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会计模式

我国会计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 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 春秋以至秦汉，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 唐宋时期，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 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帐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会计制度经历了文字叙述式到定式表达式、从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的演变过程。单式簿记经历了从三柱结算法到四柱结算法的沿革，而复式簿记则经历了从龙门账法到四脚账法的演进。

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

帐房先生是古代的一种称呼，实际上就是现代的会计。

古代所称的帐房先生,实际上就是现代的会计。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逐步演变为专业服务性行业,称谓会计公司、财务公司、代理记帐公司等。不管何种称谓,他的职能就是建帐、记帐,管理所辖财务。

会计分录

在复式簿记系统中，至少需要两个会计分录来记录每个金融交易。这些条目可能出现在资产，负债，权益，费用或收入账户中。将借方金额记录到一个或多个账户以及向一个或多个账户记录相等的贷方金额导致总借方等于总帐中所有账户的总贷方。

如果记录的会计分录没有错误，则具有借方余额的所有账户的总余额将等于具有贷方余额的所有账户的总余额。借记和贷记相关账户的会计分录通常包括两个账户中的相同日期和识别代码，以便在出错时，每个借方和贷方可以追溯到日记账和交易源文档，从而保留审计跟踪。

会计分录记录在“账簿”中。无论哪个账户和特定交易影响了多少账户，资产等于负债加资本的基本会计等式都将成立。

A官厅会计古代会计阶段古代会计阶段一般是指复式记账法出现以前这一段时期.有人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有了反映经济情况的简单的和计算.最初的会计只是作为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由生产者在生产时间之外的时间把收入、支出等事项记载下来，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才有了专门的会计。这一阶段会计的特点是：会计以实物和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作为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以官厅会计为主，会计核算采用单式记账。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官厅会计核算中，以“入”、“出”作为记账符号已基本成为定式。在官厅的文书中经常能够见到这样的俗语，《左传》中就有：“尽出之”，“谷出不过籍”，“量入修赋”，以及“入币财”等等说法。《管子》一书中也有：“凡出入……”，“财之所出”等说法。秦国的法律条文中凡涉及经济事项，对“入”、“出”的运用更加直截了当，干脆明确。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中有“入钱”、“出钱”，《效律》中有“入禾”、“出禾”，清楚地表明了每笔经济事项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秦简分析考察，会计记录符号的使用较之前朝又有了显著的进步。学者们在对相关秦简进行分析之后，发现秦简中每笔经济事项记录的基本内容以及各构成部分在会计记录中所处的位置，一般有以下两种模式： ①经济事项发生的时间→会计记录符号→会计对象的名称→数量（金额）及计量单位； ②会计记录符号→会计对象的名称→数量（金额）及计量单位→经济事项发生的时间。 也就是说，这时作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入”、“出”，其位置一般已摆在每笔经济事项的前面，这是会计记录方法规则化的突出表现，也是这个时期会计记录方法方面的突出进步。会计记录符号置于每笔经济事项的前列，其优点在于：它能够突出地反映每笔经济收支事项的性质，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出每笔经济事项在会计记录中的方向；它使得会计的书面记录清晰划一，是会计记录规则化的重要前提，它便于经济事项的分类计算和汇总考核，有利于提高会计核算的速度。 上述史实表明，在战国时代，以秦为首的封建国家，已开始进入到我国古代“记账方法”的第三阶段——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阶段。--------------------------------------------------------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会计记录方法的变革时代，是从文字叙述式的会计记录转变到定式简明会计记录的过渡时期。所谓定式简明会计记录，就是运用一种既比较科学又比较简要的记录方法所进行的会计记录。这种会计记录的特点在于，一是能够简明扼要地反映会计对象，二是已初步有了一定的会计记录格式但仍然保留着单式和序时流水式的记录方法。 在这个时代，文字的革命和数学的发展，以及计算工具——算筹的运用，为会计登记方法上的进步创造了条件。简策文已成为文字的主流，尤其到战国时代文字较之以前已有了明显的简化，并大致趋于规则，已经能够从根本上摆脱原始文字的象形字体。这些变化为会计籍书的登记提供了方便。那时候，一支竹简一般刻写一列，一列少则刻有七、八字，多则刻有二、三十字，一笔经济收支记录一般可用一支竹简刻录完毕，多则刻写两支竹简。文字的简化，记录方式、方法的简便，使经济收支记录从烦琐之中摆脱出来。对于经济收支事项的记录，从总体上讲可以达到系统和细致，从个体上讲则可以达到简明扼要，一目了然。by---康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