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陌红尘杜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兵家的管理思想及主张 （一） 信息管理思想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信息对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信息是决策的基础，是预测和判断的依据，是及时纠偏、防止失败或减少损失的前提。先秦兵家的军事论著中对此有比较成熟的思想，特别重视信息管理在用兵作战中的决定性价值，它的著名论断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一书开篇即说: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 较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索情”，即掌握信息。兵家认为，高质量的索情必然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客观真实性和全面精细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在索情活动中应该摒弃任何带有主观色彩的方法或手段。孙武就明确反对三种“索情”方法， 一是“取于鬼神”，认为占卜问神无济于事， 一是“象于事”， 即对信息作经验主义的模拟揣测， 一是“验于度”， 即运用陈旧方法对信息作教条主义演绎、验证， 强调“索情”的正确方法是“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不允许掺杂一点迷信或主观的成份， 这样才能确保信息的客观与真实。 全面精细性，是指应当搜集所有的相关信息。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就说: “料敌者， 料其彼我之形”， 而他所说的“彼我之形”， 就包含了将吏、主客、排甲、器械、教练、地势、城池、骑畜、粮储、工匠、资货等等。而孙武将影响战争胜负的诸多信息归纳为“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指敌友我的国情政情，“天”指各种气象情况，“地”指各类地形、地物， “将”指将帅统领军队、训练士卒、提高战力的各种才能。“法”指军队管理、后勤供应的各种制度、法令等等。可以说与军事有关的所有方面的信息都在搜集之列。其实， 不惟军事谋略如此， 政治、外交、商战、体育等谋略的成功， 都离不开全面掌握信息。 收集到信息之后，兵家还主张要进行分析。因为搜集到的信息往往是零碎的、杂乱的， 仅凭这些信息素材， 仍然无法形成正确决策， 因此， 更重要的工作还在于对信息的分析， 即孙子所说的“较计”。“较计”包括整理、分析、比较诸方面的内容。剔除与军事无关的其它信息， 从而使表面上互不相关的信息素材系统化、条理化， 从中找出最有利用价值的信息，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孙子就“五事”相对应地提出了“七计”，包括“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分析比较的目的， 在于以己之长， 克敌之短。 兵家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很讲究方法和手段，用间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用间”是收集敌方内部情报的最有效的手段。“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就是利用敌方的普通人做间谍。在两国发生冲突时，“因间”往往比较活跃能提供有效的信息，但容易被敌方识破而被将计就计地使用反间计。“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就是收买敌方的官员做间谍，由于物质利益的冲突或部分官员立场不稳、品行不佳等原因，某些官员常常能为我所用，成为我方的情报员。“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这是指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方效力。反间计最易以假乱真，一种是捕获敌方的间谍后，暗中重金收买使之成为双重间谍；另一种是发现了敌方的间谍后，将计就计，向他提供假情报。“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指故意制造各种假象，使敌方怀疑自己的间谍或者了解我方弱点的人，乃至将其处死，借刀杀人。“生间者，反报也”，令派往敌方侦察后能够活着回来报告情况。（二） 目标和决策管理思想 目标管理是通过目标的制定、实施和评价等一系列的工作，达到预期效果的心理管理功能。目标管理是收集信息直至最终决策的基础。“全胜而非战”的管理心理目标，是以孙武为代表的先秦兵家提出来的。先秦的兵家著作对此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因而这一时期有比较丰富而成熟的目标管理心理思想。 《孙子兵法》提出“全国为上”，即在保全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获得完全的胜利，而是“全胜”目标的最好诠释。 《孙子兵法》中提出的目标分为五个不同层次，“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可以看成远大的战略目标和较近的战略目标。在这五个层次上，又有“全”与“破”两个水平。孙子认为“破”即通过直接的交战获取胜利，这不管取得多大的利益，总是其次的，直接作战必然有伤亡和损失；“全”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这样既能实现目标，保全利益，又不会造成损失，这才是“善之善者”。“全胜”是孙武希望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 在确定的目标之下，有目的性地获取足够的信息之后，决策是关键性的管理环节。孙子的决策心理思想以“全胜而非战”为目标，以全面的信息管理为前提，并且包含有三条原则：“善之善者”的优选原则、“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 一是“善之善者”的选优原则。科学的决策必须来自多项方案的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决策。选优原则包含两方面：其一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其二是“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孙子坚决反对那种人云亦云的决策方案，也不同意那种全票一致通过的决策项目，他用三个比喻说明真正英明的决策应该超过普通人的认识和理解能力。 二是“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决策确定之后，由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在实施过程中要建立反馈，随着敌情的变化不断改变策略，及时调整纠偏。这足以从一侧面窥见孙子十分重视信息反馈对决策的重要意义。 三是“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奇正是指军队作战的变法和常法。在战法上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用特殊战法为奇。奇兵、正兵、奇法、正法等都是决策中的备选方案，备选方案越多越能应对各种不同局面。“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之”，“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要使形势向有利于我方的方面转化，善于利用变化就可以取得胜利。 在决策管理中，兵家认识到时间的重要作用。时间对于作战取胜关系尤其重大，所以他们特别强调用兵之迅速及时、把握节奏、反对旷日持久。