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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找到没？若还需要的话，不妨借鉴下（历 史学研 究），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 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 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 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再考赤壁之战[摘 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 一 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 二 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 三 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 考 文 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