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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父母对你啰嗦关心好还是对你不闻不问好？展开讨论。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名著中最耀眼的明珠，它留下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让后人研究，学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书中二位至关重要的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是怎样的形象与地位呢？ 于是历来红学家或是平常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中大概存在了三种态度，即褒林贬薛，褒薛贬林，和林，薛双峰并存之说。 曹雪芹在前八十回的小说中，到底是褒义地描写林黛玉，还是带有编贬意地描绘薛宝钗，亦或正好相反？我认为第三种看法似乎更客观更公正一些。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先来讨论林黛玉。在整部书中，林黛玉地重要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没有林黛玉和宝玉二人的爱情情节，那么红楼梦就将不会存在了，所以对于林黛玉这个人物曹雪芹是满含同情，精心刻划的，无论如何林黛玉这一形象在曹雪芹笔下是正写的，而绝无任何蔑视。 那么薛宝钗呢？她在红楼梦中的出现是个反派人物吗？ 我想曹雪芹创作薛宝钗的目的不是把她写成一名让人厌恶的人物，相反薛宝钗只是不同于林黛玉的另一种典型女性，作者是十分客观的描写她，而没有刻意去褒扬或蔑贬她。 “拥林派”贬薛的重要证据主要有二条，其中之一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薛宝钗扑蝶不想偷听到了小红所说的关于与贾芸纠缠不清的悄悄话，为了隐藏自己多余的到来，薛宝钗在小红等人发现自己时，说了一段被认为是作者曹雪芹贬薛的话语，即表明先前林姑娘在这儿，而不是自己。 这段话终于被人落了口实，于是人们便认为，薛宝钗的多么虚伪，她将黒锅背在了林姑娘身上，让小红等人的多疑转到了别人，而自己则聪明的摆脱了干系。 其实我倒认为这一点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从心理分析，当薛宝钗这样正统的女子听到小红所言的心里话都不免会心中暗惊，并急欲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知道了此事。宝钗是大观园中聪明，能干的少女，事试想当时她急中生智相出的应付话语只能说明她机智过人，善于应变，十分巧妙的渡过了一场尴尬的面对。至于指出林姑娘在此间，不过是随意找个人来圆谎罢了。我想这一情节的描写实是完善了薛宝钗善于应付复杂局面的性格，曹雪芹在此并没有真的在贬薛。 “拥林派”贬薛的另一重要证据便是王夫人的丫头金钗头井自尽后，宝钗对王夫人的一番话。 人们认为这又说明薛宝钗蔑视地位低下的丫鬟，并欲得到王夫人的好感，以期她最后终能成为宝玉的金玉良缘。 我们分析这段话的同时，首先还应注意说话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金钗一死，事后王夫人的确有点后悔及自责，这在她的话中得到了体现，那么薛宝钗作为一名后辈且是贾府的宾客身份，（试不谈她是否真知道事情的经过真像）她此时自然的反应便是要极力劝说王夫人不要为了此事伤了身子，并进行一番安慰。想明白了这一层，薛宝钗的话就显得十分正常了。为了安慰人，对于一个被主子打了一记耳光便去投井自尽的丫头你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是认为她死的太不值得，有点傻吧。 而为了安慰人，对心中存又自责的王夫人，你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说服王夫人多给一点钱给死去的金钗的家人，以消除一些愧疚心情。 所以曹雪芹描写薛宝钗这段话根本不在于贬抑她什么，而是通过这说明了薛宝钗善于待人处事的性格。而这一点正是林黛玉所缺乏的，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王夫人跟前的会是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呢？林黛玉就算来了，大概也只有陪王夫人一起落泪而已，而绝不会说出宝钗所言的那番话。各人性格不同，所言所行就有分别，但你不能就以此认定谁优谁劣，从而作为褒贬的证据了。 当然也有人会问，在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爱情游戏中，作者曹雪芹难道就没有任何的态度偏向？ 不，恰恰相反，曹雪芹笔下有着鲜明的态度，宝玉真爱的只有黛玉一人，他与黛玉之间的性情是相通的，作者对此的描写也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 但对于薛宝钗，作者并不采用贬的写法，而是客观的描绘出她的美丽，大方，道德标准。读者要认真体会的是她的行为举止都往往出现在贾府掌权阶层的面前，如贾老太太，王夫人，王熙凤等，这就无形中表明了她最终将深得她们的欢心。而林黛玉却只是在潇湘馆中，与宝玉二人沉浸在爱的深潭里无法自拔，却不知最后的结局将是多么的悲惨。 但最终的悲剧有多少是薛宝钗从中造成的呢？这一悲剧其实是封建家庭道德伦理对自由恋爱的毁灭所形成的。宝玉，黛玉是牺牲品，而宝钗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无论是褒林贬薛，或是褒薛贬林的观点都有其偏激的一面。 