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所显示出的无可比拟的艺术才能正在于他把这种共性与个性两方面有机完美地结合起来，这也就是恩格斯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化”的方法。 哈姆雷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切，无一不带有人文主义者的印记，又无一不具有他个人性格的色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形象决不会成为“属于一切时代”的典型。无论过分地强调哪一个单方面，都会大大削弱《哈》剧和哈姆雷特形象的典型意义和艺术光辉。 哈姆雷特看到奸王一个人在对天祷告，这是个极好的杀掉他的机会，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这既是一个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影响的人文主义者的蠢举，也是他的性格所体现出的一种弱点。“哼，这是花钱雇人干的事，不是报仇。”凡事要光明磊落，这本是优秀的品德，但对付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敌人，这样做就无异于农夫和蛇，无可赞赏。而敌人也正利用他的性格特点来对付他，奸王为莱阿提士设计时就说到：“他（指哈姆雷特）这个人，向来随便，最是大方，从来不会想到暗算的事，他绝不会细查兵器。这样你就可以从容自在地或者稍微使些手段，挑一把锋利的剑，接着在练习的时候就给他一下子”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他的种种表现，种种矛盾，都可以作这两方面的分析理解，就不一一详述了。最典型的就是他的一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集中而充分地体现出他的矛盾的思想和性格两方面的因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哈姆雷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带有人文主义者在动荡时代，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疯狂反扑面前所必然表现出的共性弱点；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格忧郁，孤独，思想活跃但不够决断，语言激烈而行动上常犹豫的人。这个思想上和性格上都带有某种先天缺陷的人被现实卷入尖锐的政治斗争，他必然无力担负历史落在他肩头的重担，“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恩格斯）”。封建势力的强大，人文主义的软弱，是悲剧产生的基本原因；而哈姆雷特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又使这个悲剧必然在他身上演出，既不是别人，也不是别种方式。所以，这是个命运与性格的双重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