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非洲
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萌生于人类识别和监督的需要，孕育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思想的演进是会计思想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夏代作为古代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它所建立的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的邦国组织，不仅为以后商周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形成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会计思想的最初萌芽；商代为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可以说，从这时期开始，真正的会计思想才初步形成。 夏朝时的会计思想 夏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是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在前期仍是原始社会，中期才可能是奴隶社会，“从物质文化的具体特点来说，商周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与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夏文化阶段。由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所体现的社会形态来观察，和传说记载中（关于）夏朝的情况有些类似。”有关夏朝的史料非常缺乏，我们只能依靠推测和传说来考察这一时期的会计思想。先来看一下夏朝的技术背景和制度背景。夏朝不仅有石骨器、铜器和车舟的制作技术，而且陶器的制作技术比以前更加精细，生产工具也由石器逐步演变为铜石并用，“自铜发明（按：指铜的冶炼），首先制造者为利器（按：指兵器）与工具。利器如刀，为防身所必需；工具如铲，为耕种所必需。”由于铜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再加上农业施肥和灌溉技术的发明，原始社会的生产协作逐步向生产过程的个人化发展。土地所有制由原来的氏族所有渐渐演变为大家族所有，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为大家族和特殊的小家族，原来以性别和年龄的分工逐步演化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分工。生产过程的个人化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又休戚相关，“生产过程的个人化既是私有财产出现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私有财产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关心投入与结果的比较，从而使会计思想从简单的计数反映发展到主动的核算和监督。家族间分工活动的出现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商业活动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也就相伴而生了。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也逐渐产生计数的思想，这是人们识别和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一种本能体现。“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会计计量思想的最初萌芽－“简单刻记”和“结绳计事”也应运而生，这种计量思想是人类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为了生产实践的基本需要而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们注意管理经济的最初表现。这种基本会计思想的出现，中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伏羲时代即有“结绳记事”之法的出现（虽然只是传说，但从文物和史料记载上，可以断定在伏羲时代已存在这种计数方法。），据说古代秘鲁人的结绳法是十分全面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用绳结表示。“通常以主绳为干，上系各色小绳，因事物种类之别，而各异其结，如以黄色表示黄金；白色表示白银；绿色表示谷物。数星方面，见单结表示十，双结表示二十，重结表示百，二重结为二百等等。”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约是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由于部落间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仅靠结绳已无法满足交易和生产活动的需要，最初意义上的会计凭证－“书契”开始出现，“黄帝命隶首作数，以率其羡，要共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制定会计计量标准的思想－度量衡的出现，则标志着会计记录方式有了最初的萌芽，不仅有明确的量的观念，而且对实物的确认也有质的思想，“书契”作为记帐凭证的应用，使我国会计出现了最简单的轮廓，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史上一件大事。 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会计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会计思想要想能够反映和促进技术的进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进必须能够容纳和促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以文化为核心的制度背景，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有的以“帝王文化”为特征的产权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帝王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王权所有的产权思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王权所有的思想是在国家出现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剩余产品交换活动一般是在氏族首领间进行的，这为氏族首领利用公共权利为个人利益而侵占公共财产创造了条件，从而刺激了氏族首领对公共权力的崇拜和追求，更多的公共权力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频繁的战争最终导致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力量—国家的产生。 中国国家的形成与雅典和罗马均不相同，国家的形式既不是氏族集团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的，而是氏族内部先分化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此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其特征包括：土地国有；租税合一；专制主义；水利灌溉；农村公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和各种各样拟血缘关系的“家”，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宗法原则，所构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形式的产权都带有超经济的色彩，“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者惟一的所有者”，最终形成“朕即国家、朕即天下”的思想。而会计作为反映产权变化的工具，产权超经济的特征必然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父权家长制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的演化结果，其本质特征是家庭制，国家作为家庭的扩大，必然使统治者把族权和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齐，构成政治体制的基础。