如果我们能从人物的心理活动入手，那么才能更全面的看待问题，才能把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笔下人物研究地更透彻洞明。 二论林黛玉和薛宝钗 在《红楼梦》中最可怜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了。薛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林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至死也不明白为何宝玉不来娶她。 既然她们俩的命运如此相似，那么，撇开世俗的偏见，对她们的性格做一些比较。 薛宝钗入住贾府较林黛玉晚，而且林黛玉还有身为贾母外孙女这一层关系，亲疏程度，勿庸赘言。但这薛宝钗入住贾府后，贾府上下逐渐发现（或者说更加明显）宝钗的平易近人与温和谦让，黛玉则是性情乖戾，难以侍候，贾母甚至将她和宝玉同视为“小冤家”。 黛玉对宝钗是颇有妒意的，主要原因是宝钗有一个“芳龄永继”的金项圈配那“仙寿恒昌”的通灵宝玉，而且宝钗甚得贾府的夸赞。 尽管黛玉逐渐明晰宝玉对她是一往情深，然而她毕竟不如宝玉见惯名利场，看尽人间的世情百态，因此她无法理解宝玉的那句“你死了，我当和尚”的誓言，反而甚为着恼。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是执着，显露而又坚贞的，王熙凤甚至逗笑她是“未来的贾家媳妇”，她与贾宝玉的爱情由此看来是路人皆知的了。但她仍不放心，在未得到最高统治者——史太君的肯定前她是绝对不会放心的。她不容许贾宝玉对其他女子有任何好感，而且将信将疑地猜忌着各种传说。先有宝钗与宝玉的金玉之说，后有湘云与宝玉的麟玉之配，这些传说无时无刻不扰得她心烦意乱，无法处便拿宝玉出气。尽管她希望宝玉能不介意这些传说看来其实最介意的是她自己。黛玉在初进贾府时曾立誓要谨小慎微，不被他人取笑，而她采取的方式则是先取笑别人或者过分自卫，史湘云吐字不清晰，她就笑其将来嫁个“爱哥哥”，可是当史湘云笑言她与一戏子相像时，她就受不了了，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自悲心理 不容许任何人拿她开玩笑的，就这样，她带着自悲与自卫的包袱越滑越远。 黛玉平生只有两个心思，一个是宝玉，一个是作诗。黛玉和宝钗因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文章韬略皆显奇才，其二人互在伯仲之间。而她们在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上却有很大的分歧。黛玉一心想的是争名夺胜，每次作诗应对必是全力以赴，可以看得出，贾妃省亲时黛玉因题目太少难以尽兴发挥是多么的不甘心，而在菊花赋中以《咏菊》、《问菊》、《菊梦》独占魁首时又是多么的舒畅。宝钗则认为女子无才便德，有了这种思想，无论吟 诗作赋她也就只是聊以应景了。所以，黛玉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与作风较宝钗要积极的多。 这反映在她对香菱不厌其烦的教导，带领香菱去结实王摩诘、李青莲等一代名家，更反映在她后来的重建桃花社，可以说在学问上林黛玉是花费了毕生的心血，而这又是封建势力所不容许的，他们不需要一个会舞文五弄墨的人来作他们的媳妇。从这一点上看，宝玉和黛玉似乎算得上是彻底的反叛者，只可惜他们的终身大事还是要贾母的定夺，也就是说，他们与封建势力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此一来，他二人就变得太不识实务了，既对封建势 力有所希求又不肯老实听话。 那么，薛宝钗又是如何赢得贾府的嘉许，最终做了贾家媳妇的？在见识了通灵宝玉之后，宝钗就已经明白自己的终生归宿之所在，但她并未形之于色，而是绐终做着恰如其的隐忍。平心而论，薛宝钗确实更符合贾母等人的要求，温厚、贤惠而又识大体。从她的身上，也不光看到了她作为封建女子的闺房形象，更看到了她作为一名旷世才女的不朽丰貌。从规劝黛玉读正经书，别移了性情到苦劝其兄薛蟠不要胡作非为至协理荣国府，将大观园让与下人劳作，以节省开支，让我们领略到薛宝钗的确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姑娘。 一般来说，宝黛二人通常被理解为反叛的典型。实际上，宝钗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以讽当朝：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嘲弄了官员昏暗无道，贪得无厌。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没见她说过其他偏激的话，她深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给这个世界致命一击，因此在反抗与忍受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中介点， 较之宝黛，她是否更聪明些？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最终是不幸作结的。宝玉出家、黛玉悲死、宝钗守寡，他们同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尽管宝玉对黛玉爱得死去活来，终究不了黛玉一死的命运，尽管宝玉如何的与宝钗不融合，也终究免不了娶她为妻的结局。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小了，何况又还时时希望得到封建势力的认可，也就只有苟延残喘的分了。封建势力最终是胜利了，这是《金陵十二钗》中预示好的。这位封建文人最终放不下对统治者的幻想，放不下对封建势力的维护，用自己的笔残酷地为他们三人的挣扎划上了句号，从而让整个梦最终成为一场空。