《孙子兵法》中多处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是迅速快捷，攻其不备；“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这是有张有弛，节奏合理；“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是反对久战。 在决策管理中，兵家也认识到环境的影响。但是先秦的兵家著作主要论述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对军队作战成败的影响，兵家的环境仅仅局限于自然环境。他们的主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善于观察地形地势，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第二，根据不同环境的特点，进行不同的利用；第三，不同兵种在不同环境应根据各自的利弊发挥作用。（三）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管理离不开人依据客观条件， 发挥主体作用， 确定目标， 作出决策， 制定计划， 采取行动。因此， 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尤其是能否对作为人中精英的人才进行有效管理，关乎事业的成败得失。对此， 古代兵家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所谓“举贤授能， 不时日而事利”，“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贤人所归， 则其国强， 圣人所归， 则六合同”等等议论， 都把能否选拔、任用贤才能士， 看作关系到事务能否顺利进行的头等大事， 甚至国家的强弱兴衰也与此密切相关。（1） 人员的甄选和培训 首先是对将领的选任管理。孙子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才，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品格，强调优秀的领导者或管理者要有领导智慧，决策智谋，以诚治众，以仁怀人，勇于负责，办事果敢，严明纪律，赏罚分明等品质。此外《六韬·论将》有“将有五材十过”之说， 《淮南子·兵略训》有“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之说， 诸葛亮所提的将有“五强八恶”之说。 这些论述大体可以概括为德、学、识、才四个方面，其中才的探讨最为详细深刻。“才”指处理事物的能力，包括： 使用权柄的能力。当需要行使权力时， 应该做到“上不制于天， 下不制于地， 中不制于人”。“军中之事， 不闻君命， 皆由将出”。 管理能力。要真正做到“赏如日月，信如四时， 令如斧钺， 制于干将”，使上下一心， 步调一致。 决断能力。当需要作出决断时， 要果断决策， 不能有丝毫迟疑、拖延， “用兵之害， 犹豫最大， 三军之灾， 生于狐疑”。 应变能力。当客观实际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时， 应该做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此策阻， 而彼策生”，因时而应事。 在“举贤授能”的工作中， 兵家还十分重视对人才进行考察， 总结出了许多“察才”的经验方法。如《六韬》就提出了“六守八征”的观人知人之法，诸葛亮提出“知人七道”。兵家的这些察才之法， 强调考察人才， 不仅要听其言， 而且要观其行， 不仅要识其才， 而且要辨其德， 不仅要在一般性日常工作生活中考察人才， 更要通过特别设定的环境情况来辨识人才的高下优劣， 唯其如此， 才能达成“举贤授能”的目标。 除了对将领的管理之外，兵家也注意到士卒的管理。《孙膑兵法》中说“兵之胜在于篡卒”，《尉缭子》中说“武士不选，则众不强”，也就是精选士卒。如何选拔，这一时期没有进一步的阐述。《吴子兵法》强调“用兵之法，教戒为先”，这就提出了人员的培训。关于人员培训，兵家主张两个方面，缺少其一则有缺陷。一个是训练作战技能，要求人人学习战术，精通武艺，并且相互传授，提高整体力量。另一个是对人的心理素质的培训。首先，要训练士卒服从命令，这是治理好军队的前提，“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其次，要训练士卒有不避刀刃、舍生忘死的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勇敢精神，“为将忘家，逾埂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2） 人员的激励 人员的激励可以分为正激励和负激励，即赏与罚。兵家著作对此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尉缭子》提出，“明赏赍，严诛责，止奸之术也”，“赏如山，罚如溪”，《孙膑兵法》认为“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除了赏罚，兵家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对于现代人力管理还是很有借鉴意义： 一是榜样激励，“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只有将帅身先士卒，才能使士卒听从指挥。 二是关怀激励。《孙子兵法》说：“视卒如婴儿，则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三是士气激励，这是我国古代兵法中特有的一种激励模式。《孙子兵法》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据此“朝气锐，昼气堕，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这些说明了士气在作战中的重要。孙膑把在一次作战的全过程中激励士气的方法分为五种：激气、利气、励气、断气、延气，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不同的方法。 四是投险激励，即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孙子兵法·九地篇》写道“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聚三军之众，投之以险，此谓将军之事也”。这种投险激励与现代管理学中的“救灾式管理”相似，即利用灾难式的情况，来激发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内在的潜力，产生特殊的效果。（3） 人员的组织 战争的指挥者肩负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军队的责任。然而。即使是三军统帅，也和普通人一样，能力有限。有人研究认为，一个人能直接有效指挥的下级的数目，一般是六个，这就是管理幅度原则。[1] 孙子说：“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意思是要做到领导许多人像领导几个人一样，办法是将众人分别人数划分一定的组织结构，例如形成“军—师—团—营—连—排—班—组”的结构。这就解决了领导者有限管理幅度和被管理者人数众多的矛盾。 但是这样的组织结构有个缺陷，信息的传递是不及时的，于是在实际的作战管理中，选择当时最佳的信息传递工具——金鼓和旌旗，用来克服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空间障碍。 希望采纳，谢谢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条件，充分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这里所说的“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管理目标，“天”和“地”相当于时机和环境，“将”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则相当于制度、纪律、组织。“法”即是经营学中的经营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