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作为国家财产“唯一所有者”的需要，必然会把会计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韩非子·饰邪》所记载的“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的传说，即反映了大禹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对各部落进行贡赋缴纳的会计考核中，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采取的严厉措施。 夏朝有关会计的传说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会计思想一些最简单的推测，夏代物质产品逐渐丰富，交通工具有了较快的发展，“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为商品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会计产生的可能性提供物质基础。伴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如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会计出现的必要性，由社会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可能性和由处理人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必要性，两者有机结合，决定了会计产生的必然性。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会计邀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这三种说法反映夏代已有贡赋征收的制度，会计作为反映实物产权变化的工具，必然存在着会计对贡赋核算的思想。夏代时计量手段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人们已经开始用实物来度量，“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则是反映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没有某种衡量形式，财产权就不可能建立，交换也不会发生。”会计作为反映财产权变化的思想也是计数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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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绳” 说 古 今 “ 结 绳” 说 古 今游修龄人类在有文字以前，相当普遍地曾有过一个结绳时期。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庄子也指出上古时代许多氏族如容成氏、大庭氏…伏牺氏、神农氏等“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这是非常正确的。最初的结绳是为了帮助计算数目和记忆数目之用，接着便发展为记录大事以及各种更多的用途。可是，把所需记录的信息都寄托在绳子上，终于是一种潜力有限的方式，一旦人类走上了文字的道路，结绳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些没有使用文字的少数民族，还保留结绳的习惯。如历史上广西的瑶族，遇到双方辩论说理时，各人手里拿着一条绳子，每说出一个道理，便在绳子上打一个结，辩论下来，谁的结多，便算谁胜。云南的独龙族，如需要各村的族人集合开会，或准备械斗，具体的集合时间即是用结绳通知，即事先准备好许多绳子，毎根绳上都打上同样数目的结，代表距离集合的天数，然后分发给毎个村落。毎个村落过一天，解开一个结，到全部结子都解完了，就是出发集合的时间了。一个人单独出门时，也是随身在腰上带根绳子，走一天，解开一个结，到达目的地后，把结子数一数，就知道一共走了几天的路。世界历史上使用结绳最为发达、复杂的是南美洲的印加（Inca）人。在秘鲁利马省的拉帕村里，曽发现一根长达250米的印加人记事绳（Record keeper）是用来计数和记事的，当地人称之为Quipu，即一个绳结之意。这绳是用羊驼和骆马的毛织成，染成各种颜色，最多的有七色。记事绳是以一根粗长的绳为支架，各色的细绳垂挂在粗绳上，结子是打在细绳上。毎个结子都同一定的口语解释相配合。没有这个相应的口语解释，结子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即不可解释了。管理结绳的人懂得这些结子包含的信息，他们被称为“司结吏”（Quipu-camayos）。每个州政府都有好几位司结吏，只有他们能确切掌握该州的人口、氏族、兵员、仓库财产等的数目。这种结绳已经知道十进位法，甚至于懂得使用“零”（用空位表示）的概念。西班牙征服者初接触印加人时，对这种结绳的方法非常惊异而钦佩。印加政府是通过邮递系统，传达这种结绳，借以了解各地区的农业收成，税收情况，帐目，以及敌情等，可说是没有文字时期最为发达的一种信息载体了。结绳时代早已过去了，可是结绳时代一些做法在中国却通过文字的含义，潜在地继承下来，不经指出，不会觉察罢了。最典型的是“约”字，“约”在甲骨文中，是用手打结的样子， 《说文》释约：“约，缠束也。从系，勺声。”缠束就是打结的绳子。《周礼》中有“司约”的职官，其职责是“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这同上述印加人的 Quipu-camayos 完全一样，故我将其翻译为“司结吏”。司约完全是结绳时期负责结绳的人，进入文字使用以后，继续担任类似的职责的官吏。约剂之“剂”，是一种书劵，即订约以后，写在简牍或纸上，双方各持一半。也就是说有文字以后，司约者已从结绳转到负责订立书劵或书契了。这在现代相当于外交部的条约司的任务了。“约”从打结这一具体操作，引伸出约会、约盟的含义，在现代称为订条约。凡是订约的事，双方都有遵守的义务，也即双方都受条约的约束。 汉高祖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就是后世的成语“约法三章”的来源。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就是指一个人既要博求学问，也要自觉受礼的约束。现在不是有不少干部学问能力都好，就是不愿受公共道德和国法的约束而胡作非为吗。“约”和“要”在古代是相通的，现今口语“简要”和“简约”的意思也相同。《周礼·秋官》有个有个“士师”的职称，是负责年终“正要会”的，“正”是重新校正。“月计曰要，岁计曰会”。是说每月统计一次叫“要”，年终统计叫“会”。年终时对全年的统计进行总校正，是士师的职责。这月计之计和年终之会，就是现今“会计”一词的来历，追溯起来，都是从结绳时期沿袭下来的。古代除了结绳计数，也还有其他的计数方法。如刻木、数种子、数石子等。贵州的苗族，以前“其生儿女，取竹筒一具，封其口，每月圆一次，即知为一月，投一小石于其中。阅岁，出小石，易以较大之石。其人死，开筒数石，石大若干，石小若干，即知其人以若干岁若干月而死。“（刘禹锡《岭表记蛮》）建国前，解放区选举村干部时，因为村民多不识字，采用候选人坐成一排，每人背后放一个钵头，选民要选谁，就用一颗黄豆或红枣，放到他背后的钵头里，最后清点黄豆或红枣数，按多数的人当选。以前的手摇计算机，英语称 Culculater ，其动词计算叫 calculate，计算的名词叫 calculation，语源出自拉丁语的 calculi，即鹅卵石， calculi 又来自希腊语 khalix，是小卵石的意思。拉丁语calculum ponere ，是指放上石头，sub decerecalculum， 是指拿掉石头，也就是用鹅卵石进行加减的算法。进一步的发展是拿石子作分配俘虏、物品、或土地投签之用。五十年代时，用电力代替手摇，称电动计算机 （electritic calculator） 。接着就是电子计算机 （electritic computor）登场，世界从此进入信息时代。 computor 在拉丁文中是 calculator 的同义词，之所以改用 computor，可能是避免与手摇的 calculator 引起误会。从鹅卵石派生的字，象 calculosis 是人的结石症， calculary 是结石的，都是有着共同的语源。可见在有文字以前，用石子计数是不分中西，共有的经历。从结绳时代到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起了无法形容的变化，可是并不能割断历史沿袭下来的、无形的影响，表现在人们所使用的词汇、概念、思维方式上，你认识到也罢，不认识到也罢，历史的长河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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