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一)从思维方式上看，西方人注重思辩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思辩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手段，并把“分析学”或“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这种实证分析的思想方法进一步发展，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与直观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老子首创了“体道”说。“体道”，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儒家是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的，从中寻找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的印证。中国历史上缺乏实证科学的探索，封建保守思想束缚。 (二)从价值取向看，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他们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靠竞争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 中国古代把并排者之争叫做“竞”，把对面者之争叫做“争”。后来人们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即比赛着夺取的意思。但在中国古代一般把“竞”、“争”当作不好的事情，而提倡“忍”、“让”，缺少对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儒家学说强调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程序，道家学说强调的是“无为、不争、若水、争雌”，儒道互补，再加上皇权的愚昧与残酷，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比较缺少“竞争”的观念。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大才能得到最大利益。在集体中，一人取得成就，被视为集体的成就，集体感到光荣。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情操。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关怀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竞争意识、拼搏意识不强，存在着一种依赖性。 (三)从伦理道德上看，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注重谦虚谨慎，不偏不倚。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 中国文化在个人取得成就时，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而是提倡谦虚谨慎，反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种谦虚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是行不通的。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担心创新危险，行言立事，总要瞻前顾后，权衡左右，喜好事事而安，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对待家庭，喜欢大家团聚，老人帮助照看儿孙，以备养老送终。家庭成员互相依赖，互相帮助，虽然密切了亲情关系，但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青年人独立能力的养成。 (四)从行为规范上看，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在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以追求私利为目标，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以制裁人权的侵犯，因此，西方国家法治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的义利思想的影响，重义轻利，重情轻法。孔子在《论语》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当成最高准则。儒家强调，不能驱义逐利。由于自古以来主要靠道义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维系社会，而不是靠法律约束，因此，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五）从社会关系上看，西方人平等意识比较强，中国人等级观念比较强。西方的平等意识强调个人竞争之上的平等，无论贫富，人人都会尊重自己，不允许他人侵犯自己的权利，同时又能充分尊重他人。很少人以自己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的贫寒出身为耻，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